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自元代兴始喇嘛教之后,到了明清时期,便发展到了与汉地佛教等量齐观的地位。明清两代的皇帝,都非常崇信佛教,因此,明清时期,五台山汉地佛教一直常盛不衰,喇嘛教更发展到在全国占举足轻重和独占整头的地位。

五台山与山西的关系(怀柔蒙古明清时期五台山的历史作用)(1)

一、五台山明代时期喇嘛寺的发展

明代诸帝对佛教的重视,使五台山的佛教又有了新的发展。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侣,自然对佛教怀有特殊的感情;以后诸帝,因其先祖曾做过和尚,便也都笃信佛教。

明成祖朱棣尤其喜欢佛学,总理万机之余,常恭楷抄写经卷,现在尚存他抄写的《文殊师利菩萨神咒》等佛经四十一种。为了笼络蒙藏少数民族,他又十分重视喇嘛教,因此兼有汉地佛教和喇嘛教的五台山,在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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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为了增进同蒙藏少数民族的友好联系,派人到西藏迎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哈里麻到京。次年,封为

“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

哈里麻以“性喜林泉,朝廷之下,恐妨禅业”,不愿留住京城。于是,明成祖

“乃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大显通寺。”同时,又大兴土木,“命太监杨昇重修寺宇,并葺育王所置舍利塔(即今塔院寺的大白塔)以饰法王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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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麻逝世后,明成想又敇命为哈里麻在显通寺法堂塑像奉祀。哈里麻大宝法王在五台山受到的优渥待遇,表明明代五台山喇嘛教的兴盛。同时,朝廷任命的五台山僧官称“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这说明明代五台山有“汉僧寺”“番僧寺(喇嘛寺)”之分,喇嘛寺和汉僧寺同样并重。

二、明代时期五台山的汉寺的发展

明代五台山汉地佛教的情况,可以从明伏高僧憨山大师的一些事迹中瞥之。憨山太师(1546——1623年),与云栖、紫柏、藕益并称为“明代四高僧”。俗姓蔡,名德清,字澄印,全椒(今属安徽)人。十九岁时,在金陵栖霞山庄出家。二十八岁,

“春正月,往游五台山,先求《清凉传》,按迹游之。至北台,见有憨山,事甚佳,因问其山何在,僧指之。喜其秀,默取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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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便居五台山钻研《华严经》近十年。万历十年(1582年),憨山已成为华严宗著名高僧。他在五台山显通寺登坛讲说《华严经》,

“净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缁素每日不下万众”。

以上记叙不但记录了憨山讲经会的盛况,同时也说明明代五台山汉地佛教的兴旺。在明代,五台山的寺庙较宋代又有了新的发展,据万历年间五台山狮子窝寺镇澄法师编撰的《清凉志》记载,

“台内(台怀地区)佛刹,凡六十四所,台外佛刹,凡三十六所”,共达百所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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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绥柔蒙古

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王朝,与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一样。也特别笃信佛教。清世宗(雍正皇帝):自号圆明居士,非常喜欢禅学,曾从章嘉国师参学,他辑古徳参禅语要,成《御选语录》十九卷,以禅门宗匠自居。乾隆皇帝也是虔诚的佛教徒,自号“长春居士”。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其国号称“满洲”。在满语、藏语和蒙语中,“满洲”与“文殊”读音相同,都读作“曼殊”。

“竺兰宝号(文殊菩萨的称号)与清朝朝号相符,用微亿万年无量福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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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朝对五台山和文殊菩萨怀有非常的感情。从康熙皇帝开始,

“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宏启宗门,藉资控驭,是中外乂安,边民享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而清凉五顶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所以迓休祥而带乐利者,典尤巨焉”。

有清一代,国家非常视利用黄教来加强蒙古地区和中央政府的联系。鉴于蒙古族非常尊崇文殊菩萨和崇仰五台山,因此清政府就用鼓励蒙古族佛教徒朝拜五台山的办法来融洽民族关系。这种做法,史称“以黄教绥柔蒙古”

同时,从康熙年间至清末,朝廷还让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藏族)住在五台山镇海寺。这样,蒙藏佛教徒朝拜五台山,一方面是朝圣,同时也参拜了他们自己的宗教首领,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朝拜五台山的热情,很好地起到了“怀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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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图

四、中华卫藏

在清代,蒙藏佛教徒对五台山的崇仰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檀施云集”。“内外蒙古王公台吉,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者,不绝于道”。

在清代,由于朝廷对文殊菩萨和五台山特别崇奉,加之国家利用五台山佛教“怀柔蒙古”,因此,五台山佛教特别是喇嘛教达到了鼎盛。清圣祖时,为了便于皇帝临幸和蒙古王公贵族朝山拜佛,国家对五台山的大部分佛寺进行了修茸,并破格允许五台山寺庙覆盖黄琉璃瓦。在清代,一般的寺庙建筑是不能随意覆盖黄琉璃瓦的,只有皇家建筑才能覆盖。康熙二十三年三月,清圣祖敕命

“于菩萨顶前后山门,设官永镇。把总(正七品武职)一员,马兵十名,步兵三十名,守护香火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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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顶琉璃瓦图

​这种情况在佛教四大名山中是绝无仅有的。清世宗雍正时,五台山已有规模宏大的黄庙(喇嘛寺)二十六所,“黄衣僧(喇嘛和喇嘛尼)恒千余人”。嘉庆时,仅菩萨顶一寺就住有喇嘛五百六十ー人。菩萨顶寺最盛时,“内住三千喇嘛”。在清代。五台山的黄教(喇嘛教),在促进汉民族和蒙、藏、满各民族的和陸相处方面。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五台山)黄教为诸藩部倾心信奉,进关朝山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卫藏也”。

国家把五台山佛教圣地当成了“中华卫藏”,因此,五台山的佛教在清代达到了鼎盛。有清一代,五台山的黄教声名煊赫,声震华夏,同时,五台山的汉地佛教也仍然非常兴盛。据光绪《山西通志》记载,清末,全山有青庙(汉地佛教寺庙)七十八所,僧侣人数亦在千人以上。

结语:

明、清两代在五台山大规模兴佛建寺的历史充分表明,五台山佛教的盛衰,是与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

主要参考资料:

《明成祖写经》

《新续高僧传四集》

《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

乾隆丙午年(五十一年),五台山菩萨顶《乾隆御制碑》

清雍正:《山西通志》卷81《巡幸记》

〔清〕光绪:《五台新志》卷3

袁希涛:《游五台山记》,见《东方杂志》第17卷第23号

〔清〕光绪:《山西通志》卷171《寺观》

〔清〕董诰等:《西巡盛典》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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