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由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五人成立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以及围绕该同志会，社会各阶层有志之士开展的抢救民族文献的事业，在我国近代文化史上堪为彪炳千秋的伟业。从1940年4月至1941年6月，郑振铎共有九次工作报告给时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这些报告约在1949年被带到了台湾。1983年4月台湾“中央图书馆”为庆祝50周年馆庆而编印的“馆史史料选辑”中收录了这些秘密报告。经由陈福康先生的整理，发表于《出版史料》2001年第1辑和2004年第1期，“这些报告都是由郑振铎亲自起草的（只有一件尚未找到直接根据），可以与他致张寿镛的信相对读” ，陈先生已提出了整理的思路，并做了大量细致而繁复的工作，将报告中重要的明清乃至近代藏书家、书贾都做了一一考释。
拙文便是循着这一思路，节录第一号工作报告中的购书细目，利用国家图书馆馆藏中西谛先生购书收据存单（馆藏号：XD11275），以及刘哲民、陈政文两位先生所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一书中致张寿镛先生的信札来相互对照，以期对1940年2月至1940年4月2日这段时间内，第一号工作报告所述及的古籍购买过程及细目做一简要注释。其中有郑先生大量关于抢救古籍的真知灼见，以及于匆忙中写下的有关古籍版本价值的评价，有裨于我们深入认识作为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的他；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全身心投入抢救民族文献的伟大功绩。
需要说明的是馆藏购书收据存单，西谛先生当时已做了编号，如：收据丙××号。行文中将收据落款的民国纪年均换做西元纪年，收据上实洋×××元均只将金额数字照录。而《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一号工作报告》原文以括住，释文以笔者按语附后。
【自二月初以来，购进各书有可奉告者：（一）二月底购进刘氏玉海堂（刘世珩）所藏善本书计七十五种，中有宋刊《魏书》一部（后印），元刊元印《玉海》一部（计二百册附刻十三种，全国内似无第二部，惜附刻最后二种系以明印本配全），明刊及抄本曲二十种，余均为元明抄本及抄校本，计值一万七千元，系从孙伯渊处购得，由潘博山君介绍。】
按：1940年2月6日致寿镛书札中载：“玉海堂书昨付定洋三千元” ，而2月26日则记有“玉海堂书尚有余款一万四千元未付（已付定洋三千元）” ，3月1日云：“玉海堂刘氏书款已于前日交去，当即将书取来，计共二十二包；现暂存敝处，俟办事处成立后，即移庋” 。
【（二）三月初购进杭州胡氏书七百八十种，中有元刊本三种（均不甚佳），明刊本六七十种，余皆为抄校本及清刊本，清刊本中有极难得者，且均为初印本，校本多半出丁丙及许增手，盖其中书多半系胡氏从娱园购得也，价六千元，系中国书店金君介绍。】
按：1940年3月20日，郑先生信札载：书以六千元购得，“无意中发现'善本'不少，虽其中《仁斋直旨》为明板，非元刊，又其他元板三种，均不甚佳（尚初印）。然中多丁丙、许增校本，且有数种稿本，极难得。其他清人集等均极初印……（此批书仔细估计，价在万金以上，如零购，尚不止此数。）现正会同郭先生在分别甲乙，并在目录上详注版本及作者” 。郭先生即为著名书法家郭晴湖，承担了联络购买、编目及登记等大量工作。
【（三）三月底购进上元宗氏（礼白）金石书二百二十余种，中有元刊元印《考古图》最佳，亦多稿本及抄本，可称善本者近四十种，容庚《金石书目》未著录者凡六十余种，购价计四千元，系铁琴铜剑楼瞿凤起君介绍。】
按：1940年3月26日信札中载：“瞿凤起先生顷来敝寓云：前途已允以四千元成交；惟中有《金石录》四册（翁松禅校），早已售去，误列此目，拟易以他书。敝意，可允之（似须由售主来一声明为妥）” ，约在27日付款成交。29日致镛书信中云：“宗氏金石书目已嘱其在每页上盖印为凭。《金石录》一书，已易他书五种，计共二百二十六（？）种，较原来数目，多出五种。”
