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等等我不行吗？”
“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
“我只有你了。”
成长是指青少年经历了生活的一系列磨练和考验后,进入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成年，这种磨练或考验往往具有仪式性质。电影《我的姐姐》第一次让姐姐作为第一主体发声，通过展现少女成长语境中的局限与抵抗，使以家庭利益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和以个体价值为中心的现代观念之间激烈的拉锯战得以呈现出来。
一、童年记忆：自卑情结的印刻
在整个童年时代，小女孩受到侮辱，感到残缺不全，会促成了她自卑情结的养成。在电影《我的姐姐》中，不论是安然被迫接受装瘸的指令，还是关于父亲“竹笋炒肉”的记忆，或是在游乐园被抛弃的梦境，都在表达安然的童年被他者的意识所灌输着。在安然装瘸的童年里，她受到来自同龄孩子的侮辱，安然健康的身体也因装瘸而导致心灵变得残缺。她唯一一次的抵抗便是悄悄在屋内跳舞，却因失去再生资格被无情训斥，为了讨人喜欢，童年时期的安然放弃了自主，成为了屈辱的客体，将他者意识内化为自我的本质。拥有屈辱过去的少女在父母与长辈的规训下，养成了深层次的自卑情结，并印刻在日后的成长历程中。
二、少女时期：主体诉求的驳回
少女时期的安然具有独立倔强的性格，因而在进入大学后，她脱离了父母的控制，展现了独立向上的面貌。在面对父母车祸离世后，安然进入大学后的独立处境增加了抚养弟弟的任务，使她增添了对亲属的依赖与责任。影片中，安然多次情感的爆发都是周围人对她重压下的产物，在与亲属争论房子归谁时；在将表姐赶出自己房子时；在呵斥舅舅对弟弟的抚养方式时；在与女医生争论“当护士怎么了”时；在背着姑母把弟弟送去领养时……她作为个体，比年轻男人有多得多的困难要克服，但无论是她的家庭还是风俗，都不支持她的努力。她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权益而发出主体诉求，却被家庭与社会所斥责，为了维护家庭的利益，安然孤身承担着来自亲属、职场、社会给她施加的负担。
三、成年时期：未知结局的期待
电影《我的姐姐》结局的设置被大量年轻观众认为是坍塌式的崩坏，在结局中安然选择不让别人领养弟弟，让大众认为她依旧继承了沉重的过去的传统，从而无法尽力铸造新的未来。少女最终慢慢地埋葬了她的童年，埋葬了她以前那个独立的、专横的个体，顺从地进入了成人生活。姐姐的“懂事”建立在对弟弟的保护欲上，二人共处一室建立的情感使她逐渐归顺，给弟弟做了包子，对弟弟说“如果早一点认识你，我就会多爱你一点，少爱自己一点”。在传统思维里，人们给了少女安然一个既定的结局，即被弟弟的感化并顺从长辈的意愿，牺牲自己的事业与学业，做一个“懂事”的人，接受自己的女性身份。
作为影片中的另一主角——弟弟，他代表了新一代的男性群体。就如同片尾曲《姐姐》：“他们说姐姐就应该付出和忍耐，我不明白。哦，姐姐，你去飞啊，放开我的手，就不会累了……”电影的片名是《我的姐姐》，而不是《姐姐》，它蕴藏了对个人本位价值观的融入，也代表着新一代男性的改变，他们开始体谅女性并认同女性对于自我的追求，这便是属于弟弟们的觉醒，也是对姐姐未来的一种期待。
在电影《我的姐姐》中，姑妈在与安然的谈话时说道：“套娃不是一定要放在一起的。”这代表着自己对于过去命运安排的一种自我否认，我们可以从中看见牺牲与奉献背后的苦楚。姑妈告诉安然：我没有教好你，以后的路要你自己走了。这一含泪的对白体现了她对于安然的期望，代表着她对于新一代女性命运的期盼，重塑了当下的姐姐形象，代表了新一代女性要求平权的勇敢态度。
安然在影片中的抵抗是显而易见的，反观结局所引爆的巨大争议，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新一代姐姐们的抵抗，以及不可冒犯的态度。由“旧”向“新”过渡时的阵痛反应刺痛着当今社会的女性，在新一代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都极速提高的现在，新思想与旧意识的碰撞、磨擦、交缠，《我的姐姐》尖锐地提出问题，但最终目的是达到新的和谐，引起观众的反思、警醒和改变，从而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性别秩序和家庭关系。我们应当从中看见新一代少女对于成长语境中的不公进行抵抗的决心，也应当看见抵抗过程中的重重困境，从而摆脱困境，脱离既定的未来。
文|邓伊人
编|肖洋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作者系湖南工业大学在校学生）
（该作品为2021年度“湘观影”“光影铸魂”“光影育人”影评征文比赛三等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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