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一部深刻的道家哲学名著，这是公认的，但是，在历史上，有不少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老子》也是一部兵书，虽然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老子》主要是阐述道家哲学思想，其关于兵学的论述是为了论证道家的哲学观点，因而《老子》不能称为是兵书，然而，《老子》既是一本古代哲学名著，又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兵书，这样的观点是受到很多人的赞同的。将《老子》作为一部兵学著作来解读，其兵学思想韬略是丰富、深刻和富有特色的。解读《老子》，对于其中的兵学韬略是不能忽视的。
老子像
第一，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这是有可信根据的。首先，老子提出了道家治国的三个基本原则，即"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而“以奇用兵”是老子治国谋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子所阐述的“以奇用兵”之道与《孙子兵法》所论述的“奇正之道”有相通之处。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而《老子》一书中所讲的“以奇用兵”也是非常重视奇正之道的。老子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而所谓“以正治国”，即是“以道治国”或是“以道莅天下”，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以权势治国”，因为这些治国方法皆是背“道”而驰的，与“无为”的原则相对立，是不合乎“天道”的。而用兵却要以“奇”制胜，要用“诡道”，老子强调：“将欲歙（收敛）之，必固（姑且）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与）之，是谓微明。”（《老子》三十六章）这种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战术原则，其实就是一种“诡道”，是出奇制胜的基本方法。老子关于“以奇用兵”的兵家韬略的深刻阐述，表明《老子》是一部兵书。
其次，《老子》一书中，关于用兵之道有十分深刻的论述，几乎论及关于战争的各个主要方面，如战争论、战略论、战术论等。
老子以道家哲学为理论基础，阐述了用兵之道的各方面，阐发了关于战争的种种军事韬略，提出的一系列的军事谋略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
比如，关于战争论，老子提出了著名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的著名观点，反对以兵力称强于天下；此外，老子还提出了“兵者不祥之器”的著名观点，他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三十一章）在老子看来，用兵打仗是不吉祥的表现，不是君子该采用的手段，是不得已才采用的，喜欢杀人的人是不可能使自己的意愿获得实现的。再如，关于战略论，老子提出了“善战者不怒”的观点，认为：“善为士（将帅）者，不武（不尚武）；善战者，不怒（不被激怒）；善胜敌者，不与（不与敌短兵相接）。”（《老子》三十一章）清代国史馆总裁宋常星解释说：“两军对敌，而轻出于怒，必有轻用其锋，而致败者，此不善战者也。善战者，不以力屈人、而能以德屈人，何尝用怒！”这些都表明，《老子》论用兵韬略非常深刻，《老子》是一部兵书。
再次，孙武以及其他兵家深受《老子》的影响，从中吸取用兵韬略，在这一意义上，《老子》是兵学的开山之作。
（一）孙武受老子的影响，吸取了老子兵学思想。比如，孙武吸取了老子关于“祸莫大于轻敌”的思想，肯定了“夫帷无虑而易（轻）敌者，必擒于人”（《孙子兵法·行军篇》）的道理。再如，孙武吸取了老子的“善战者，不怒”的思想，提出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的观点。又如，孙武发挥老子的“不争而善胜”的思想，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选择论，他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并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他还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参看《孙子兵法·谋攻篇》）。显然，老子的用兵韬略对孙武的非常深刻的。
（二）范蠡、尉缭子等也深受《老子》的影响。
老子所提出的“不以兵强天下”和“兵者，不祥之器”的观点，对于后世兵家的影响很大。比如，范蠡受老子的这观点的影响，主张不以兵争天下，不先行用兵。他说：“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国语·越语下》）
尉缭子同样也受老子的这一观点的影响，他指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尉缭子》卷二《武议》）
此外，《百战奇略》的作者也发挥了老子这一观点，认为：“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而用之。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征讨不止，终至败亡，悔无所追。然兵犹火也，弗戢，将有自焚之患。穷兵黩武，祸不旋踵。故曰：国虽大，好战必亡。”（《百战奇略》卷十《好战》）显然，老子兵学韬略对于孙武等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在《孙子兵法》《尉缭子》等兵书中，明显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影响。
