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晚清时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他们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展开了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自救运动，史称“洋务运动”。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虽然是戴着镣铐跳舞，最终难逃失败的结局，但相较于视西方科技为“奇巧淫技”的传统观念，无疑是进了一大步。
当洋务运动在东南沿海地区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之后，内陆省份如湖北、四川乃至陕甘地区也有引人注目的建树，唯独湖南一片沉寂。虽然洋务运动四大代表人物中，有曾国藩、左宗棠两位湖南人，可他们都在外省任职，无暇顾及家乡。实际上，湖南也曾于1876年试办过湖南机器局，但不久便草草收场。湖南兴办洋务失败，固然与缺乏政府财政支持有关，但地方绅士对洋务运动的横蛮抵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当时的湖南绅士，大多是湘军出身，思想普遍顽固守旧，喜欢以卫道士自居。由于“华夷之辨”观念根深蒂固，他们盲目排外，不仅反洋教，而且反对兴办洋务。1876年，耗银2.25万余两的湖南机器局即将在长沙建成投产。这是湖南第一家洋务工厂，主要生产枪炮、火药，所用煤、铁等原材料均出自本省。机器局的建成，本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却遭到以宁乡绅士崔暕为首的守旧绅士的仇视。
崔暕（1834-1902年），字晦贞，号贞史，出身于湖南宁乡一个书香世家。1856年中秀才，其后投身湘军胡林翼幕府，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功候补县学训导。1870年又入湘军将领左宗棠幕府，参与平定陕甘同治回乱，积功授运同衔。1875年中举人，历任贵州永宁、黄平、仁怀知县，后被革职。崔暕虽然官职不高，仕途不顺，但平生却以攘夷卫道为己任，极其厌恶西学，凡是舶来物品，一概拒绝。1861年，崔暕以“天下第一伤心人”的笔名撰刊《辟邪纪实》一书，鼓吹反洋教。该书虽取名“纪实”，但书中的内容，多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该书刊刻后，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且推动了1862年湖南湘潭、衡州教案的爆发。湘潭、衡州教案导致多名地方官员被革职，后以修复教堂、赔偿损失结案。不过，鼓动反洋教的崔暕并未受到处理，也没有停止反洋教活动。所以，到了1876年，崔暕又在长沙兴风作浪，反对洋务运动。
《辟邪纪实》封面
当时正值湖南省乡试，崔暕趁机煽动到省城参加乡试的士子以及长沙三所书院的学生闹事，提议捣毁湖南机器局。血气方刚的士子们，被崔暕灌了迷魂汤，一个个跃跃欲试。然而，到了行动前的最后关头，组织闹事的头目们却有点害怕了。他们都清楚，湖南机器局是朝廷批准设立的洋务工厂，如果鲁莽行事将其捣毁，可能要被砍头的。他们的人生目标只是求取功名，并没有做好为反洋务献身的思想准备。但崔暕不甘心放弃这个闹事的机会。既然捣毁机器局的风险太大，那就换一个风险小一点的目标再干，以避免士子们临阵退缩。
重新选定的目标是长沙上林寺。上林寺是一座始建于唐代的佛教寺庙，按说不应该成为绅民反洋务的对象。但崔暕认为上林寺是洋务派人物郭嵩焘捐助修复的，且上林寺住持僧西枝与郭嵩焘关系友好，所以上林寺是最合适的替罪羊。郭嵩焘一向好谈洋务，被守旧绅士视为假洋鬼子。而且郭嵩焘当时刚被任命为出使英国大臣，准备赴英“通好谢罪”。在守旧绅士看来，这是奇耻大辱。崔暕把反洋务的矛头转向郭嵩焘和上林寺，也正好具有民意基础。
《辟邪纪实》内页
1876年10月4日，参加乡试的各地士子以及长沙三所书院的学生上千人聚集上林寺，先是声讨郭嵩焘，然后放火焚烧上林寺。这座著名的千年古刹于是被毁之一炬。一些闹事分子还趁乱打劫，掠夺上林寺的财物。
纵火事件发生后，湖南官方的态度耐人寻味。时任湖南巡抚王文韶，因与郭嵩焘素有隔阂，听说郭嵩焘捐修的上林寺被烧毁，反而很高兴，夸赞闹事分子有气节。事后，王文韶不仅没有下令捉拿纵火之徒，反而让长沙府驱逐了与郭嵩焘关系密切的上林寺住持僧西枝。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王文韶，如此颠倒是非，实在令人唏嘘。
郭嵩焘
湖南绅民的反洋务闹剧，导致湖南民风更加趋于保守，也让湖南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全无作为。湖南唯一的洋务企业机器局，在投产第二年便宣告倒闭。直到20年后的1895年，主张变法革新的维新派官员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后，局面才得到改观。陈宝箴在湖南兴矿务、搞制造、行轮船、设电报、通电灯，使湖南在维新运动中风生水起，被誉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虽然维新运动最终也在顽固派的打击下失败，却使湖南民风大变，越来越多的绅民不再盲目排外，开始接受新生事物，到了清末甚至形成了出国留学风潮。
而那位以反洋教和反洋务著称的绅士崔暕，1887年在贵州仁怀知县任上被革职后，大约是觉得无脸回宁乡老家，先是客居秦陇（陕西、甘肃），后又客居武陵（湖南常德），以卖书画为生，直至1902年去世。（文/谢志东）
洋务运动兴办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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