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发死了十多年了，我偶尔会想起他来。他如同一颗没有任何人在乎的牛筋藤草，生时没有人在意，死了没有人想起，任凭风霜雨雪，居然也顽强地活了五十多年。
那年，大哥来上海看我，说，来发死了。他才五十出头，居然死于鼻咽癌，当家人发现他得这个病时，他人已经人快不行了，据说他的三个善良妹妹是想要抢救他，但一切晚了，也就没有几天。医生总说抽烟喝酒会得这鼻咽癌，可他一个从来没有机会抽烟喝酒的人，也没有娶过老婆做过父亲的人，也会得这个病。按照我们家乡人说法，老婆不讨总是小，虽然寿命五十多，但也算是没有做过人。他就这样走了，我不知道他临终的心情，哥哥说他一点也没有痛苦表情。也许对于死亡与活着比较，他会感到活着会更痛苦些吧。而他越是有些快乐地走了，我心就越是会痛，但不是痛苦他的死，而是痛苦他的生。
来发与我大哥同岁，也大我六岁。但凡记得大哥的事起，我就记得这个来发。他们家无论是小生产队还是大生产队，我们两家全是一个队的。其实，两家还是同一个祖宗的，只不过隔了三四代了。因此，他父亲叫我父亲还是叫金生哥的。但来发小的时候怎么样，我是真的不知道的，能够记起他的事情时，他应该十多岁了。他也是十来岁就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但比我哥哥晚几年。除了生产队的劳动，他还是要割草喂猪烧饭带弟妹。每天，他总是早早睡、早早起床。无论春夏秋冬，他是我们小村中最早一个起床的。冬天天冷的时候，河面会结冰，而第一个砸开冰面取水的一定是他。
来发虽然很早参加生产队劳动，但工分总是不太高。除了个子不高以外，干农活经常笨手笨脚，无论质量速度，总比同龄人差一大截，经常被队长骂。队里的一些技术要求高的活，他基本干不了。比如做秧田、播种、揇河泥、河底种菱等等，他是不会干的。尤其揇河泥，需要很高的奇巧与力气。他看上去身体也算壮实，但力气不大，也无法挑重担，像买公粮走跳板、挑粪挑水河泥等重活他也是基本不干的。因此，只能干一些粗活，所以，工分一直和女人差不多。为此，没有少挨他父母奚落。
来发与我大哥一样，没有进过一天学校，不识字。但他的记性特别好，他几乎记住了整个生产队每一个社员的干活的人工数，记住了每一块田的播种插秧治虫灌水收割时间，他还记得许多人的生日，死期，从不出错。
在生产队劳动时，来发总是大家的搞笑对象，是男女社员辛苦劳动时的乐子。许多人会问他很无聊的问题，他从不生气。但有时也会和那些存心与他搞脑筋的人争论，引得大家发笑。但从我记事起，也没有谁存心欺负过他。只是有一次，几个年轻人和老娘们打赌，说来发卵毛长了还是没长。结果把他的裤子扒了，据说还拔了几根下来，以证明来发已经成年长毛了。他爸爸把那些无聊的人骂了一顿，我记得他爸爸骂他们：拔你们自己的试试看，痛不痛，倷个班小娘生。
来发的爸爸妈妈对来发是比较严厉的，但看上去对他也不算凶。不像我们兄妹，经常要被妈妈打的，因为我们总和父母会对着干，会偷吃她准备请客的东西。而来发很少挨打，因为他很听话，从来就是逆来顺受，对于父母的任何要求，他只有一个字，呃。来发从小也穿得很暖和，至少不像我们兄弟，没有棉裤穿。来发的胃口也不错，见他总能餐餐捧着蓝边大碗大口吃饭（这一点在四五十年前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他们家里孩子少，负担轻些。来发成年后，他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但我觉得奇怪的是他爸爸妈妈好像从来不和他亲近。比如，我爸爸我会粘着他，我要是和他出去劳动或者开会睡着了，爸爸一定会抱着我或者背着我回家；我爸爸要是有空，夏天，一定会带着我们坐着竹塔上乘风凉。冬天，他会找一处没有风的地方带着我们一起晒太阳。他有讲不完大头天话（故事），我们早早地听过我爸爸见过许多中国传统故事；我爸爸只要我们孩子头疼脑热他总会把医生请来或送去医院。