【（四）三月初购进张聪玉所藏松江韩氏旧抄校本书十二种，虽非上品，而价甚廉，且均尚有用，中有明抄本《法帖释文》，旧抄本《道藏目录》 ，及校宋本《谢宣城集》等，价三百五十元，由中国书店经手。】
按：《法帖释文》、《谢宣城集》购书时间有差，见收据丙8：1940年2月7日付定金300元，2月20日续付50元结清。《法帖释文》30元、《道藏》50元、《杏庭集》25元、《方壶存稿》40元、《梅花字字香》30元、《古篆韵》20元、《孟子》 40元、《春秋传》40元、《春秋类例》25元、《谢宣城集》40元、《金石例》80元、《诗谱》25元。共445元，八折356元，尾数扣记。
【（五）三月底购进铁琴铜剑楼所藏元明刊本及抄校本书廿种，均甚佳妙，中有爱日精庐旧藏《营造法式》十六册（影宋抄,见爱日志,惜中有新抄配本四册）,图绘精绝，又有明抄本《渑水燕谈录》二册,黄丕烈等跋, 洪武刊本《元史》七十册,万历刊本《十六国春秋》三十二册（惜抄配二册）,明初刊本《龙门子凝道记》二册（叶石君藏），明黑口本《滕王阁集》二册（何梦华藏）,元刊本《素问入室运气论奥》一册,元刊本《黄帝内经素问遗编》一册等，价共二千元，系由中国书店估价,而与瞿凤起君直接商妥者。此皆由各藏家收购者。】
按：3月29日信札中记为：“瞿凤起先生有书一批……凑齐二十种，共售二千元，敝意以《营造法式》为最佳，可谓压卷之作之一也。” 3月30日还记有“中有洪武本《元史》及《营造法式》，最佳。”4月2日信札载曰：“瞿氏书二十种，昨已与凤起先生面商，以二千元购之……《元史》为洪武本，有补板，然亦有极初印者在内。此外，以《渑水燕谈录》、《龙门凝道记》、《滕王阁集》为最佳。元板数种，虽不甚佳，亦可留。好在瞿氏交易，此仅'发端'。已与凤起先生约定，将来如欲售何书，必不交坊贾经手，而先送敝处。当可陆续获得不少也。”
【正在进行中者有湘潭袁氏（思亮）藏书近八十箱（中多善本），南海康氏所藏宋元明及抄校善本二百余种。惟康氏所藏宋元本鉴别不精，多杂赝品，非细加剔除不可。袁氏书则包罗甚广，精品极多，数日后或可商谈成功。即此数批书，已略有可观矣。】
按：3月29日曾言及袁氏书正在接洽中，有宋本白文五经（《左传》在内，最罕见，各家目皆无之）黄跋《夷坚志》（二部），元本《白云集》，劳校《滹南遗老集》等十种，总计近一千种书。价约在五万以上。惟此批书价值远在邓氏群碧书以上，似必须肯其成功也。4月2日信札中云：“袁氏书，闻'善本'甚多，书目尚未取得，'定洋'三千元，亦暂存中国书店，未付去。”又云：“这批书大可注意。决不让平贾得之。”
【邓氏群碧楼书（以抄校本为多）为孙贾伯渊及平贾等所合购（闻出价四万余元），善本不过三百余种，而索价至五万金以上，普通书亦不多，观其送来之书价单，其全部定价在十万以上，可谓未之前有之奇昂。惟其中明抄各书及何义门、鲍菉顾、劳氏兄弟所抄校者，实是珍品，弃之可惜，应否选购若干种，尚祈示知（细目及价格下次抄奉）。】
按：群碧楼藏书的购买颇为周折，1940年2月6日，郑氏在给张寿镛的信中提到“孙伯渊与平贾合购，价约四万五千至五万元。（因小费甚多）其望甚奢。闻欲售十万元左右。当缓缓图之。（抄校本在二百种以上，实为大观）《兴化县志》（万历刊本）昨已送还，立为平贾所夺，殊可痛心” ！为了购得此批书，郑先生往来奔走，托潘博山与孙贾议价，（所选一百余种），其他尚有善本若干，则为叶葵初、潘博山二位已选去。而到了三月上旬进展仍不顺利，3月13日郑信札云：“群碧楼书，重要者在抄校本；据潘博山云：彼等要价在五万元以上。（所选者约一百余种）。今午与孙贾等接洽过，彼云：只要售出本钱，尽可多选些，普通书亦可包括在内。善本书不肯批价，以所批之价太离奇，且不欲拆售也。”3月26日信札中曾提及：“孙贾昨曾将群碧目中各书，注明价格送来” ，事情有了些许起色，似乎放弃只选购一部分的计画。一直到四月，才购得群碧楼藏书（见《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最终以五万五千元成交，其中善本，约有三百数十种。以抄校本为最多（大多数为邓邦述所编《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所著录）。……邓书全部，据平贾估价，在十四万元以上，且竞购甚力。故我辈商议再三，不得不忍痛以五万五千元成交。由此也可窥见西谛先生在有限的时间里，抢救可能流落敌伪之手的典籍，周旋于商贾中之十分不易。
