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敕命在韩城祭祀司马迁祠、敕命在韩城祭祀大禹庙，把韩城作为朝拜圣地和打造成教化中心的过程，是一个“化无形于有形”的过程下面我从元朝统治集团把韩城作为朝拜圣地的历史背景、元朝统治集团在韩城进行的祭祀朝拜活动、韩城元代建筑的特性及功用等方面论述这个过程，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元朝时西安什么时候被攻破的?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元朝时西安什么时候被攻破的
作者：强尚龙元世祖忽必烈敕命在韩城祭祀司马迁祠、敕命在韩城祭祀大禹庙，把韩城作为朝拜圣地和打造成教化中心的过程，是一个“化无形于有形”的过程。下面我从元朝统治集团把韩城作为朝拜圣地的历史背景、元朝统治集团在韩城进行的祭祀朝拜活动、韩城元代建筑的特性及功用等方面论述这个过程。
一、 元朝统治集团把韩城作为朝拜圣地的背景及原因分析
《元史》146卷记载，窝阔台大汉时期，蒙古统治者初下中原，近臣别迭等人就说“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直裸裸地暴露出了当时蒙古统治集团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在这种偏见支配下，蒙古贵族肆意圈地放牧，残酷杀戮汉人，致使中原占领区地尽抛荒，人为驱口（奴隶），经济文化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这些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行为，直接埋下了民族矛盾的祸根，激起了汉人的强烈反抗。《元史》开篇就有所谓的“民叛”记录，而且情况愈演愈烈。不难看出，这些“民叛”行为其实是落后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的冲突，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战争，它直接动摇着元蒙政权在中原的统治根基。
蒙古人占领了北中国后，忽必烈已登上了汗位。这位草原上的雄鹰已经把犀利的目光投向了未来，心中已经形成了建立一个地域辽阔、规模空前、民族融合的大一统帝国的构想。他敏锐地认识到，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军事占领问题，而是设法长期与汉人和谐相处的稳定问题。为此，他一方面要求蒙古保守势力放弃狭隘的“旧俗”观念，在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汉法”与“旧俗”之争；一方面崇儒揽士，采用汉法，颁布了一系列劝课农桑，严禁废耕田为牧场的改革诏令，力图以此完成政权性质的蜕变，达到和汉人和谐相处的目的。这些措施虽然对恢复生产、稳定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长期积压在汉人心中的“斥蒙”情绪，汉族士大夫心中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等大是大非问题始终难以清除，这显然对建立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政权是十分不利的。如何做到蒙汉一体，使汉人从思想深处认可大元政权的正统性，认可自己是中原正统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以及正在进行的南下战争将以什么样的性质出现？忽必烈遇到了难题。
建立一个地域辽阔、规模空前、民族融合的大一统帝国，必须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大一统民族融合政权的大思想。公元1229年，蒙古大军攻破韩城，忽必烈眼前终于有了靓丽的闪光，《史记》通脱大气的民族观让他看到了希望，使他找到了自己拥有正统王朝的思想根基。
《史记》立《匈奴列传》、《大宛列传》等，直接把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考察，这一宏阔远大的大一统民族见识无疑为当时蒙元统治者所急需；司马迁开阔的“华夷同宗，民族平等”思想政治视野，无疑为大元王朝的政权运行提供了理论指导；《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夏后氏是大禹的苗裔，这个记载不仅说明了匈奴人是大禹的后代，而且以后南下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腾挪纳用，都据此认为他们是大禹的后代（下文有例证），这就直接为大元王朝的“正统性”提供了“根正苗红”的依据。