最后，历来很多著名学者都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
唐代王真在《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中说：“五千之言”，八十一章，“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这明显肯定《老子》是一部兵书。
明未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道德经》可为“言兵者师之”。清代著名学者俞樾认为，“兵家源于道德”（《诸子平议·补录》），这都表明，《老子》是最早阐述兵学理论的，说它是兵家学说的鼻祖也不为过。
近代学者章太炎认为，《道德经》一书概括了古代兵书的要旨。他指出：“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訄书·儒道》）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南社成员江瑔指出：“老子之言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此即兵家饵敌之策也。又曰：‘知其雄，守其雌，’此即兵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道也。……大抵道家之术最坚忍而阴鸷，兵家即师其术以用兵。”《读子言》
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认为：“《老子》是由兵家的现实经验加上历史的观察、领悟概括而为政治——哲学理论的。其后更直接衍化为政治统治的权谋策略（韩非）。……贯串在这条线索中对待人生世事的那种极端‘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给中国民族留有不可磨灭的痕迹，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种重要的组成因素。”（《孙老韩合说》，载《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在这里，李泽厚先生肯定了老子是对兵家现实经验的总结，因而，是包含着兵学理论的。而且，这些理论经韩非等衍化为权谋策略。
总之，历来有不少学者看到了《老子》中阐述了兵学韬略，既是一部哲学书，也是一部兵书。
老子雕像
第二，老子论“治国”与“用兵”的关系。老子把“用兵”作为是治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兵也是一种治国谋略，在用兵的基本立场上，一样要体现“道”的“无为”原则，所以，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
首先，老子强调∶"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关于"以正治国"的“正”字，是指“正道”，而这"正道"并非儒家所强调的尊仁守礼的“正”；也非法家的“以法治国”为“正”，不是商鞅所说的 “ 法任而国治矣” （《商君书·慎法》），而是指遵循“道”的运行规律来治理国家，即顺其自然，不干预，不偏离，不过头，不回避，亦即顺其自然方是“正”。
其次，老子所讲"以奇用兵"，这"奇"字是指用兵应以奇制胜，用兵要善用“诡道”。老子的“以奇用兵”后来由孙武等兵家发挥为用兵的“奇正之道”，如《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就是说，战时用兵，军事实力是“正”，是从正面的、公开地应与敌征战，但光有实力还不够，还要善用奇计、奇兵，出“奇”制胜，即凭借战略战术的变化，攻敌于不备，以奇克敌。孙子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可见，“诡计”也是出“奇”制胜的重要策略。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所讲的“以正治国”和“以奇用兵”并非是矛盾的。首先，在“以奇用兵”上，老子的兵学与《孙子兵法》的用兵策略是相通的，都是强调以“奇”制胜，包括用“轨道”取胜。然而，对于老子的兵学理论要作具体区分，在道家兵学的“战争论”方面，老子仍然是主张以“正”取胜的，即“用兵”与“治国”是一致的，兵学是治国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仍是要注重“无为”的原则，所以，老子提出“兵者不详之器”的观点，是“不得已而用之”，也就是说，战争是不得已才采用的手段，能不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是最好的；此外，老子还强调“不以兵强天下”，即不借助于军事力量来强势称霸天下。因而，在对待“战争”的基本立场上，老子仍坚持“无为无不为”的原则。而在这“战争论”的前提下，老子在“战略论”和“战术论”方面，老子是主张“以奇用兵”的。也就是说，用兵要讲韬略，能以“奇”为智策，主张智胜，而不主张与敌死拼实力，包括主张使用“诡道”来获取胜利。兵学韬略的意义就在于将帅能以“奇”来克敌。
古代战场
第三，老子的战争观之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在老子看来，“用兵”韬略亦是“治国”谋略，“用兵”是治国的表现，在其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一样要遵循“无为”原则，所以，老子提出了“兵者不祥之器”的战争观。在《老子》第三十章、三十一章中，重点阐述了“战争论”。