而我从来没有发现来发有过这些享受，他很早就一个人睡柴房，独来独往，就是病了，也是顺其自然。有时他会喃喃自语，有时他会发呆，但多数时间，他会利用一切时间打草绳。我们小时候什么农村孩子玩过的游戏全玩过，回家打屁股也要玩。如老鹰抓小鸡、踢脚板板、丢手绢、躲偷伴（捉迷藏、打弹子、滚铜板、劈样纸、弹橡皮筋等等，每天换着花样玩。可来发从来不玩，如果挑水走过看一眼也要被骂的。就是连村里放电影、演社戏也是不许去看的，他要守家。他就像一个机器人，一只会吃饭、会睡觉的机器人。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会快乐，但也没有看到他有痛苦表情，更没有看到他哭泣过。偶尔被打了，首先哭的是他妹妹，他妹妹很善良、很漂亮、很柔和，比他小十来岁，妹妹不想看到哥哥被打。所以，来发很少挨打得感谢她的妹妹。
来发与父母之间的这些反常关系，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但又百思不得其解。长大了一点后，我从我的父亲母亲那里得到答案。
原来，也不是我本家叔叔的亲生儿子，来发更不是我们这里人。他是一个“领来头”（绍兴人对领养孩子的称呼），他的家在上海，是上海城里人。
原来，在上世纪的一九五五年，上海市为了解决城市供应和就业困难，推行了城市人口回乡运动。当时只有二三岁的来发的父亲是上海国营建筑工程队的。作为被动员回乡的上海家庭，父亲祖籍绍兴、母亲祖籍上海颛桥。这样，他们家因此被一分为二，母亲带着弟弟回到上海县颛桥农村，他跟着父亲来到了我们绍兴湖塘公社农村。他父亲在上海时在建筑公司工作，会一些泥水匠活，在农村又不会务农，不会干农活，只好靠这手艺生存。但他对农村的粉墙黛瓦式建筑物不熟悉，手艺不精，几乎没有多少人家让他干活。偏偏祸不单行，又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这对没有收入来源的父子差点饿死。因为自己也吃不饱，只好背着儿子在十里湖塘叫卖，免费送儿子。
我本家叔叔在旧社会也是一户穷苦人家，早早和自己的童养媳女人成了家。因为童养媳婶婶当时年纪小发育迟缓，四年多没有生孩子，其实那时这个婶婶也就十七八岁，就以为不会生，看到有人送来一个孩子，十分高兴，就把来发领养了下来。
来发从此成为了本家叔叔的儿子，改名叫“来发”，意思是儿子来了，这户人家就发达了。大凡农村人家领养孩子，基本会取名“来发、来福、来富、来兴”等等，讨个好彩头，从此这户人家顺顺利利、人丁兴旺。来发的到来，确实给本家叔叔增添了人气，来发从此也就衣食无忧，不用跟着这个颠沛流离、一事无成亲爸爸饥寒交迫了。
但是，来发的好日子没过几年，本家婶婶居然芝麻开花节节高，生了一个儿子。来发的地位一下子从独生儿子变成了小佣人。从此，他被一家人呼来唤去，倒尿壶、洗尿布、抱孩子、喂猪猡。大人外出劳动，他还要烧饭，每天忙完一切后，他就到柴草房一个人睡，下雨天，父母不劳动，他就搓绳或打绳，到了读书年龄，他没有去上过一天学，他也没有像其他任何农村孩子一样有过快乐的时光，尽管他从来未曾有过痛苦的表情。
又过了两年，本家婶婶又生了一个女儿，来发更忙了。但这时候他也要像其他农民孩子一样，既要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也要做家务。但不知为什么，他干活的样子总像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一样，笨手笨脚干不好，以至于久而久之，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为此，有人给他取了一个草号，叫“戆大”。记得这名字在绍兴好像是指鹅，我到上海后才知道这是侮辱人的。我后来想，要是他亲爹不是自己回乡，要是来发在上海好好读书，要是他后来考上了大学。不，就算那个时候考了一所中专，那他就是国家干部了。