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年，明成祖朱棣发动了震惊天下的“靖难之役”，成功从自己的侄子手中夺取皇权，并建立国号为“永乐”。
登基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下西洋。
谈起下西洋，我们不禁都会联想到郑和。
他作为这次下西洋的领航者，带领着手下的船员们，驾驶着中国的船队驶入南洋，自此拉开了东方“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据史书记载，“郑和下西洋”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航航海项目，也是发起时间最早的，它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了七十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八十年。
同时“郑和下西洋”共历时三十三年，其船队航行范围已超过七万海里，相当于现在地球圆周的三倍有余，进行了七次远航。
明成祖朱棣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明宣宗继续了对航行的支持，而这次也是所有航行中历时最长的一次，足足航行了整整十年。
在1435年，郑和的船队准备最后一次返航，而统治者却突然宣布彻底结束下西洋活动。
这一决定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和疑问，只因为无论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下西洋带来的收益和好处是不可估量的。
而且据相关书籍记载，郑和每次下西洋都能给国库带来将近上千万两白银的收入。
这让后人们都倍感疑惑，“下西洋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关于永乐年间下西洋的理由，其实一直有很多的争议。
其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明成祖朱棣为了寻找自己的侄子建文帝。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很多漏洞。
建文帝在海内都无法战胜朱棣，那么逃到海外对朱棣更没有什么威胁了。
朱棣如果真有心想除掉建文帝，他可以直接公布“建文帝已死”的消息，强行给企图复辟的建文帝套一个“骗子”的身份，那么建文帝复辟之路将难如登天。
而且就算朱棣真想寻找建文帝，他完全可以找锦衣卫，执行秘密任务。
与声势浩大的船队相比，他们更适合执行这样的任务。
历史上锦衣卫出国执行任务也并不罕见，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就有锦衣卫潜伏日本为军队提供情报的例子。
所以说“郑和下西洋”绝对不是一件类似“宫斗剧”的俗套戏码。
关于其真正停止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探索。
下西洋收益巨大，每次航行都可以为朝廷带来巨大的财富，充盈国库。
然而伴随着国库的逐渐富裕，明代士族阶级很快便发现，自己在朝廷所占的权重越来越低。
在以往的时候，朝廷所征收的税款，主要还是依赖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地主，只有在他们的“配合”之下，皇帝才有源源不断的银子，这也悄然形成了一种制衡。
皇帝有把柄落在大臣们的手中，才能切身处地的为大臣考虑，保证其利益。
而通过海外贸易，则完全绕开了这一道防线。
士族们突然发现，皇帝突然有了自己独立的财政机构，因此对待“下西洋”这些大臣们开始有“预谋”的选择了抵制。
可能会有人对此感到疑问，下海是赚钱的好事啊，既然皇帝能下海赚钱，这些大臣们为何不能呢？
从《大明律》中我们就能找到答案，大明律明确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从这里我们就能了解到，官僚机构“士族阶级”作为“奸豪势要”一类，是严禁私下造船，更别提下海赚钱了。
而这个禁海诏令在明成祖时期就已经存在，每过几年还要重申一遍，以此告诫官员士族阶级们。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有大臣会以“劳民伤财”来指责当时的“下西洋”了。
而明宣宗面对海量的“口诛笔伐”最终还是顶不住了，在第七次下西洋以后，彻底停止了这场“游戏”。
然而之后下西洋的事业并没有停止，当“皇家船队”停摆以后，这块空出来的市场很快便被沿海豪族瓜分殆尽。
有证据显示，自从明代实施海禁以后，依然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商船往来于南洋之间。此时他们的主人也从“皇帝”转变为“士族阶级”了。
这些恰恰是导致明朝后期，国家愈发贫弱，而江南士族却逐渐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进入西方大航海时期后，这些士族们由于缺乏国家的支持和航海技术的落后，所以在西方先进的航海技术面前，几乎毫无竞争力。
最终的下场只能有两个，要么沦为其附庸，要么惨淡地退出。
这也造成了华夏民族在“大航海时代”的惨淡谢幕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内的政治文化影响以及国外航海船队进击中国市场导致。
无论如何，它所留下的历史的痕迹是无法磨灭的。
从郑和最后的一次下西洋以后，关于“下西洋”这项活动的正当性就已经受到了挑战。
由于“士族阶级”的宣传，此时的人们已经开始质疑这项行动的合理性，认为这就是一项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罢了。
根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明代的兵部，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宪宗下诏，命兵部查找有关于“郑和”的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