《史记》的思想无疑触动着忽必烈的神经，点化并支撑着忽必烈心中大一统正统王朝的理想大厦。藉此，忽必烈吸纳通用，最终形成了“元为中国帝，行中国事，民为中国人，族为中国族；视天下为一家，全国为一体，自己是正统王朝的一员”的政治思想体系（见《建元中统诏书》）。出于政治需要和感激之情，史圣司马迁自然成了忽必烈心中的圣人；史圣之故里、大禹治水之龙门——韩城，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元朝统治集团心目中的麦加圣地。
二、韩城成为元朝统治集团正统王朝思想祭祀圣地的基本事实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来，敕命在韩城进行了两次祭祀活动，并对韩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打造建设。韩城成为元统治集团正统王朝思想祭祀朝拜圣地和区域性教化中心的事实是清晰的：
（一）忽必烈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修缮司马迁祠墓，用正祀规格祭祀司马迁。
司马迁祠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祠后有司马迁衣冠冢。至元二年，元世祖忽必烈敕命祭祀司马迁祠，将原来的土冢按蒙古风俗改为砖砌冢，改建后的墓冢一直保留到现在。其形为圆筒形，状如蒙古包，四周垂直，顶为穹庐，上植古柏，看起来华贵而大气。以自己的民族风格为司马迁修建蒙古包式的大墓，表明司马迁在忽必烈心中享有的至尊至亲之崇高地位。
相传祭祀时元朝命官号天哭地，场面隆重而悲痛。祭文是用元朝官方所用的八思巴文字写成的，无人能看懂，现保留的祭文是经过后人整理的，收录在政协芝川文史组编写的《古韩雄镇》一书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忽必烈崇祀太史公的迫切激动与苦心焦思。全文如下：
惟至元二年二月初八日午时，大元天子忽必烈，以微饈淡酒致奠于“史圣”可见金像之前曰：大哉，先生！编一统大志，首谈民族发展；不畏权贵，直录无隐，此乃史官之天职，人格之体现。辨善恶，明是非，述往事，思来者，足以为后世帝王立法，使乱世贼子生惧。以史为镜，兴国富民，不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何等壮哉！
呜呼！汉武独有雄才之名，二师实为害贤之奸，李陵穷降匈奴，罪在昏君，史迁无辜受戮，惨绝人寰。为人主者，不识忠奸，有眼无珠，祸国殃民，咎由自取，岂可欺世！
呜呼先生！寡人不才，身生异邦，读其《史记》，思见其人。恨不能生于同代，得以领圣贤之教，一在天之上，一生地之角，先生有灵，指我迷津。天下知我唯有君，我以我血荐轩辕。呜呼哀哉！尚飨！
忽必烈在祭文中直述胸怀，对司马迁及其巨著《史记》作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并以同等的帝王身份对汉武帝行刑司马迁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和无情鞭挞！尤其是祭文中的最后一段文字寓意深远，不但表现了忽必烈对“领圣贤之教”的急切，而且表现了他对汉人对他不认同感的极大冤屈、无奈和悲愤！大有要和汉人到轩辕黄帝那里说事的架势。
古代祭祀的规格有三种，分别是正祀、里祀和社祀。正祀是国家级别的祭祀，即国家令典明载的祭祀；里祀和社祀均为地方性祭祀。司马迁祠自创建以来多为里祀和社祀性质的地方性民祭，用正祀规格祭祀司马迁的只有元世祖忽必烈一人。忽必烈在敕命祭祀司马迁的同时，还在祠内修建了宫殿，这座风格豪放的建筑至今仍巍然矗立在司马迁祠院里。
（二）忽必烈从思想战略高度出发，重修龙门大禹庙，祭拜大禹王。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都要找一个圣人来装扮自己的门户，以证明自己高贵正统的天子身份。正如大思想家泰戈尔所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一位上帝来。”因为上帝能够创造出一个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李世民、赵匡胤、以及后来的朱元璋都做过这样的事，忽必烈当然更不例外。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一般都祭祀大禹，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占领北方后，就曾把龙门禹庙打造成了皇家祭祀的圣地。司马迁既然说北方少数民族是大禹的苗裔，忽必烈当然也要重修大禹庙，祭祀大禹王。大禹庙建在黄河龙门的鲤礁岛上，龙门的鲤礁岛在韩城境内，看来忽必烈确实与韩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元年七月，龙门禹庙成。赐名建极宫。”明《韩城县志》载：“建极宫蒙古字圣旨，至元十二年二月立，在龙门建极宫。字极古异，形如古尊奰云雷状。又如释氏准提咒文。”建极宫建成时，忽必烈派翰林学士王鹗作了碑记——《敕赐龙门建极宫碑记》，此碑文收藏在乾隆版《韩城县志》内。建极宫的“极”字通大元王朝的“元”字，言及大也，又有至高无上的意思；“宫”者，皇家之宫殿也。关于建极宫的研究，现已成为学界的热点，有人已诠释了《建极宫蒙古字圣旨》，说明了当时的祭祀盛况。
