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道德和立法的基础。
——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文｜何勤华
源｜先知书店
图文转载自 |燕大元照
在法律思想家中很少有比切萨雷·贝卡里亚侯爵更懒惰的人了。切萨雷·贝卡里亚是意大利刑法学家，古典刑事学派的创始人和最重要代表人物。
他出身于米兰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其家族原先在帕维亚，据说曾获得过对那里的统治权，18世纪初被授予侯爵称号。贝卡里亚的祖母去世时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依靠遗产和父亲的俸禄，他出生后一直过着丰裕的生活。这也养成了他懒惰、软弱的性格。
贝卡里亚8岁时进入帕尔马的一所耶稣会学校读书，在那里他首次展现了自己在数理课程方面的天赋和非凡的想象力，同学们都称他为“小牛顿”。
8年后，他进入帕维亚大学攻读法律专业，于1758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回到米兰，并于1764年发表了代表作《论犯罪与刑罚》。
1768年11月，贝卡里亚被奥地利政府授予米兰宫廷学校经济贸易教授的职位，1771年4月被任命为米兰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委员，1791年成为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1794年，贝卡里亚因中风在米兰家中去世。
刑法学之父：切萨雷·贝卡里亚（1738年-1794年）
▌生性懒惰的贵族，被迫成为了法学家
在贝卡里亚的一生中，尤其是前半生，有一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他就是民主主义者、经济学家彼得罗·韦里（Pietro Verri）。
贝卡里亚毕业后在米兰无所事事，感到厌烦，但他又受到当时启蒙思想的激励，于是参加了韦里在其家中成立的一个激进讨论小团体——猛击。
猛击社团的成员都是一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他们中许多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信徒，并自认为是北意大利的百科全书派。猛击社团的成员阅读了大量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并每晚聚会进行激烈的讨论。
贝卡里亚很佩服韦里，却又不接受他的观点。猛击社团的活动对贝卡里亚的思想启蒙和视野扩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的“我皈依哲学是在5年之前，即当我阅读《波斯人信札》之时……读狄德罗的著作给我以触动和启发，休谟深刻的形而上学对我来说是个启迪，它使我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1761年2月，贝卡里亚在几经动摇后，违抗父命与出身于军人家庭的漂亮姑娘、17岁的特雷莎·布拉斯克结婚。由于贝卡里亚是长子，他的结婚不仅导致了与父母关系的破裂，从而失去家庭的经济支持，而且意味着他将丧失继承权。
贝卡里亚不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与特雷莎结婚，可见他们相爱甚深，这也是贝卡里亚一生中难得的几次勇敢行为之一。但婚后一年，小家庭便债台高筑、处境艰难。这时，韦里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贝卡里亚与父母消释前嫌、重归于好，使他免除了经济之忧，得以专注于学术研究。
彼得罗·韦里（1728年-1797年）
1762年，根据韦里的建议，贝卡里亚撰写了《论米兰公国1762年货币混乱及其救治》，这是他的处女作。该书的发表使贝卡里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在这本书中，贝卡里亚对当时困扰米兰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的焦点问题——米兰汇率投机活动猖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通过考察各种货币的含金量，设计了一个以含金量为基础计算货币价值的数学公式，并且根据公式计算出各种货币之间的比价，充分展现了他的数学才能和独特的视角。
但由于没有考虑到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造币厂里货币的含金量存在差异并时常变化，贝卡里亚计算出的比价不够准确。尽管存在这一失误，贝卡里亚方案的思路仍受到了金融界的肯定和重视，并引起了学术界和行政当局的兴趣和注意。1763年，米兰出台的一些金融改革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贝卡里亚的建议。
当时在猛击社团里，每个成员都要研究和掌握某一特定主题，每晚轮流作报告。贝卡里亚选择的是刑法，但他并没有认真钻研。韦里认为贝卡里亚“有丰富的想象力……是位有造诣的代数学家、优秀诗人，有独辟蹊径的头脑，只要懒惰和灰心丧气不抑制他”，所以将他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对刑事立法的批判这一“最适合雄辩和富有想象力的人的题目”交给他写。在朋友的几经催促下，他开始动笔。
贝卡里亚虽然毕业于法律专业，但对当时的刑事制度没有直接和深刻的了解。在这方面给他以重要帮助的是韦里的弟弟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曾担任过当时授予贵族人员的荣誉职务“囚犯保护人”，因此对当时刑事法律制度中的黑暗情况了如指掌。
在韦里兄弟尤其是韦里的不断鼓励和帮助下，贝卡里亚终于在1764年完成了令他的同伴震惊的不朽名著《论犯罪与刑罚》。所以，与其说这本书是他自愿写成的，还不如说是被逼出来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使贝卡里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生性懒惰的贵族迈进了法学家的行列。
《论犯罪与刑罚》封面与内页展示