【至嘉业堂中物，则迄未商洽就绪，恐其数值决非我辈力所能及。铁琴铜剑楼所藏已商约再三，绝不他售，瞿氏兄弟深明大义，殊为难得，当可分批陆续得之，欲一时尽其所藏，此时尚谈不到也。南浔张氏昆仲之书亦可陆续得之。又有李氏藏普通书一百二十余箱。约一万数千册，均有用之参考物（如《九通》、《廿四史》及清代所刊史、集等），由传薪书店介绍，在接洽中，其价大约不出四千元（约三千数百元可得），购之似亦可补充善本库之所缺也，因其廉（每册不及四角），故不妨购得。】
按：3月13日致镛书信中曾言及此事，传新书店在一二日内将得法院拍卖书一批，“共一百二十箱，内丛书甚多，据云，拟售三千余元。约计每箱不过三十余元耳。即全为'局刻'，亦不贵也。且'丛书'中亦有什贵重者。敝意似可以三千至三千三四百元之价全部购下，即清人集，亦可退还若干，以此中已有不少也。……颇以为'廉'”， 与此吻合。而此批书于1940年4月购入，“一百三十余箱，一万数千册（尚未点查完毕）。价共三千六百元”（见《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 ，暂时寄存法租界暨大图书馆……内字画值二百元。
【至零星在此间各书肆及北平各肆所得者，亦颇足一述。近代史料约得七八十种,中有抄本不少,如《岛夷纪略》、《窥豹略》（皆叙鸦片战争经过）、《内阁官制》等，皆可资用。】
按：收据丙29：1940年4月4日，树仁书店，《岛夷纪略》8本、《岛寇纪略》1本、《鸦片奏案纪略》1本、《窥豹录》5本，价180元。另郑氏书札中提及：“慰堂先生有信来，亦主多购清人集及近代史料” 。蒋复璁，字慰堂。
【分别有清人文集约得四百种，皆选择其有用与不可缺者。普通之诗词集皆弃之。】
按：清人集先预付书款，分批次交至张寿镛处审核选定，分别为1940年2月7日、13日、16日、23日、而相关的预付款收据有丙2：2月5日，中国书店，400元；丙3：2月6日，传新书店，440元；丙7：2月7日，传新书店，200元；3月12日，文汇书店，100元；3月17日，来青阁书庄，100元。又前文所述法院拍卖书中已有清人集等，可见清人集的选购历时较长，是经郑先生等人的细加挑选，在有限的时间和购书款中极力保存珍贵古籍。
【其他零购善本如元刊元印《乐府诗集》（傅沅叔密校）、】
按：3月1日郑信札记：“赵万里先生拟代购元刻《乐府诗集》一部” 。又4月2日信札提及此书，“赵斐云先生昨有函来，说诵芬氏之元刊元代《乐府诗集》已以一千八百元购妥。”
【嘉靖本《六朝诗集》（二十四家,《北平图书馆善本目》仅十七家，缺首二册）、】
按：收据丙18：1940年3月13日，传新书店购进，六朝诗集，200元。
【嘉靖本《唐百家诗》（朱警编，北平图书馆仅有明抄本）、】
按：嘉靖本《唐百家诗》系托赵万里先生自北平购下。而在西谛先生的购书收据中有一件1940年2月5日给赵万里的汇款存单，金额2000元，编号为丙1，《唐百家诗》当为所托之一种。后3月29日、30日信札中提及的《神器谱》，则为托购之另一种。
【元刊大字本《中庸或问》（蝴蝶装，纸首为元代物价）、明抄本《圣宋五百家播芳文粹大全》、万历刊本《神器谱》、】
按：郑先生3月30日信函提及此书云，赵万里先生寄来《神器谱》一册，价一百五十元，绝为精妙。
【崇祯刊本《南枢志》（绝佳，虽为残本，未见第二部）、嘉靖抄本《皇明名臣碑铭》、】
按：郑先生言此书甚佳，应购之，后《皇明名臣碑铭》、《水经注》以520元一同购入（见1940年3月20日郑振铎致张寿镛信札） 。
【明抄本《宝日堂志》（张墉作，类《酌中志》）、万历刊本《郁冈斋笔尘》（价未商妥）、万历刊薛应旗《宪章录》（天一阁旧藏）、】
按：《宝日堂志》见下文《牛首山志》处释文。另2月23日致张信札中言及：“在来青阁见到薛应旗《宪章录》一部，绝佳，索价五百元……此书绝罕见，所见都为不全者。此是天一阁旧藏，初印干净，虽为万历初年刊，实极可贵。此类史料书，为四库所斥者（见四库存目），我辈必须收下。” 收据丙28：1940年3月，来青阁书庄，明板白皮纸《宪章录》十本，350元。
【崇祯刊《石仓诗选》（明诗至六集止）、弘光乙酉刊本《雪窦山寺志略》（极罕见）、崇祯刊本《寓山志》、】