《老子》三十一章曰：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这说的是：兵事乃不祥的事物，人们都厌恶它，所以，悟“道”的人是不接纳、使用它的。君子平时以左边为贵，处常事，而用兵打仗时以右边为贵，处反常之事。兵事是不祥的事物，不是君子所接纳、使用的，是万不得已才使用它的，最好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要自鸣得意，如果自鸣得意，那就等于是喜欢杀人。凡是喜欢杀人的人，就不可能得志于天下。吉庆的事以左边为尊，凶丧的事以右方为尊，偏将军位轻而站在左边，上将军位重而站在右边，这是以丧礼仪式来处理用兵打仗的事。战争中杀人众多，是以哀痛的心情来参加的，打了胜仗，也要以丧礼的仪式对待战死的人。
这一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强调用兵打仗是不祥之事，是人们非常厌恶的，而能悟“道”的人是不会接受战争的，因为战争是不正常的，一切都反了，在战争中左右颠倒了，变得混乱了，是不得已才做的事。二是对待战争要以淡然、平静的态度去对待，打胜仗了不要自以为是，因为如果以打胜仗为显耀，就是喜欢杀了，而喜欢杀人的人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志愿和理想的；三是阐明正常状态是以左边为尊显现吉祥，而以右边为卑显现凶恶，而在战争中变得反常了，尊卑秩序颠倒了，就像丧礼一样，偏将站在右边，而主将站在左边，以哀痛的心情来打仗，即便大胜仗了，还是要以丧礼来祭奠战死的人。所以，战争是不详之物，是灾难。
老子还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於郊。”（《老子》四十六章）这就是说，治理天下合乎“道”，就可以太平安定，使战马退到田间给农夫用来耕种。而治理天下如果不合乎“道”，就战乱不停，连怀胎的母马也要送上战场，在战场郊外生下马驹子。显然，老子是反对穷兵黩武的。老子对战争的这一看法对后来的兵家影响很大，形成了中国古代兵法中的“慎战”思想。其实，老子关于“兵者不祥之器”的看法乃是其“无为”治国思想在用兵之道上的表现。
兵者不祥之器
第四，老子的战争观之二：“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老子》第三十章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这就是说：依照“道”的原则辅佐君主的人，不以兵力逞强于天下，穷兵黩武必遭报应，反对战争才有好报。军队所到的地方，荆棘横生；大战之后，必定会出现荒年。善于用兵的人，只要达到用兵的目的就可以了，而不以兵力强大而逞强好斗。达到目的不应太自负了，达到目的不应自我夸耀，达到目的不应自我骄傲，因为达到战争目的是不得已的事，达到目的不应以此逞强。事物过分强大就会走向衰朽，这表明不符合于“道”，不符合于“道”的，就会很快衰亡。
注意这一段话的三层意思：一是真正悟“道”而辅佐君主的人，是不会以军事力量的强大来逞强于天下的，穷兵黩武必定会遭到报应，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大军所到之处，荆棘丛生，战事之后，饥荒就出现了；二是善于用兵的人，用兵是有分寸的，达到目的就行了，不要逞强好斗，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征伐不停，不要自我膨胀，达到战争目的是不得已的，不能一次来逞强显威，欺凌他国；三是事物过于强大就会转向衰败，用兵也一样，符合“道”才行，不符合“道”，很快会衰亡。以武力逞强，必会招来败局。
其实，老子在这段话中强调了“战争论”关于“征战”的两个重要论点：一是“善果而已”，即在战争取得一定战果后，应适可而止，却不可以为获胜了便恃强而强追不舍，这就是常说的“穷寇勿追”，冒进容易吃亏；有道是“骄兵必败”；二是“果而勿强”，即这一段话所讲的“勿矜”“勿伐”“勿骄”“勿强”，因而战胜亦是”果而不得已“，征战中取胜，容易自以为是、骄傲自得，“骄兵必败”是必须记住的教训。
第五，老子战争观之三：“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大者宜为下”。《老子》第六十一章阐述了道家关于“大者宜为下“的重要观点，即：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也。
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
夫两者各得所欲，则大者宜为下。
这就是说，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处在天下雌柔的位置，使天下百川河流交汇在这里。雌柔常以清静守定而胜过雄强，因为它保持清静因而能处于柔下位置。所以，大国对小国谦下忍让，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任和依赖；小国对大国谦下忍让，就可以见容于大国。因而，或者大国对小国谦让而取得大国的信任，或者小国对大国谦让而见容于大国。大国不要过分想要兼并小国，小国不要过分想依附于大国，大小国家都应该谦让，只是，大国特别应该谦下忍让。
这是老子将其“守其雌，知其雄”的“以柔克刚”理论运用于大小国之间的战争和外交角逐方面，强调大国要像江河下游一样，能柔顺清静，对小国应该谦下忍让，不要过分有兼并小国的欲求，这才能取得小国的信任。在诸侯国纷争时期，老子的这一观点很重要，大国对小国不要老想着要将其兼并，而应对其谦下忍让。老子是想通过“无为”之策来协调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不过，当列国纷争越来越激烈时，老子的这一思想是不会受欢迎的，因而，进入战国时期，道家的思想就不如纵横家受欢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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