当时农耕帝国的主要外部威胁还是来自北方、东北方的游牧渔猎文明，而不是来自海上。从这点说，大帝国想长时间抵御其他民族入侵，定都北京是最佳选择，因为帝国首都天然就是军力最强的区域，最有利于解决北方边患。虽然有粮食供给问题，但漕运基本可以解决。相对的，如果定都北方其他边防重镇，宣府、大同之类，那真会出现粮食枯竭。只有北京既是边防重镇，又是漕运码头。如果定都南京，北方一线很难长期防守北方游牧民族。
比如唐代，中央军开始很强，四面出击。但慢慢一定会腐化和没落，这时只能靠坐大藩镇来防守北方，结果内轻外重，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皇子不可靠。西晋大封诸王，希望兄弟拱卫京师。结果自己先打得鸡飞狗跳，然后五胡乱华。朱元璋当初也是这么设计的，结果刚熬到第二代就崩了。靠层层监视，频繁轮转也不管用，宋就是一例，军阀造反倒解决了，外战实力却不一样了。
朱棣迁都虽然有私心，但战略眼光还是独到的，聚焦最关键的问题，容忍可以解决的缺点。江南地区作为经济重心成为了朝廷财政最为依赖的支柱（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华北、中原和关中地区等地区的相对萧条）。两个条件就导致了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大分离：北方特别是边境地区担负了重大的军事防卫职责，但自然条件差得多，经济落后，因此根本无法供养足够的驻军，必须仰赖南方的财政。
而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生产力水平更高，军事压力小，其定位自然而然就成了北方军需的供应者。如此严重的分离在中国历史上各统一王朝中又是前所未有的：秦汉唐的军事压力和经济重心都在北方，朝廷所掌握和依赖的军队大体上可以实现由所在地区自给；而宋朝虽然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将告完成，但北方边境也大大南移了，导致军事压力和经济重心仍然接近。
而明朝的交通、物流和商业相比前代并无大的发展，加之不成熟的财政制度，这就决定了，明朝统治者必然做不到两头兼顾，不得不作出取舍。常有人说，明是道坎，迈过去是汉唐，迈不过去就是宋，这句话我至少部分同意。在我看来，明自建国至亡国，相关战略决策都是在向汉唐看齐的同时避免自身沦到宋朝的地步。正是在这种考虑下，明初一直竭力扩张，而且是向四面八方扩张，北伐蒙古，南征安南，西北方向上不忘通过外和军事手段试图表现帝国的统治力。
东北方向使朝鲜臣服为忠实的附属国，西南方向上巩固对云贵的统治，还尝试过同西藏发展比正常交流更进一步的关系，同时派出庞大舰队出海展示耀武扬威，扩张受阻后也仍然坚守自己天朝上国的威严，不容挑战，所以在日本入侵朝鲜时不惜派遣大量军队相救，在东南亚发生动乱时也力图干涉；即使是后期衰弱了，也要死守住北京城。
自土木之变以来，历代皇帝和朝臣无不视南迁为奇耻大辱，无不以靖康为戒。这种血性，这份骄傲，虽然多次鼓舞着君臣将士以北京为最后底线进行抗争，哪怕是被打得只能龟缩城内，也不肯弃城而逃，从而迎来了胜利保住了北方国土保住了尊严；但最后却使得崇祯朝廷放弃了南渡的选项，失去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南京到底也没能发挥出首都备份的作用，违背了当初在这里保留六部的初衷，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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