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在不断变幻的生命旅程里，时间就是个贼。
作家李其恩曾说，小时候他特别不喜欢重阳节，因为觉得去祭祖特别无聊，每次非得在父母的生拉硬拽下，才装腔作势地在坟茔前喊上几句：“太爷爷太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十五年后他的呼喊里多了“爷爷奶奶”，三十年后他的呼喊里多了“爸、妈”，那时候他才明白祭祖的意义。
如今每一个重阳节，他都匆匆前往，隔着墓碑对父母说说话，聊聊天，边上的白桦叶子“哗哗”地响，仿佛那些人都还在身边，心中就会泛起一股股暖意。
这也正说明了重阳节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喝杯菊花酿酒、吃块重阳糕，而是满怀着爱与善意，告诉我们别忘却了那些故人，别忘记了回家团圆，也别忘了从小长大的故乡......
尤其是一直在等待着你的父母，他们一直在默默等你回家，世间皆可缓，唯有尽孝不等人。
就像龙应台在《目送》中说的：“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的确不必追，时间的脚步没人能拦得住。
龙应台65岁时，她92岁的母亲已经不记得女儿的名字了。龙应台去看望母亲前，给她打了个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母亲的声音特别愉快：“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老人把什么都忘了，唯独记得这份喜欢。
女儿也知道母亲最想要的是什么，于是辞职回乡，在最后的日子里，像小时候母亲照顾自己一样，给母亲喂饭、洗澡、梳妆，带母亲散步、看日出日落，为这场亲情缘分，画上了一个不留遗憾的句号。
那么，常伴我们身边的这份【亲情】，到底是血缘凝结成的，还是时间堆积成的呢？
从《步履不停》到《比海更深》再到《如父如子》，日本当代电影大师是枝裕和围绕着家庭亲缘间常见的矛盾以及戏剧化的延伸，带领观者穿越了一组组不同的家庭，体会着支离破碎下暗藏的温情。
这个世界上从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恨纠缠，哪怕有血缘维系，如果不是真心相对，依旧会充满波折。然而一旦倾注了感情，羁绊就会自然生长，就像小说《如父如子》中的良多和庆多，“当意识到孩子也在注视着自己时，那一瞬间，便懂得了什么是如父如子。”
这本感动了无数人的小说讲述了野野宫良多对父子情谊理解的转变。野野宫一家生活安稳富足，父亲良多工作努力、事业有成，母亲温柔贤惠、持家有方，儿子庆多可爱懂事，本以为生活会按部就班的持续下去，谁料一通电话便改变了一切。六年以来朝夕相伴的可爱儿子竟然与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当年在医院抱错孩子的事故。
也许剧情并不出奇，甚至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样的情节安排有着未免太过刻意。但也正是这种刻意的两难，将良多推向了反思感悟的道路，如果生活一直平顺安定，也许我们注定要错过很多可以弥补改变的机会。
我们总以为这样的情感连接和血脉的力量相比是虚浮而软弱的，一开始良多也是这样想的。在知道庆多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果然如此”。良多对庆多性格上的内向软弱，学习上的落后笨拙等等不满在此时有了一种近乎于解脱的轻松，似乎不必为庆多负责是一件令人开心不已的事情。
这和大多数父亲都很像，他们对孩子有付出，但多为金钱上的付出；他们对孩子有期望，又都是子承父业式的期望。当孩子无法达到他们的期望时，他们往往将原因推在伴侣和孩子的身上，却不会反思自己在父亲这一角色上是否失职。
可以说是周围的所有人，包括庆多、琉晴、母亲绿，以及雄大都给父亲良多上了意义沉重的一课：什么才能算亲情，父亲又该是什么样的。
或许两位父亲的一段对话，就足以将作者是枝裕和对父亲这个角色的理解完美地表达出来了——
雄大：“良多先生比我这老骨头年轻，还是多挤出点时间跟孩子一起比较好。”
良多：“这个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亲子关系，我家的方针就是培养孩子什么事情都可以独立完成。”
雄大：“对这些事，你可不能嫌麻烦啊！这半年的‘交换留宿’，我跟庆多在一起的时间，比迄今为止良多先生跟庆多在一起的时间都要长啊！”
良多：“有些工作是非我不可的。”
雄大：“为人父也是非你不可的工作吧。”
的确，完成一个身份的确立需要经历漫长的修正期，当一个男孩长成男人，继而成为父亲，他会天然地将自己所受过的教育和磨砺反射给下一代，而下一代的孩子也将经历如他当年一般的顺从或是抵触。这便是血缘所能容纳的东西，如父如子，一脉相承。
小说的最后，是两家人在一起，庆多平等地和良多说着话，雄大和孩子们正在大笑，此刻已分不清谁是谁的儿子，谁又是谁的父亲.......
何谓父子，何谓亲情？《如父如子》定能带给你暖心的答案。
顺便说一下，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更多关于“人性”的彩蛋——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两家人会在医院报错孩子吗？
如果仅仅是巧合，那就不是是枝裕和的风格了。
说起亲情，估计大家心中的最熟悉的还是杨绛先生的这本《我们仨》。
当初写这本书的想法来源于杨绛先生的爱女——钱瑗。1996年初钱瑗患肺癌转脊椎癌晚期，尽管身体已非常衰弱，钱瑗还是想利用躺在床上的时间，把过去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留为纪念。杨绛先生心疼女儿，劝她停笔多做休息，可停笔后五天，钱瑗便去世了。次年，钱钟书先生也离开了。
人们总说伤心事不能多说，每说一次便是向他人展示一次伤口，次数多了伤口是会发炎的。然而杨绛先生为了为完成女儿心愿，坚持写出《我们仨》，回忆了昔日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以及接连失去双亲的心路历程。她曾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有人说，杨绛先生的文章像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绚丽、柔美、暖和，却毫不刺目。是的，在这本中，杨绛先生将女儿重病住院直至去世这一段讲述为一段梦镜，文字虽然简练，哀伤却是层层递进、浸入骨髓的。
“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
“我的心上又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我的心上连连地绽出一只又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来……”
字里行间弥漫着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读来令人动容，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份爱和疼。
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地联结在了一起。
父母子女以及家的意义都在先生的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就像海桑《给我的孩子》那首诗中所说的，所谓父母子女一场，谁都不是谁的替代品，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希望，都要完成自己的梦想，但这场梦里，定有一道最深刻的印记是留给彼此的，因为爱，永远存在。仅此而已。
这个重阳节，你最想念的人是他们吗？
如果可以，就收拾起行囊去到父母身边吧；如果不可以，也一定要记得打电话告诉他们“天凉加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