他记性这么好，也许他成为了专家、也许他成为了领导、也许他有了自己的事业，他还会是农夫们眼里的“戆大”吗？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来发家发生了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本家叔叔自己生的儿子在玩水时溺水死亡，这让本家叔叔夫妻几次昏厥、痛不欲生。不过，我们绍兴几乎每年会有几个小孩被鉴湖吞噬，这也是枕河人家经常发生的悲剧。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些爱玩水“浪里白条”（光屁股小孩）人人自危，不敢玩水，说有湖水鬼在水里。但我父亲另有说法，他说是我们本家叔叔不该逢年过节总帮着人家杀猪宰羊，积凶太多。他们两人年轻时都学杀猪，但我父亲自从杀过一只羊还没有杀死，见血就扔了屠刀，觉得太残忍，再也不碰杀猪刀。从此，这套杀猪设备到我们长大还锈蚀在框里。但我妈妈生气时，总骂我们五个兄弟，为什么不去淹死几个呀。但要是那个孩子真的病了，她就第一个受不了了。
自从来发失去了这个弟弟以后，他的日子不仅仅没有好过，反而有点难过。父母的坏心情让他成为了出气筒。我不知道，来发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淹死的不是他。为了再生一个儿子，本家叔叔加快了造人的节奏，三年里又生了两胎，遗憾的全是女孩。并且第三个女孩生时，计划生育工作已经抓得十分紧，要他们夫妻罚款并尽快节育。本家叔叔哪里肯依，发誓不生男孩永不罢休，计生工作者日日蹲点守候，而他们夫妻却是旁若无人，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天早晨，本家婶婶到河边淘米时，如祥林嫂一样，被抓到机船上拉到卫生院做了节育手术，等本家叔叔赶到，麻药也醒了，他痛不欲生，恨不得拿着杀猪刀把计划生育干部杀了。这点没有我爸爸自觉，他看着自己五男一女六个孩子，偷偷去做了结扎。对此，他羞于启齿，什么时候手术，我们一家人全然不知道。
在没日没夜的劳苦中，来发慢慢长大了。话说回来，农村人家孩子都是在劳苦中长大的，相比较，本家叔叔家里还是能够温饱的。要说来发在吃饭穿衣上，绝对比我好。我冬天没有棉裤穿，没有袜子穿，吃饭还粗粮多。可来发总是吃得饱，穿得暖，餐餐有大米饭吃。
由于来发睡觉的柴房靠近我家，因此，我放学回家有空时候常常去看他打绳，出于好奇也会帮他打一会绳子。这时候我也逐步走近了来发。来发告诉我，他的外婆还住在上海县颛桥，在上海还有很多亲戚。他在上海的名字叫自觉，有一个弟弟叫自君，好像应该还有阿姨舅舅等等一大堆亲戚的，其它我没有记清楚，但记得他说弟弟自君就和外婆在一起，他很少说起妈妈。
来发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但在本家叔叔家里是不会有人在乎他的婚姻大事的，何况他这样的干农活半残废，谁家姑娘要他。本家叔叔对于人家的背后议论，也早有耳闻，明确说：“我是没有办法给他结婚的，村里好好的小伙子也找不到女孩，像他这样半劳力谁要。如果谁家女儿喜欢来发，我就给他结婚”。
如巴黎圣母院的卡西莫多也爱美女，何况身体健全的来发。来发也怀春了，他单相思了。来发看着三个如花似玉的妹妹渐渐长大，自己也到了谈婚论嫁年纪，家中的妹妹他是万万不敢有非分之想的，要不会被打死，但别人家的女孩他更是没有指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绍兴不知什么原因，女人平白无故只生男孩很少生女孩，以至于女孩奇货可居。日后人贩子发了财，他们纷纷把外省市女孩介绍来绍兴，名“灰鹅”，意思不是本地姑娘。所以，来发注定只能是做一只骡子了。可发育正常的他怎么也难以抑制自己荷尔蒙作怪，经常早晨洗短裤时让大家看他夜里画的地图。