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号老泉，字明允）和他的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为苏东坡）、苏辙（ 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1039～1112) 。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
三苏像
“三苏”并称始见于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该书卷四“才识条”说：“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三苏图
苏洵的文章说古论今，纵横评说，长于分析，很有气势，代表作《六国论》。苏轼是宋代伟大的文学家，又擅长绘画和书法。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现存2300多首诗，340余首词和散文。他的诗意境新、笔力壮、变化多。佳作有《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他是宋代词坛豪放派的创始人，词作视野开阔，想象丰富，笔力奔放，雄健豪迈。他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文学鼎盛时期的成就。苏辙是个善于驾驭多种文章的散文家，其文“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他的诗又受苏轼影响，风格也相近，现存诗1189首。
清代名臣张鹏翮撰大门联赞三苏：“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三苏祠
苏洵《管仲论》苏洵生活的北宋中期是宋朝最为繁荣的一段时期，当时宋仁宗在位，对外和边境国家签订一系列的合约，对内发展经济，激励文学艺术的传播，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上宋仁宗极力激励发展文学艺术，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这些措施使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贤良之臣在位、若干将才和杰出文士都受到恩宠，朝廷一片升平的景象。但是，北宋王朝由于中央集权以及有关政策而引起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逐渐显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所以，不少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官僚士大夫纷纷要求改革，文人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是当时文人特有的精神面貌。文人们都放言无惮，好发议论，论政、论兵、论史、论道等，成了其时文章的重要内容。这篇文章是作者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针对国家需要有用的人才，给予权柄，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具体创作时间不详。
苏洵像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管仲像
原文：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rǎng)夷(yí)狄(dí)，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hōng)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管仲为相辅佐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称霸于诸侯，排斥打击了夷、狄等少数民族。管仲一生都在为使齐国国富民强而努力，诸侯不敢再叛乱。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相继得到重用。齐桓公最后在宫廷内乱中去世，五位公子开始争夺君位，祸乱蔓延开来，直到齐简公时期，齐国没有一年是安宁的。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功业的完成，并不是完成在成功之日，必然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祸乱的发生，不是发作时所产生，也会有一定的根源和预兆。因此，齐国的安定强盛，我不说是因为管仲，而说是因为鲍叔牙；齐国发生祸乱，我不说是因为竖刁、易牙、开方的原因，而说是因为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人，固然是导致国家动乱的人，再看看重用他们的人，是齐桓公。有了舜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流放四凶；有了仲尼这样的圣人，才知道杀掉少正卯。那么齐桓公是什么人呢？回头看看，使齐桓公重用这三个人的是管仲啊！管仲病危的时候，齐桓公询问可以为相的人选。正当这个时候，我想管仲将推荐天下最贤能的人来作答，但他的话不过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合人情、不能亲近而已。
春秋地图
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tán)冠(guān)而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zhí)桓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唉！管仲以为齐桓公真的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很多年了，也该了解他的为人吧？齐桓公是个耳朵离不了音乐，眼睛离不开美色的人，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开始不重用他们，只是因为管仲在。一旦管仲去世，这三人就可以做官了了。管仲以为自己的遗言就可束缚住齐桓公了吗？齐国不担心有这三人，而是担心没有管仲；有管仲在，那么这三人只不过是普通人罢了。若不是这样，天下难道缺少跟这三人一样的人吗？即使齐桓公侥幸而听了管仲的话，诛杀了这三个人，但其余的这类人，管仲能全部除掉他们吗？唉！管仲是不懂得从根本上治理的人啊！如果他乘着齐桓公询问之时，推荐天下的贤人来代替自己，那么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算是失去了管仲。这三人又有什么可让人担心的呢？不说也罢！
齐桓公