▌刑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预防犯罪
《论犯罪与刑罚》是贝卡里亚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论犯罪与刑罚》文风简洁，字字珠玑，闪耀着法理与思辨的光辉。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长，但影响却极为深远，被誉为刑法学乃至法学领域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贝卡里亚抨击了封建社会以罪刑擅断、司法专横为主要特征的刑法制度，依据人性论和功利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了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并以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石提出了以下观点：
1）颁布法律的权力只属于根据社会契约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代表即立法者，只有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才能称作犯罪，而且只有法律才能规定刑罚。
2）刑事法官无权解释刑事法律，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
3）衡量犯罪轻重的标尺不是犯罪意图，也不是受害者的地位或罪孽的深重，而是社会遭受到的危害程度。
4）犯罪人的刑罚应当与其所犯的罪行相适应；犯罪人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同样的罪行应当受到同样的惩罚。
5）刑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即预防犯罪。
6）为了较好地达到预防的目的，对犯罪人应当采用温和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刑罚。因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和延续性，“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同时，法律规定应当清晰明了，使人们容易理解，才能切实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以上就是后来为现代刑法制度所确认的三大刑法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化原则。此外，作者还呼吁废除刑讯和死刑，实行无罪推定。
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振聋发聩的论述，立即引起了宗教和保守势力的惊慌，他们对贝卡里亚进行了严厉的指控。面对这些指控，贝卡里亚害怕了，他表白说：“我希望做人类的保卫者，但不愿为此做殉道者。”这时候又是韦里兄弟挺身而出帮助他，反击对他的指控。后来在当时米兰行政首脑卡尔洛·费尔米安（Carlo Firmian）伯爵的保护下，贝卡里亚没有遭受到宗教迫害。
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带给贝卡里亚更多的是赞扬和荣誉。伯尔尼的爱国者协会在尚不知道作者是谁的情况下就作出决定，向作者授予金质奖章，赞扬他是一位“敢于为保卫人类，反对最根深蒂固的偏见而呐喊的公民”。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此书赞赏有加，两人由此开始有了书信往来；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还盛情邀请他访问巴黎；甚至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因此书而邀请贝卡里亚到俄国帮助编纂俄国新刑法典。
切萨雷·贝卡里亚 Cesare Beccaria
▌他的思想虽有缺陷，却体现着文明的巨大进步
由于贝卡里亚毕业后一直没有合适的职业，对于来自巴黎的邀请，他的父亲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认为这对贝卡里亚的前程将大有裨益，所以不惜为此举债。1766年10月，贝卡里亚在亚历山德罗的陪伴下前往巴黎。
在巴黎，贝卡里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们注意和颂扬的中心。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及达兰贝尔、莫雷莱等都对他大加赞扬。
然而，贝卡里亚对这次难得的机会似乎并不重视，仅一周时间，他对妻子和家人的思念就发展到快要发疯的地步，他写信给妻子，决定尽快返回米兰，并向父母谎称身体不佳，以此作为提前返回米兰的借口。尽管韦里写信鼓励他并劝他多留些日子，而且还请求他的妻子说服他，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贝卡里亚不顾任何劝说和反对，于12月12日返回米兰。
贝卡里亚巴黎之行的种种表现使韦里兄弟对他十分失望和不满，他们的关系开始恶化。巴黎之行是贝卡里亚第一次出远门，也是他唯一的一次，这次远行在他心里造成了巨大的阴影。
对他的表现，人们众说纷纭，有褒有贬。在刑法史上几乎与他齐名的刑事人类学鼻祖切萨雷·龙勃罗梭按照自己的理论作出了一种有趣的解释：每个天才都同时是一个精神病人，他在某一方面所表现出的超常才能往往是以另一方面能力低下为代价的，贝卡里亚就是实例之一。
《论犯罪与刑罚》内页展示
1769年，31岁的贝卡里亚踌躇满志地登上米兰宫廷学校的讲台，翻开了他独立生活的第一页。贝卡里亚主持的是经济学讲座，这是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雷莎专门为其设立的，对于想在经济界和金融界发展的人来说，这门课是必修课。
在首讲式上，贝卡里亚回顾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强调了各门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
