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夕，邓颖超化名李知凡太太，在北平西山疗养院疗养时，与同室病友胡杏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便是著名的散文《李知凡太太》的缘起。该文的作者胡杏芬，是出生浙江的才女，她短暂的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
余姚才女1914年2月28日，在浙江省余姚县乌山上六房村（今属慈溪市横河镇相士地村）的胡家，第三个女儿出世了。喜滋滋的父亲来到庭院，见杏树枝头含苞欲放，灵感顿生，给女儿取下了芳名：杏芬。
胡杏芬十一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守寡的母亲靠祖上留下的产业，把三个女儿抚养成人。
胡杏芬的母亲是个佛教徒，为人温良和顺，少言寡语。虽没有什么文化，识字不多，但思想明达，知事明理。她支持女儿外出读书，希望她们知书达礼，成为有用之人。
1932年秋，胡杏芬考上了清华大学，回报了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
这一年，清华大学各系从全国各地赴北平报考的考生中，总共录取了约300名新生，其中女生只有28名，胡杏芬名列其中。
汽笛长鸣，火车带着兴奋的胡杏芬，带着亲人的嘱咐，驶过贫瘠的大地，来到北平。
胡杏芬考上的是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在清华大学，她感到置身于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天地。胡杏芬很少上街，总是在宿舍和图书馆看书。为了找到座位，她常常早早来到图书馆门前，等待开门。勤奋的学习，使胡杏芬的文学才能提高很快，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
清华园是宁静的，但胡杏芬和同学们的心却很难平静。“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东北全境沦陷的国耻，像一块秤砣，日夜压在人们的心上，每个爱国者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云。有一次，学校邀请了参加抗战的前线将士到学校作战况报告，胡杏芬听得热血沸腾。会议一结束，她便与陈明绍等几个年级委员商议，决定立即组织全年级同学赴密云县修路，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到密云后，全体同学顾不得休息，立即在当地驻军的指导下，投入了紧张的修路劳动。胡杏芬挥动镊头，纤嫩的手上磨起了血泡，她全然不顾。
“杏芬，歇一歇！”
“歇什么？”她眼一瞪，然后又乐呵呵说，“来，大家唱支歌，我起音！”
在那个充满了民族危机的时代，一个热血青年，必须不尚空谈，必须是一把实干的锄头。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1934年。
过度的用功，较低标准的伙食，使胡杏芬的体质不断下降。在一次受凉以后，胡杏芬连续咳嗽近半个月。最终被确诊为肺结核病！
经过校医院一段时间的治疗，仍不见多大好转。疾病迫使胡杏芬辍了学。疾病的折磨加上停学的苦闷，如雪上加霜，胡杏芬又得了神经衰弱症，使她万分痛苦。
病中的胡杏芬想家了，她坐上了南归的火车。
回到余姚，胡杏芬先在余姚惠荣医院治疗，以后住在故居“雾月轩”休养。在当时的条件下，医生治疗肺结核病提倡静卧休息，甚至连书也不能看。对一个充满青春活力、充满幻想的年轻姑娘来说，被病魔整天缠在家里，困在床上，内心的冷清和孤寂是可以想见的。
以后，她来到杭州葛岭疗养院医治。
葛岭山，傍着西湖，站在山上，可俯视西湖全景。这里，去孤山、白堤散步也十分方便。然而，胡杏芬却无心观赏，她感到生活寂寞。纵然是西湖秀美的景色，也没有改变她的心境。久病使她消沉，陷于孤独，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我的太太1937年春夏之交。因北方气候干燥，有利于肺病的治疗，胡杏芬又来到北平，在西山福寿平岭疗养院住院治病。这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胡杏芬和一个叫“李知凡太太”的人同住一个病房。
朝夕相处，两人很快结下了亲密的友谊。李知凡太太亲热地叫胡杏芬为“小猫”，胡杏芬称呼“李知凡太太”为“我的太太”。
胡杏芬在《李知凡太太》中写到这样一件事情：
“李太太托人买了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我们两人气也懒得喘地抱着看完。
““你不知道我看那本书时的心是多么特殊地兴奋呀！’最近，她和我会见时，那么说着。”
身处平静的西山疗养院，邓颖超的心中却是波澜阵阵。时局发展得很快，华北局势瞬息万变。由西北大联合演变成的扭转时局的西安事变，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的逐渐形成。这种种事变中到处都有周恩来的身影浮现，都有他的智慧在闪光，身在疗养院的邓颖超，越发思念起周恩来了。
胡杏芬在《李知凡太太》中说：“太太他们夫妻间的感情似乎很好，她对于我们成长了的小姐们总是三番四次地劝我们结婚。她常称赞她先生的美貌，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阔肩膀，她更常称赞她先生的聪明、能干、有气魄，并且有爱国思想。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她先生，美满的意态充分显露她对于婚姻的满足。”
胡杏芬绝对不会想到，这位被“李太太”深爱着的李知凡先生，就是不久前在西安古城中纵横摔阖、力挽狂澜的著名中共领袖周恩来，而眼前这位聪明温柔、大方得体的“李太太”，就是名闻遐迩的邓颖超。
胡杏芬并不知道“李知凡太太”的真实身份，她只是觉得这位室友是一个难得的好朋友。
“有一次，太太没有同我说明就跑到坡下刘奶奶家里去玩了。我从新屋找到旧屋，只喊着：‘我的太太。’王小姐笑我才几分钟不见太太，就好像难挨辰光似的，将来跟爱人在一起更不知怎样亲热呢！”