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
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
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
而到了清朝，出于为了塑造自身统治合理性的考量，明朝自然而然便作为反面教材，“郑和下西洋”此类的壮举那就更不能提了。
清朝的统治者很快就发现，即使自己已经成功登临高位，但是在外交上始终无法走出明朝的阴影。
当时的南洋诸国在得知中原王朝改朝换代以后，其反应并不怎么大，在前来朝觐时，其使者依然按照对昔日“宗主国”明朝时所采用的礼节和服饰。
对于这些做法，之前的康熙雍正等人大都一笑了然，然而唯独乾隆却对此十分不满。
因此在乾隆年间，官方开始了对“郑和下西洋”一事彻底的否定，将“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认定成了一个民间传说故事。
另外，在官方对《明史》的编纂上，清朝编纂《明史》足足历时近百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曾经多次对其内容进行大规模修改。
在乾隆任内《明史》才被彻底地宣布完工。
而在这本官方巨著之中，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内容更是寥寥无几。
在提到“下西洋”的理由是，其更是认为只是明成祖的一时兴起，为了去找建文帝。
极大地淡化了真实的“下西洋”所为国家带来的利益和贡献。
与此同时，在乾隆时期，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编纂《四库全书》。
为了给自己歌功颂德，乾隆提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计划，致力于打造出一本“超越古今”的著作，对标永乐年间明成祖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
之后他便以此为由，开始在民间大肆搜刮各类书籍，而在这些书籍之中，对于那些不符合自己心意的“禁书”，乾隆下令全部销毁。
这场风波对于民间散佚的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信息大量丢失，以至于后来人几乎找不到任何相关信息，唯一的信息便也只剩下了“劳民伤财”“好大喜功”这些陈腔滥调。
直到乾隆去世后，《明史》中才把《郑和传》重新添加进去，只不过在对于郑和下西洋这件事情的描述上依然十分短暂，只有寥寥数笔。
昔日尘封的那段历史，似乎永远也无法重见天日了。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这段历史，历代都有无数仁人志士进行探索。
晚清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
孙中山也曾经表示：“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
只可惜关于这一事件的考古探索却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甚至就连昔日的宝船也不见踪影。
直到后来，伴随着南京南郊板桥三山的一处明朝古墓的发掘，在终于找到了可以证明这段伟大航行的切实证据：人们发现了郑和时代的航海图！
南京南郊板桥三山，上世纪末，形成了一批砖窑。
砖厂把山上的泥土挖空，烧砖出售。
不到十年，这里的山就被夷为平地。
挖出了很多明代古墓，其中一座稍大一些，这让考古学家感到震惊。
这座古墓葬于明朝宣德年间，墓主姓吴，经过身份辨认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宦官，人们在墓葬内还陆续找到一些和航海有关的东西，比如指南针和一个锦帛制成的图纸。
经过辨认，这张图纸正是郑和时期的航海图。
与此同时，专家们立马结合现代地图上与其进行对比，很快人们就发现在岛屿位置上，两者居然惊人的一致！
《郑和航海图》全长560厘米，其上绘制了530多个地名，包括了亚非海岸和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是明代以郑和船队的远航实践为依据而绘制的，同时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
图中以南京为起点，沿海岸南下，经锡兰山（即今斯里兰卡）到达溜山国（今马尔代夫）。地图的最末端一直达到如今的霍尔木兹海峡。
除此之外，图中对山川地貌，风土人情都有着详细的描述，采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立体写景的形式，形象直观，易于航行中辨认。
其次，图中还附有很多用作导航的定位数据，很具实用价值。
充分说明当时中国海船的远航经验甚为丰富，航海技术水平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虽然这幅航海图比例有很大出入，但该图依然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完全足以支撑这段航行。
这起消息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世界，这张航海图的发现也使得“郑和下西洋只是传说”的谎言彻底被揭穿。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华民族睦邻友好的壮举。
关于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我们明白，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文明礼仪之邦，秉承着和平外交，友好往来的理念，将周边国家牢牢连接起来，世代结友。
这一观念正是郑和下西洋的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外交风范，我们都应该铭记于心，将其传承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