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达）说起“大爷”这个词儿，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若是将爷字读成二声，则多有贬损之意。例如：有钱就是爷儿，欠钱的是大爷，在外面装孙子在家装大爷等，此“大爷”泛指那些空有派头、傲慢无礼，因盛气凌人让人感到厌恶的人。
大爷时代为什么人们对社会地位较高或傲慢任性的男子称之为“大爷”，其实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旧社会乃至更百年前的关东，确实有“大爷”这一类人的存在。
关东
大清统治中前期，祖国东北的广袤地区被清朝统治者“封禁”不准汉人进入这片“龙兴之地”，土地蛮荒得不到有效地开发利用，内地灾民为求活路冒死越过“柳条边”来到关外，面对异乡野兽横行、人烟稀少、匪盗横行和清政府追剿的窘迫境遇，他们被迫将自行分散在某一地区的零星渔猎、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群体，力求抱团取暖通过集体的力量“守望相助”，以形成相互间的“自保”，这种民间自发、以区域或宗族为单位的地方组织被人们称之为“乡约”或“大爷时代”，乡约组织的发号施令者在关东本地被称为“大爷”或“沟大爷”。“大爷”在自己统治管理的地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他无法无天、作威作福可随意发号司令，甚至一句话可以决定人的生死。
相关描述在古代，乡约的本义在于以儒家道德规范或一定的规则来处理民间事物，但在实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乡约组织为劣绅豪强把持操控的情况。
光绪初期，俄罗斯不断向东北施压，东北战争气氛十分严重，钦差大臣吴大澂肩负边务重任来到吉林，重振武备、招垦实边以巩固国防。吴大澂对东北流传甚广的“大爷时代”也有所了解，对割据一方、专横跋扈的“大爷”习俗深恶痛绝，认为不得任其再继续肆意发展。光绪八年六月初九日，吴大澂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省郡县之弊在胥役，吉林之弊在乡约。有司所辖三五百里之宽，民与官相隔，而乡约得以敛钱病民，擅作威福，公然用刑，私押私扣，视以为固然。官不之问，民不敢控，此弊非痛惩之不可。”吴大澂虽然对乡约之弊深恶痛绝，可他所拥有的权限当中并无对地方事物的管辖、监督察吏之权，只得空有感慨而于事无补。在这封信中，吴大澂还非常庆幸地写道：在他将要招垦实边的吉林“宁、姓、珲尚未添设民官，无役亦无乡约，扰民之事目前无虑，亦不可不慎之于始耳。”吴钦差心里深为不肯接受的“乡约”组织，随着大清光绪末期招垦力度的加大和“闯关东”之人的纷至沓来，其所担心的“乡约”一事在二十年后还是没能避免。
专横跋扈的”大爷“
前几天，看到民国时期一个名为刘懋忱的人所撰的一本书，这册书名为《密山实事录》的历史典籍，较为仔细地记述了一段极为难得的地方史料。刘懋忱于光绪三十三年到密山考察当地风土民情时，遇到了密山县福升东股份的主人¨（书中脱字）起凤。此人过去是“沟中总大爷，年岁七十五六，目不识丁，无豪爽，亦值大爷时代之权”。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大爷时代”已改变为“地方自治”，原来具有生杀予夺之大权的“沟大爷”因此变成了普通人，当还有人“负屈向之（总大爷）诉者，（总大爷无奈地）摇首而已。”
刘懋忱通过认真的走访当地人，对“大爷时代”的构成有了粗略的了解，在《密山实事录》中为后人描绘了其梗概。
清代密山县之尚“未放荒以前，乃是大爷时代，其性质俨然一共和立宪国家”。该“沟大爷”其所辖范围，东至乌苏里江，西至清沟岭，南至兴凯湖、松阿察河，北至挠力河。在此幅员数百里的范围内只有250余家住户，有妻室的人仅占其中十分之一二。凡居此辖区内的人，均属该同盟的盟友，饥寒同受，痛痒相关。