“李知凡太太”举止大方，平易近人，风趣乐观，具有卓越的见识。她还常和大家谈谈抗日战况和国家大事，她的到来，打破了疗养院的沉闷空气。李太太博学、友善、待人热忱，很快得到了医护人员和病友们的一致赞誉。李太太对待工役和乡下人的平等、甚至带着几分谦恭的态度，引起了胡杏芬的暗暗思索和感佩。
“李知凡太太”的一言一行，给了胡杏芬巨大的鼓舞。她开始从萎靡的精神状态中振作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战事日紧。一天，李知凡太太对胡杏芬说：“知凡先生来信了，要我绕着平绥铁路转回西安去。”胡杏芬听说“李知凡太太”要走了，心中恋恋不舍。
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李太太”终于披着她那件咖花鸡皮皱旗袍，来和胡杏芬等病友告别了。胡杏芬拉起“李太太”的手，轻轻地吻了两下，与“李知凡太太”依依惜别。
老友重聚“李知凡太太”走后不久，胡杏芬与同学和病友结伴离开了北平，绕海登陆，辗转来到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寄寓在回怡山庄的大姐家里。1937年冬，一天晚上，在银行做事的大姐夫从外面进来，交给胡杏芬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邓缄”。
谁写的呢？胡杏芬交往的人当中，没有姓邓的呀！展开信纸，她一眼看见了开头的称呼：“亲爱的小猫。”
是她！李知凡太太！胡杏芬赶紧反转信来看，只见署名是“邓颖超”。
但她依然不知道邓颖超究竟是何人。一天，胡杏芬在看书时，在一篇文章里，又一次看到了“邓颖超”三个字，再仔细一看，底下括号内清清楚楚注有四个字：“周恩来妻。”
闷葫芦打破了，“李知凡太太”读《西安事变》时的激动神情等许多事情令胡杏芬恍然大悟。胡杏芬惊讶，欣喜，久久地沉浸在激动之中。
1939年，邓颖超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她得知胡杏芬也在重庆，就主动与她取得了联系。
“我的太太！”
“小猫！”
两人久别重逢，分外亲切。胡杏芬十分激动，感到有许多话要对邓颖超讲。交谈中，胡杏芬才知道，邓颖超离开疗养院后，以李知凡太太的身份住在北平地下党员家里，不久就赴武汉与周恩来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并在那里给自己写了信。
在重庆与邓颖超相遇，胡杏芬又高兴，又兴奋。这年初春，她回忆在西山疗养院那段难忘的时光，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李知凡太太》一文。
一天，与邓颖超相见，邓颖超问胡杏芬：“小猫，想见见周恩来吗？”
“太好了，什么时候去？”谁不想见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领袖呢？胡杏芬有点迫不及待了。
终于见到了。浓眉大眼，仪表端庄，气度非凡！
“你怎么老盯着我看啊？”周恩来问。
“听人说，您的眼睛特别厉害，我看了半天，怎么倒觉得挺温和的呢？”
胡杏芬的话，惹得周恩来笑了起来：“对于敌人来说，我的眼睛是厉害的，因为我要尽可能看穿他们的阴谋诡计，可对于朋友，我要尽可能看到他们的理想、要求和困难，努力团结帮助他们。”
胡杏芬几乎每周都去周恩来、邓颖超的寓所，听周恩来讲抗战的形势，讲民族前途和青年的责任。邓颖超也多次去看望胡杏芬。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启发下，胡杏芬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从周恩来、邓颖超身上，胡杏芬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她坚信他们是“领导群众，拥护抗战，为民族谋福利的大中华的好子孙”。
周恩来看到胡杏芬的进步，非常高兴，知道她俄文很好，就介绍她到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对此，胡杏芬十分感激，有了工作，生活变得充实和有意义了。
在重庆的这段时间里，胡杏芬在工作之余，常常带着自己写的散文和诗去找周恩来夫妇，请他们指教。同时，也向他们坦露自己的思想。在与两位伟人交往的日子里，生活变得充满了阳光。胡杏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断加深。终于，她庄重地递上了入党申请书，向中国共产党捧出了一颗火热的心。
然而，病魔又一次向胡杏芬伸出了魔掌，胡杏芬又一次被病魔击倒了。听说胡杏芬又病了，周恩来、邓颖超很着急，他们曾一起前往看望。胡杏芬挣扎着想下床，然而，她已经力不从心。
1940年，秋风萧瑟。年仅28岁的胡杏芬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一颗小小的星过早地陨落了。
她被安葬在歌乐山。
周恩来夫妇听到噩耗，深感痛惜。一个深秋天气，他们来到歌乐山，站在胡杏芬的墓前，面对一杯新土，默默地伫立良久。
后来，周恩来与邓颖超商议，要在胡杏芬的墓前立一块碑。他们请来石匠，以“李知凡”和“李杨逸”的名义，给胡杏芬刻了一块墓碑，表达对这位不幸早逝的年轻女子的悲悼。但是，由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更加严密，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为胡杏芬立碑的愿望未能如愿。
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知凡太太》一书。著名的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先生看了《李知凡太太》以后，深受感动，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略无渲染感人深，四十年前纪实文。
忘我虚怀能爱众，多才遇事每留心。
和风化雨苏枯稿，朗月明霞启晦昏。
目注瓣香思颂祷，参天松柏荫千春。
胡杏芬的丰碑，不只建在歌乐山一处。对此，若胡杏芬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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