五伯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春秋五霸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再强的了。晋文公的才能比不上齐桓公，他的大臣也都赶不上管仲；而晋文公之子晋灵公暴虐，不如齐孝公待人宽容仁厚。可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承袭了晋文公的余威，在后世还称霸了一百年之久。为什么呢？它的君主虽不贤明，但是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存在。齐桓公死后，齐国一败涂地，这没有什么值得困惑的，因为他仅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却死了。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xū)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dàn)谩(màn)不足信也。吾观史䲡(qiú)以不能进蘧(qú)伯玉而退弥子瑕(xiá)，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天下并非没有贤能的人，实际上是有贤臣而没有明君。齐桓公在世时，就说天下再没有管仲这样的人才了，我不相信。管仲的书《管子》里，有记载他将死的时候，谈论到了鲍叔牙、宾胥无的为人，并且还列出他们各自的短处。这样在他的心中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能托以国家重任，但他又预料到自己将死，可见这部书实在是荒诞，不值得相信。我看史䲡，因为不能使卫灵公任用贤臣蘧伯玉和斥退宠臣弥子瑕，为此死后进行了尸谏；汉代萧何临死前，推荐了曹参代替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该如此啊！国家因一个人而兴盛，因一个人而灭亡；贤能的人不为自己的死而感到悲痛，而忧虑国家的衰败。因此一定要推选出贤明的人来，然后才可以安心死去。那管仲，怎么可以没有荐贤自代就撒手人寰了呢？
春秋五霸
名家点评：
南宋吕祖谦：老苏文率多是权书，惟此文句句的当，前亦可学，后不可到。此篇义理的当，抑扬反复，及警策处多。（《古文关键·卷下》）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通篇总是责管仲不能临殁荐贤，起伏照应，开阖抑扬，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紧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古文观止·卷十》）
近代林纾：说三子之所以不能去，即去三子，尚有继三子而进之人；流弊在威公多欲而狎群小。语语皆切中威公之病。至谓“天下不复有管仲，而吾不信”，则说得太容易矣。然非此亦不能自圆其说。妙在收处“管仲何以死哉”一语，奇极，耐人寻味不尽。（《古文辞类纂选本》）
此诗作于英宗治平（1065）重阳节。十年前，苏洵四十八岁，自蜀入京，受到名臣韩琦、欧阳修的奖誉、荐举，但一直未得到朝廷重用。十年后的重阳佳节应邀参加韩琦的家宴，席间韩琦赋《乙巳重阳》诗，苏洵当晚回来后便写下了这首诗，答谢韩琦邀请自己参加宴会。
首联为谦恭之辞，登门不才为自谦，华发映罍为颂韩。颔联又延展谦恭之意，意为不堪承受丞相邀人东阁宴饮的盛情，又愧列诸老儒于曲台。颈联言其感谢丞相的惠泽，表明丞相邀饮不但消解了佳节思乡的愁绪，而且激发了自己的“壮心”。尾联延展“壮心”：暮归后，面对寒雨反而兴奋得难以入睡，干什么呢？“自把新诗百遍开”。说写新诗，暗寓业进之意。
苏洵像
作品原文：
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léi)。
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
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
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
不才如我垂久老矣竟忝列先生的门下，金灿灿的酒器映照着我满头萧萧的白发。
惭愧呀魏公你如此看重又宴请了我，我在曲台编的那本书消磨了几多年华。
多少回重阳节从忧愁中过来的，多少回酒醉中又壮心偶发。
此番风雨之夜辗转无眠，起来把新诗一遍一遍地写下。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为新党所不容，被排挤出朝廷，先任开封府推官，继任杭州通判。“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求为东州守”（苏轼《超然亭赋序》）。熙宁七年（1074）被批准改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太守。第二年，政局初定，他便开始治园圃，洁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苏辙给这个台取名叫“超然”。故此，苏轼写了这篇《超然台记》。
这篇文章用“乐”字贯穿全文，先写超然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不能超然于物外，则必悲哀，正面写乐，反面写悲，悲是乐的反面，即是写乐的反面，终不离乐字。再写初到胶西之忧，再写初安之乐，治园修台，登览游乐。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知足常乐、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也隐含了少许内心苦闷、失意之情。此文在写作上融议论、抒情、描写于一炉，笔意爽健，格调流畅，倾注了作者的生活情趣，有飘忽“超然”的意绪。
超然台前苏轼像
原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那么都可使人有快乐，不必一定要是怪异、新奇、雄伟、瑰丽的景观。
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饥。以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人们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开灾祸，因为幸福可使人欢喜，而灾祸却使人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却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在胸中激荡，选取和舍弃的选择在眼前交织，那么能使人快活的东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追求灾祸，躲避幸福，难道是人们的心愿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驰骋在事物之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从它内部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象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充满美好和丑恶的区别，忧愁也就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