组织与规矩《密山实事录》中讲述的”大爷时代“与落后的酋长制有点类似，大爷在所管辖范围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地精神领袖”的话就是“圣旨”不得违抗。但说一不二的“大爷”之职，是不可世袭和传承的，盟员们已经共同制定了三年整理沟规的规定。
密山兴凯湖
整理沟规这事儿必须要着重的说一下：沟规是三年一整理，整顿之后当地不准再设赌宝局、会局，大爷任期到了二年半，则允许“乱沟”，当地人可放肆的开设赌宝局、会局，大爷睁一眼闭一眼不再加以禁止，来到本地挖参、打貂、采黑菜的闲杂人等也不加取缔，“乱沟”时期“沟民”们可以肆意享乐、肆意妄为，他们群魔乱舞、吃喝玩乐，人人都知道“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有这半年是好时光。乱过六个月，则是大爷任职满三年。由他招集全境人民，重新叩盟，选举大爷，新任职的大爷可另订沟规，名曰整理沟规。沟规一旦整理之后，人们必须遵守，不许陨越，闲杂人等若无保者立逐出境。大爷一任三年，再次选举后，许连一任。
拥有绝对权威的大爷，其手下设置有一个直管职能机构，分设有帮大爷、总理、铁腿和老屋各一人，由他们分管沟内事情。其中，“帮大爷”扶佐大爷办事。“总理”管理全境行政、诉讼事宜。“铁腿”专任传差送信等事。“老屋”由诸多同盟者中年纪最小的人担任，他的职责是管理刑杖。
此外，大爷治下还设有多个名曰“领牌”的二级机构，各领牌大爷实行“属地负责制”。譬如属于各牌住户，有事先诉之本牌大爷。本牌大爷能判结则予以判结，不能判结的则将全案送与总大爷处理。总大爷按照案犯所犯错误程度的不同，分级处置：杀人者活埋，强抢者枪毙，窃盗者惩办之后，派人送出境外。琐碎纠纷，理曲者罚行李（牛猪酒面粉等物一百斤，曰一行李）。
总大爷一般在关帝庙公开审理案件，随从先将案桌摆在佛前，诉讼人面佛而跪。大爷、总理两旁侧坐。钱财讼事，判输者杖之以板；窃盗奸情，杖之以树条。当地土著鞑人犯事，无论何案，均杖之以树条。
沟规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也很耐人寻味。如：境内之人，路不拾遗，途中拾到他人遗失的物品，则挂需要挂到临道小树之上，其意是失物之人回来找寻时容易看到；一旦遇有急事，可以发鸡毛火炭传单到公所，延误者重罚不贷；好色的人允许奸淫鞑婆，但不许二男同时淫一女，如先来未去，后来者避之，淫汉人妇女则为犯罪行为。
对大爷辖区的保卫武装力量是炮手营，营中置老总一人，炮兵五十名，常川驻防。饷项由鸦片烟刀（种大烟者，一把刀纳烟土二两）、造酒窖（住户兴烧酒，每一窖纳钱五吊）捐筹。平素的伙食，由各大粮户轮流派人去按月垫办。
刘懋忱认为：大爷对地方管理奖惩有道、公平公正，盟员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有共和国之休美，立宪国之遗风”矣。
不同声音为何针对“大爷时代”清廷钦差吴大澂视为“吉林之弊”唯恐驱之不及，而民国人刘懋忱赞同其有“共和国之休美”而大加褒奖，两人的看法为何迥然不同？究其缘由，两人都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吴钦差将其存在的缺点无限放大而没有看到乡约的进步意义，而刘懋忱则是只看到了“大爷”的长处忽略了其真正的丑陋和血腥。
时代不断在进步，清朝在东北建立县治管理后，设有警察管理地方，“大爷时代”得以终结，盛气凌人的“大爷”势力不在，逐渐演变成空虚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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