“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学科范围内，忽略相似和相邻学科的人，在自己的学科中绝不会是伟大的和杰出的。一个广阔的大网联结着所有真理，这些真理越是狭窄，越受到局限，就越是易于变化，越不确定，越是混乱；而当他扩展到一个较为广阔的领域并上升到较高的着眼点时，真理就越简明、越伟大、越确定。”
这段话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成功的经验总结。
第一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讲稿也很快被译成法文和英文发表。贝卡里亚备课认真，他的课是学校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他讲课基本上是按照教案，他的保护人费尔米安伯爵希望他能将自己的教案整理一下以便出书，并多次敦促他，而他却懒得着手，一拖再拖，直到他去世后，他的手稿才由他的一位学生整理成书。
1789年，贝卡里亚从经济界回到法律界，主管警察、法庭、监狱和管教所，负责社会治安的维护和刑事法律的制定，开始真正将其刑法思想付诸实践。
1790年，贝卡里亚辖区内的科莫市发生了一系列失业工人的抗议示威，警察出面镇压，逮捕了一些示威者，但局势仍不断恶化。贝卡里亚亲自赶赴科莫市研究对策。他力排众议，反对用镇压手段解决问题，也反对将闹事的工人强制充军，认为这样做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局势。他主张对失业者给予救济，鼓励各种工业和当地手工业的发展，创建一个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他提出的这些策略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791年，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任命贝卡里亚为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委员，将他推到了刑事立法的第一线。然而此时的贝卡里亚已进入暮年，虽想一展自己的抱负，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只留下了一些书面的咨询意见，其中关于刑事立法的有《对政治犯罪的简略思考》（1791）、《论无期徒刑计划》（1791）、《改善被判刑人的命运》（1789—1791）、《论管教所》（1791）和《对死刑的表态》（1792）。其中，在《对政治犯罪的简略思考》和《对死刑的表态》中，贝卡里亚充分阐发了自己的刑法思想。
在《对政治犯罪的简略思考》中，贝卡里亚认为，应当把那些本性在于直接破坏社会关系的犯罪，同那些只是间接损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区别开来，前一类行为为“罪恶的犯罪”，后一类行为为“政治犯罪”。
他认为，政治犯罪不是以恶意为前提，而是以自愿造成的损害为前提；他们并不直接破坏社会，也不侵犯自然法；是简单的过错而不是欺诈。在政治犯罪中，应当特别注意个人的条件，“因为，棍棒可以矫正卖苦力的人，而对贵族、诚实的商人和一切文明的人却是一种侮辱和毁灭，并使他们的家庭蒙受最悲惨的耻辱”，这种刑罚不再同犯罪相对称，而是大大超过了它。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道德和立法的基础。
——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在《对死刑的表态》中，贝卡里亚认为，除非在十分需要的情况下，不应当规定死刑。因为：
1）当死刑不是必需时，它是非正义的；
2）死刑的效果不如富有持续公开性的终身刑；
3）死刑是不可挽回的。
在安定的社会状态中，在正常的司法管理下，根本就不需要死刑。死刑只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即阴谋颠覆国家的罪犯，尽管被监禁并严加看守，但由于他的国内关系或国外关系，仍会继续扰乱社会并使之处于危险之中，除此以外，都不应适用死刑。
死刑只是在消灭罪犯上最为干脆，而在打击罪犯上却不是适宜的。而且，再明智公正的法官，也不可能绝对排除对量刑事实的认定发生偏差，误判死刑的情况总是难免的，但也无法补救。
贝卡里亚一生充满了矛盾：他可以用笔勇敢而激昂地对暴政进行控诉，然而却不愿为他的激进思想付出代价；他的思想独特于与他同时代的人，而他的生活、行为却与大多数人保持同步。
尽管如此，我们谁都无法否认贝卡里亚对刑法思想的巨大贡献，他毕竟是以现代启蒙思想系统论述犯罪与刑罚问题的第一位思想家。
他的著作就像是在黑夜中发出的声音，试图唤醒人们内心本该具有的丰富情感；他的刑法思想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它体现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刑法改革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如韦里在他去世后对他所作的评价：贝卡里亚是“第一位敢于指出社会科学重大问题的天才”。
有些书籍虽然只以学术著作的名义为人所知，但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堪称无可替代，贝卡里亚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即属于此类。
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影响却极为深远，被誉为刑法学乃至法学领域里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本书原著初版于1764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刑罪原则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
书中明确提出了后来为现代刑法制度所确认的三大刑法原则：罪行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中国刑法学研习者的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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