超然台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
我从杭州调移到密州任知州，放弃了乘船的舒适快乐，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华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远离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里空荡无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饥，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可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于是，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圃，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的树木，用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以便勉强度日。
超然台
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稍加整修，让它焕然一新。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在那儿尽情游玩。从台上向南望去，马耳、常山时隐时现，有时似乎很近，有时又似乎很远，或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台的东面就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隐隐约约象一道城墙，姜太公、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虽然高，但却非常安稳；这台上居室幽深，却又明亮，夏凉冬暖。雨落雪飞的早晨，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朋友们也没有不在这里跟随着我的。我们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高粱酒，煮糙米，大家一边吃一面赞叹：“多么快活的游乐啊！”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这个时候，我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恰好在济南做官，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并且给这个台子取名“超然”，以说明我之所以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名家点评：
宋代黄震：“谓物皆可乐，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黄氏日钞》卷六十二
清代金圣叹：“台名超然，看他下笔便直取‘凡物’二字，只是此二字已中题之要害。便以下横说竖说，说自说他，无不纵心如意也。须知此文手法超妙。全从《庄子·达生》、《至乐》等篇取气来。”《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五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是记先发超然之意，然后入事。其叙事处，忽及四方之形胜，忽入四时之佳景，俯仰情深，而总归之一乐，真能超然物外者矣。”《古文观止》卷十一
超然台
苏轼《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此词反映了作者谪居后的苦闷心情，词调较为低沉、哀惋，充满了人生空幻的深沉喟叹。上片写感伤，寓情于景，咏人生之短促，叹壮志之难酬；下片写悲愤，借景抒情，感世道之险恶，悲人生之寥落。全词以景寓情，情景交融，通过对新凉风叶、孤光明月等景物的描写，将吟咏节序与感慨身世、抒发悲情紧密结合起来，由秋思及人生，触景生情，感慨悲歌，情真意切，令人回味无穷。
作品原文：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秋凉 一作：新凉)
世上万事恍如一场大梦，人生经历了几度新凉的秋天？到了晚上，风吹动树叶发出的声音，响彻回廊里，看看自己，愁思爬上了眉头，鬓边生出了白发。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酒价便宜，反而常常忧愁客少，月亮虽明，却多被云层遮住。在这中秋之夜，谁能够和我共同欣赏这美妙的月光？我只能拿起酒杯，凄然望着北方。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营救，奏乞纳官以赎兄轼之罪，因而“坐请监绮州（今江西商安县）盆酒税，五年不得调”（苏辙《颖滨遗老传》）。黄州与绮州相距非遥，有水道相通。元丰五年（1082年），苏辙便沿赣水，入那鄱湖，溯大江来黄州，与其兄轼相聚，畅叙患难中的手足之情。他们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凭吊陈迹。元丰六年（1083年），与苏轼同谪居黄州的张梦得，为览观江流，在住所西南建造了一座亭子，苏轼替它取名为“快哉亭”，这篇文章就是应张梦得邀请所写的。
这篇记叙文，紧紧围绕“快哉”二字来作文章，也是就建亭者的用意，来加以发挥的。前二段重在描写亭上所见景物及由此生发的历史联想，说透“快哉”的涵义；第三段重在议论，是以推理笔法，印证“快哉”的确切无误；或含苏辙对张梦得豁达不羁的赞赏，也隐含作者对其兄苏轼的慰勉之情。
