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的一首《琵琶行》让家住虾蟆陵的琵琶女千古皆知，从“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的描写，也让我们看见了当初“名属教坊第一部”的昔日女艺人，如何技惊四座。
但是在唐时，如琵琶女这样的艺伎绝对不是最顶级的教坊女艺人，“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也绝对不是教坊女艺人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老大嫁作商人妇”也不是她们唯一的归宿。而要想了解这些教坊女艺人的人生，就要从“教坊”这个给予她们不同人生的地方开始。
教坊就是起源于唐代，唐高祖设立内教坊，掌管教习音乐，归为太常寺管理，太常寺是掌管宗教礼仪的一个机构，教坊此时就是太常寺的一个分支机构。《旧唐书》记载，武德以来，教坊“置于禁中，以按雅乐，以中官人充使”，唐高祖设立教坊的初衷，是教习雅乐，专门为国家各种重大场合提供音乐服务的。
但唐朝教坊真正兴盛的时候，是在玄宗时期，《新唐书》记载“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
开元二年，历史上著名的玄宗皇帝，将内教坊任性的放在了象征着大唐权利中心的蓬莱宫旁边，除此之外又设置了四个外教坊，两个在京都长安，两个在东京洛阳。网罗民间艺人，鼎盛时期，仅仅是长安的外教坊就有各种艺伎一万一千四百零九人。
玄宗皇帝将内教坊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上，也不能满足他任性的需求，对于自己时不时的听个曲儿，还要经过太常寺这件事情非常不满，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
根据崔令钦的《教坊记》记载，唐玄宗为了能将教坊的管理权攥在自己的手里，他出了个主意，让自己藩邸的乐人和太常寺的乐人比赛，但是，谁知道他自己的人非常不争气，在比赛过程中处于下风，玄宗一看不妙，于是让人拿着武器威胁太常寺的人输掉比赛。就这样，他以此为借口，将内教坊从太常寺中剥夺出来，委任宦官管理。
自此教坊在玄宗手里发扬光大，彻底成了统治者享乐的地方。
但好景不长，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的气象不复往昔，教坊也逐渐的没落，国家养不起皇帝奢侈的爱好，于是专供统治者享乐的教坊也逐渐走向京城的上流社会。“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就能看出当时名属教坊的琵琶女，也是公开表演的。而到了晚唐时期，教坊更是同青楼联系在一起，直至唐王朝消失。
从唐初的习雅乐，到玄宗时为了皇帝一人服务，到后来逐步从皇族走向民间，教坊的兴衰不但折射了当时唐王朝曲折的命运，背后还有一群女子悲喜参杂的人生。
从教坊的兴衰我们能看出来，对于这个与整个唐王朝共存亡的机构，其实就是唐玄宗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折腾出来的。
在唐玄宗设立教坊之初，原来属于太常寺的乐工和他藩邸时养的乐人皆归置其中，外教坊还负责网罗民间的艺人，内部的艺人之中还有三六九等。
内教坊中设立宜春院和云韶院，第一等宜春院中的艺伎称“内人”，专门给皇帝表演的，并且有机会得到皇帝宠幸，就会晋升为“十家”；第二等云韶院的称“宫人”；还有最低一等的掐弹家，只能弹奏乐器。
在玄宗时期，除了这几个等级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长恨歌》中提到的“梨园弟子”，所谓的“梨园弟子”并不是现代意义，而是玄宗从坐部伎中挑选出乐舞佼佼者所组成，不归教坊管理。所谓的坐部伎，简单来说，就是唐朝时坐着跳舞的舞者，对舞者的要求比较高。
不得不感叹一句，玄宗在享乐这一方面简直是精益求精，也不得不说，正是这种精益求精，使得教坊推动了唐朝的歌舞以及民间艺术的发展。
只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过是建立在，教坊中那一群没有自由、没有自己人生的女子身上。
三、教坊女子的命运
禁门宫树月痕过，媚眼惟看宿鹭窠。
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
这首诗是唐著名诗人张祜写的《赠内人》，从诗中我们能看出内人内心的孤独与苦闷，诗人将内人比喻为困于火中的飞蛾，生动而形象的反映出内人的生活状况与情感状态。
其实在所有教坊女子中，内人的境况已经是最好的了。崔令钦的《教坊记》中有记载，“每月二日、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对；无母，则姊、妹若姑一人对”、“内人生日，则许其母、姑、姊、妹皆来对”，可见，内人是可以让亲人来探望的。
但是即使是能见到亲人的内人，内心尚且如此苦闷，遑论那些无缘得见天颜，枯老教坊的女子了，她们的情感世界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教坊记》中记载了一个教坊女子中特有的现象——“香火兄弟”，即是几个女人为了互相照顾，结为香火兄弟，共享丈夫，她们美其名曰“云学突厥法”，以此来排解生活的苦闷，并且这种畸形的现象是教坊管理者所默许的。
教坊女子除了情感上无所依靠之外，在经济上也朝不保夕，《唐会要》记载元和五年六月“诏减教坊乐官衣粮”，国家没有余粮了，便让教坊女子出席各大宴会，自力更生，但是“京中饮妓，籍属教坊”，收入还是归教坊管理，这个时候的教坊与青楼无异。
那么这些教坊女子最后的归宿如何呢？《琵琶行》中琵琶女自述“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人老珠黄的时候选择嫁给商人，但“商人重利轻别离”不懂琵琶女内心的孤寂，她只能“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除了嫁给商人，从宫中放出的宫人，还有一部分选择出家，戴叔伦的《送宫人入道》就是描述了这样一种归宿，
萧萧白发出宫门，羽服星冠道意存。
霄汉九重辞凤阙，云山何处访桃源。
九重宫阙困住了教坊女子的前半生，她们的后半生也将囿于青灯古佛，始终逃脱不掉的是如蛭跗骨的孤寂与悲凉。
而更多的有才有貌的教坊女子，社会地位低下，会选择卖艺为生，即使是嫁人，也会被夫家推出来卖身卖艺供养丈夫。《教坊记》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则案例：
苏五奴妻张四娘，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谣娘。有邀迎者，五奴辄随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劝以酒。 五奴 曰：‘但多与我钱，虽吃锤子亦醉，不烦酒也。’今呼鬻妻者为五奴，自苏始。
如张四娘这样有才有貌的女子，也只能嫁给苏五奴这样毫无廉耻之心的男人，可见教坊女子悲苦的命运，如此看来，能嫁作商人妇，却是最好的归宿。
这背后折射的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对女性的蔑视，一个唐王朝的教坊，何尝不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对女性束缚的缩影。
结语：
教坊，这个源起唐初习雅乐的国家机构，因为唐玄宗的一己私欲发展壮大，从而推动了唐代歌舞、民间艺术的发展，也间接的为大唐的文化繁荣添砖加瓦，但其背后确埋葬了一代代教坊女子的青春与泪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后世人们看到花繁锦簇的唐王朝，又有谁会在乎那些堙没于时光中、枯老在宫墙内、飘零在岁月里的教坊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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