王鹗的《敕赐龙门建极宫碑记》对大禹庙的修建过程及结构情况进行了记述，对大禹的功德极力夸颂，他要借大禹的功绩为大元王朝树德，使人们感恩大禹，认可大元、拥护大元。碑记中有这样的句子：“臣闻诸先儒，法乎伏羲而传乎尧，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三圣相承而守一道。尧有圣德，舜有明德，禹有绝德。尧有盛勋，舜有大功，而禹则万世永赖。柳宗元《涂山铭》曰：‘有夏德配于二圣，而唐虞让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让德焉。’由是观之，则大禹之功德与尧舜何间焉？”云云。
令人惋惜的是龙门大禹庙已毁于日寇的炮火之下，今天只能看到它的遗址了。
（三）“小北京”韩城，是昔日元代政府刻意打造的教化圣地
全国现存元代建筑172处，韩城境内就有32处，数量列全省之冠，约占全国六分之一。在中国统一的封建王朝中，元朝的财政是最困难的，老百姓也是积贫积弱的，为什么韩城一时能建有这么多风格敦厚豪放、规模宏大密集的元代建筑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韩城现存的元代建筑特性中可以找出答案。
韩城现存元代建筑具有以下特点：1、规模大、质量高，很多都是当时的国家级建设项目，建筑面积一般都在10000平米以上，比如司马迁祠建筑，龙门大禹庙建筑。2、韩城元代建筑与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的建设时间是同步的，建设时间基本上都在忽必烈在位时期。3、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庙宇类型的，是用来禁锢和教化国民思想和意识的。
从前两个特点可以看出，元政府对韩城的建设和打造是十分重视的，在元朝首都大都（北京城）开工建设的同时，元政府也开始了对韩城这块圣地进行建设，原因是韩城有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司马迁和大禹。第三个特点讲的是这些建筑的功用和目的，具体地讲亦可分为三类：（1）、为大一统的民族融合政权做理论宣传，肯定大元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比如司马迁祠墓与宫殿。（2）、宣传元政权是中原王道的继承与发展，肯定元政权的正统性。比如大禹庙（龙门大禹庙和周原大禹庙）、韩城文庙、城隍庙等。（3）、宣传藏传佛教，为元朝等级制度作舆论铺垫。比如普照寺、法王庙等。韩城元代建筑的以上特点给我们的启示是：元政府刻意打造韩城，是要把韩城打造成思想宣传和教化圣地！韩城文庙门外不远处有东西两座元代建筑牌坊，一曰贤关，一曰圣城，“贤关”和“圣城”门楼上分别刻有“道冠古今”和“德配天地”两幅牌额大字，这进一步说明了当时韩城的城市性质和品位。
韩城享有“小北京”的美誉，一般人认为是韩城拥有和北京一样的四合院建筑的缘故。殊不知北京是政治中心，韩城只拥有和北京相同或相似的建筑风格是不足以支撑这个美誉的。能够享有这样的美誉，一定要有深刻的政治思想与文化上的关联。韩城是大一统政权理论的创始人司马迁的故乡，在元大都开工建设的同时，元政府也在韩城搞起了建设，韩城同时成了元朝的朝拜祭祀和教化圣地，享有“小北京”的美誉也就顺理成章了。
韩城有丰富的元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光大型群众性活动遗产就有“北涧背芯子”、“韩城行鼓”、 “韩城龙凤旗” 等多个名目，元代韩城的热闹盛况可见一斑。元代韩城的戏曲文化更不必说，光“ 韩城秧歌”的曲牌就有60多个，这些曲牌有说有唱，唱中带跳，时时处处都显现着草原文化的影子；元代在韩城驻有五营兵，负责韩城的安保和护卫，每营兵的驻地都有戏台，这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综上所述之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司马迁和大禹两个圣人的影响下，元政府确实把韩城打造成了他们心中的麦加圣地和区域性教化中心，韩城确实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小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