原文：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yuán)、湘 ，北合汉沔(miǎn)，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jìn)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zhé)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长江出了西陵峡,才进入平地，水势奔腾浩荡。南边与沅水、湘水合流，北边与汉水汇聚，水势显得更加壮阔。流到赤壁之下，波浪滚滚，如同大海一样。清河张梦得，被贬官后居住在齐安，于是他在房舍的西南方修建了一座亭子，用来观赏长江的胜景。我的哥哥子瞻给这座亭子起名叫“快哉亭”。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shè)。涛澜汹涌，风云开阖(hé)。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shū)忽，动心骇(hài)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pì)睨(nì)，周瑜、陆逊之所骋(chěng)骛(wù)。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在亭子里能看到长江南北上百里、东西三十里。波涛汹涌，风云变化不定。在白天，船只在亭前来往出没；在夜间，鱼龙在亭下的江水中悲声长啸。景物变化很快，令人惊心骇目，不能长久地欣赏。能够在几案旁边欣赏这些景色，抬起眼来就足够看了。向西眺望武昌的群山，（只见）山脉蜿蜒起伏，草木成行成列，烟消云散，阳光普照，捕鱼、打柴的村民的房舍，都可以一一数清。这就是把亭子称为“快哉”的原因。到了长江岸边古城的废墟，是曹操、孙权傲视群雄的地方，是周瑜、陆逊驰骋战场的地方，那些流传下来的风范和事迹，也足够让世俗之人称快。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sà)然至者，王披襟(jīn)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yù)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从前，楚襄王让宋玉、景差跟随着游兰台宫。一阵风吹来，飒飒作响，楚王敞开衣襟，迎着风，说：“这风多么畅快啊！这是我和百姓所共有的吧。”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罢了，百姓怎么能和您共同享受它呢？”宋玉的话在这儿大概有讽喻的意味吧。风并没有雄雌的区别，而人有生得逢时，生不逢时的不同。楚王感到快乐的原因，而百姓感到忧愁的原因，正是由于人们的境遇不同，跟风又有什么关系呢?读书人生活在世上，假使心中不坦然，那么，到哪里没有忧愁？假使胸怀坦荡，不因为外物而伤害天性（本性），那么，在什么地方会不感到快乐呢？（读书人生活在世上，如果他的内心不能自得其乐，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会不忧愁呢？如果他心情开朗，不因为环境的影响而伤害自己的情绪，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会不整天愉快呢？）
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kuài)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yǒu)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yī)西山之白云 ，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hè)，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张梦得不把被贬官而作为忧愁，利用征收钱谷的公事之余，在大自然中释放自己的身心，这是他心中应该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即使是用蓬草编门，以破瓦罐做窗，都没有觉得不快乐，更何况在清澈的长江中洗涤，面对着西山的白云，尽享耳目的美景来自求安适呢？如果不是这样，连绵的峰峦，深陡的沟壑，辽阔的森林，参天的古木，清风拂摇，明月高照，这些都是伤感失意的文人士大夫感到悲伤憔悴而不能忍受的景色，哪里看得出这是畅快的呢！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元丰六年十一月初一，赵郡苏辙记。
名家评价：
吴楚材、吴调侯：“前幅握定‘快哉’二字洗发；后幅俱从谪居中生意。文势汪洋，笔力雄壮。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都忘。”《古文观止》卷十一
爱新觉罗·弘历：“昔王右军兰辛修禊，当索山坡岭、茂林修竹之间，觞味流连，而感叹于今迹明陈，作诗吸件，复序以明之。然则所云‘信可乐’者，固仍未尝乐也。其撤所为清风明月皆粉人志士之所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砍！夫元会运世与一弹指无珠，未能于此洒然，真乐何由可味。若极外物以为乐，滋不乐也。欲渊在陋巷不改其乐，岂乐陋巷那？”《唐宋文醇》卷五十一
沈德潜：“金玉锦绣，五燕大烹，满往非病，中无自得之实也。空室蓬户，跪食饮水，满往非乐，不亏天性之真也。子由虽未几此，而见能及之，借题发挥，真觉触处皆是。”《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六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是年四月，苏轼离京赴徐州任徐州知州，作者与之偕行。到达后，苏辙在徐州停留了百余日，兄弟二人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中秋节时，二人一起泛舟赏月，终于得过一个团圆的佳节。然中秋过后，苏辙又要转道赴南都（今河南淮阳）留守签判任，于是在临别前写下此词。
主要写了作者与其胞兄久别重逢继而又要分别的难舍之情和诗人的内心世界，生动地表现出苏轼和苏辙兄弟的手足情深。
作品原文：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biàn)，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tīng)洲。
分别一次要多久呢？已经过了七个中秋节。去年的今天在东武之地，我望着明月，心中愁绪难以承受。想到在彭城山下，一起在古汴河上泛舟，忽然传来凉州曲调。有鼓吹助兴，惊起汀上的鸿雁。
坐中客，翠羽帔(pèi)，紫绮(qǐ)裘(qiú)。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càn)，相对永登楼。
宴席中的客人，有的穿着用翠鸟羽毛装饰的披风，有的穿着紫绮为面的裘皮衣服。无奈圆月无情，渐渐西沉不肯为人留下。今天晚上有酒待客，明晚又要独自宿在水路驿站，离愁依旧。就怕像王粲那样，不得返乡，只能登楼相望。
作品原文：
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
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凌霜。
根便密石秋芳草，丛倚修筠午荫凉。
欲遣蘼芜共堂下，眼前长见楚词章。
兰花生长在幽深的山谷之中，没有人观赏。有一个朋友在向着太阳的廊檐种了一些，拿来送给我。
兰花有让人喜爱的清香可以除去秽气，更有让人怜爱的细叶可以抵御风霜。
它根扎在密集的石头旁，秋天早早地{便}绽放了，散发着芳香。中午的时候一丛丛的小草倚靠着长竹，享受着难得的阴凉。
我想要找到一些蘼芜，把它和兰花一起放置在厅堂阶下，这样就可以经常看见楚辞诗句中描绘的浪漫优雅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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