按：郑先生3月20日的信札中记述“昨午在来青阁见到弘光刊《雪窦山寺志略》一册（弘光刊，最罕见），及《寓山志》二册，立即购之归，恐稍一踌躇，便将为平贾所夺也……终以五十八元得之。”购书时间与收据存单有差，收据丙21：1940年3月16日，来青阁书庄，《寓山志》、《雪窦寺志略》。不过弥补了收据书价缺漏。
【万历刊田艺衡《留青日札》等。】
按：收据丙20：1940年3月17日，传新书店，明刊留青日札。在3月13日致镛信札中提及，将《留青日札》样本送上审定，“共十二册，极罕见，要价二百六十元，可还一百六十元”。
【尚在议价及接洽中者有：明蓝格抄本《说郛》（书未寄到）、】
按：此书6月购得，收据丙108：1940年6月4日，上海书林，说郛，150元，经手人王琦。
【万历刊本《牛首山志》（有徐勃跋）、】
按： 收据丙24：1940年3月19日，此为预付牛首山志、宝日堂志等书款，因未决定，故未结账。2000元，文殿阁书庄，王浡馥。而在3月20日，郑先生书便将预付的这两种交由张寿镛先生鉴定，并建议“万不可放手，以有关文献甚大也”。
【明刊残本《大明集礼宪章类编》等。零购之书,于近代史料及清人集外，皆以罕见珍本为主。由李贾紫东介绍，取得刘晦之藏季沧苇辑《全唐诗底稿》凡一百十九册，皆以明刊诸唐人集剪贴，其中闻并有宋板书在内（惟仅见首函，未睹宋板），殆集明刊唐诗集之大成，且足发清人辑《全唐诗》掠窃之覆。惜索价至八千元之钜，虽极重视，却不能不割爱，如先生觉有购置必要者，当再度与之商谈，恐其价未必能多削减。】
按：《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七号工作报告》中提及，1941年1月底购得季沧苇（振宜）《全唐诗集》底本（百衲本）二十四套（原装未动） ，价八百元。此本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1976年曾影印出版，是钱谦益、季振宜递辑的《全唐诗》底本。季氏生前赠与好友顾嵩，近代曾归蒋祖诒“密韵楼”收藏。而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季氏《全唐诗》，是季振宜找人誊清的另一稿本，曾进入内府，是康熙《御定全唐诗》的重要底本。此本也是在1941年前后为郑振铎购得，解放前被暂放在港大冯平山图书馆，后寄回内地。而实际上，郑先生1940年3月17日给寿镛先生信函中曾提及，已同时见到季氏的底本和誊清本。誊清本凡一百五十八册（原缺二册），为邓邦述群碧楼藏书。并且认为，“底本较誊清本高出多……（底本）以其中剪贴之本，佳品不少，实集唐人集之大成，可作为重辑全唐诗之基础。……菊老（按：张元济）云：尚有宋刻本在内。此书不仅足发清廷窃取李氏书之覆，且实足以匡正《全唐诗》妄改妄删之谬不鲜也” 。寥寥数语，对季氏底本价值的评价十分贴切。《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中已购群碧楼藏书中即有此誊清本，于1940年4月成交。
【又有《石林诗话》二卷（共四十八页，陈仁子刊，或误为宋板，实际引数初刊之最上品），索价至一千三百元，且至刊登《字林报》，求售外人，殊为可恶，曾数次相商，亦未谈妥。平贾浡馥（文殿阁）有明刊本刘梦得《中山集》（此书除日本某氏藏宋本外，明刊极罕见），索价至千金，亦未能商定。】
按：前文所述《牛首山志》，《中山集》曾一同交至张寿镛处鉴定。另郑振铎书信中多次提及竞购不已的北平书贾，此平贾与收据中的核对便可知为北平文殿阁书庄的商人王浡馥。
除了《南枢志》、《大明集礼宪章类编》及《石林诗话》等三五种，收据存单及信札均未留有记录之外，《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一号工作报告》中所述及的古籍，都能与其余两种记录相对照。而这仅仅是1940年初“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未久的辉煌“战果”，在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里，余下的八份工作报告中还记录着数量浩繁、价值重大的古籍，皆全赖“文献保存同志会”之力抢救保存，郑振铎等人的功绩还亟待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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