来发知道自己如果不努力，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再娶妻生子了，但他并不死心。有一年生产队收成不太好，他的养父母知道他上海有外婆，主动让他来上海看看外婆，而实质上到上海来要点粮票钱什么的，好像来发在上海住了半个多月。回来后，一段时间养父母对他好了不少，说明上海这边亲人对他还是不错的，也可能带了一些钱物回来，据说还带回不少茄子干，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个食物。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看他打绳，他居然拿出了信纸和信封，要我帮他写信，还给了我一粒从没有见过的上海糖。信是写给他在云南插队落户的表妹的。他表妹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大致意思是他十分想念表妹，以后我就经常帮他写信给他表妹，但从没有见过回信。当时，我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他已经快二十多岁了，一年多后，他再也没有再让我写信，我感到他更沉默寡言了，也许，他的短暂的单相思的恋爱就此终结了，如同阿Q与吴妈的爱情，注定没有结果。但有时，他还是会与我分享他在上海的“艳遇”，说云南回来探亲的表妹如何漂亮，表妹在上海还带他散步、逛街；他还说外婆家门口的理发员是个漂亮女孩子，他特地去理了一次发，还多给了她五分钱，女孩子要找他钱时他们的手碰在了一起，他们都脸红了。
我与来发接触的机会少了。我十四岁辍学务农，来发正好二十岁，但我记得我的身高已经超过了他，第二年我成了生产队小会计，每天收工前为大家记工分，我还是劳动能手，很快工分超过了来发。其实我和来发一样，也要每天劳动、做家务、带弟妹，几乎没有空和他聊天。十七岁那年我去学了竹匠，那年年底征兵，我十分希望到部队去，以为那里可以读书，所以主动报了名，经过漫长的一个冬天等待，我们八十个身体及格小伙子中才被选了十个人到空军地勤。第二年春天就换上军装参了军，一家人是对我十分失望，因为，学了手艺，师傅答应给我一块二一天的学徒工资了。
以后每年回家探亲，我总要去看看本家叔叔婶婶，也顺便看看来发和他们家的三朵金花，后来这些妹妹也一个个名花有主，只有来发，还依然如故孓然一身，与他七八十岁养父母一起生活。但他也会冷不丁问我上海颛桥的情况，也许他依然记着他的表妹。但十分遗憾，我的单位虽然离那里很近，但我从未去过。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好像他已经是五十来岁的小老头了，但他依然十分听八十多岁老父亲的话，依然对他每一天指令回答“呃”。过了一年，哥哥来上海说：来发走了，走前也去看了看他，给了点钱。我听了先是有点心痛，后来我又淡淡释然了。释然的是他一个上海城里孩子，就他亲生父亲的一个决定。让他一辈子成了农民人家寄人篱下的包身工，不知道什么是亲情，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幸福，他死了，是解脱。
来发，奥，你的名字原来叫自觉，上世纪五十年代很上海的一个名字。从此，你也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再也不用唯唯诺诺、再也不用受人摆布。这几天，清明刚过，我想到了你。如今，我也退休了，如果你活着，我回绍兴可以多和你聊聊上海颛桥的事，如果你想知道你们家里的人，我可以开车去一次看看，回来告诉你。我知道，你来去匆匆的一生，如同蝼蚁、如同野草，如同干燥沙子上的一滴水，恐怕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再想到你。对不起，在你死去十多年以后才有时间为你写点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