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陶短房
3月10日凌晨，意大利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宣布，将代表“封城”的“红区”扩展至意大利全境。这意味着自即日起，意大利全部公共场所和所有向公众开放的地方都将禁止任何集会。全国所有体育赛事取消，全境都被划为需要严格限制人群流动的“红区”。
根据禁令，意大利学校停课延长至4月3日；博物馆、体育馆、游泳池、剧院、文化中心统统关闭。夜店、舞厅、游乐场、电影院全部关闭；禁止举行婚礼、葬礼等仪式，暂时中止教堂内的弥撒及其他宗教活动。孔特言简意赅地将这一禁令概括为“我不出门”这短短几个字。
至此，意大利成为全球首个因新冠肺炎而封锁全国的国家，其应对疫情措施之严厉，态度之坚决，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这一切措施并未能顶住来势汹汹的疫情：截至北京时间3月12日13时，意大利累计确诊12462例，累计死亡827例；连同3月11日单日新增确诊2313例，和3月8日单日死亡133例，均创下中国大陆以外的最高纪录。
迫于严峻的防疫形势，3月11日孔特总理已宣布，政府将追加拨款250亿欧元协助全社会抗疫及减轻疫情对经济的冲击（3月5日已宣布了75亿欧元紧急应对方案），并表示将考虑在部分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采取“更严格措施”，包括关闭“不必要企业”和暂停公共交通服务。
迫于无奈，意大利官方甚至已下达指示，要求将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提供给最有希望存活下去的患者”——这意味着年长或患有其他疾病者将很难优先得到救治。鉴于新冠疫情对这两类人群杀伤力最大，其后果不言而喻。
事实上，意大利政府并非现在才开始发力，而是“一直很努力”。
意大利政府“一直很努力”
1月31日，意大利就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自即日起暂停了所有往返意大利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间的航班。当时在意大利境内确诊的，只有两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直至2月6日才出现首名意大利籍确诊者。这个“3”一直维持到2月20日。
2月21日起风云突变，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成为海外疫情暴发地，仅一天后意大利政府就宣布，对该两大区11个城市约5万居民实行隔离检疫，并在管制区内禁止公众集会，取消一切体育、宗教活动，关闭学校、酒吧等场所，食品、药品采用配送制以尽量减少居民出行。
意大利政府此后的举措：
2月21日，所有入境前14天去过中国的旅客必须向意大利卫生部申报并接受在家中或酒店隔离，有与确诊患者接触史者需强制隔离14天。
2月23日，多个大区学校开始停课，法庭也推迟既定工作，许多体育比赛被推迟，热门景点被关闭，威尼斯狂欢节、米兰时装周等重要活动也“缩水”。
3月1日，通过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将意大利全国分为“红区”（即前述隔离区）、“黄区”（伦巴第、威尼托和艾米利亚-罗马涅三个大区全境）和安全区。除隔离区继续“隔离检疫”外，“黄区”暂停社会和体育活动，关闭学校、剧院、俱乐部和电影院，安全区也要加强防疫宣传和防控，并对公共交通执行特殊消毒措施。
3月4日（当天死亡人数过百）关闭全国学校两周，宣布所有体育比赛空场。
3月6日，意大利政府发表行政命令，紧急在全国各地征调医护人员两万，并动员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和已退休的医护人员上阵。
3月8日，包括米兰、威尼斯、帕尔马等在内的11座城市被意大利政府宣布“处于隔离检疫的警戒状态”，除万不得已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出入上述地区，“直至4月3日或另行通知”。具体而言，学校、博物馆、体育馆、文化中心、公共游泳池将关闭，婚礼和体育赛事将取消或空场举行，医院工作人员、殡仪馆雇员假期推迟。
但是众所周知，防疫是否成功首先要拿结果、而非过程和态度来说话，意大利政府虽然动手早、决心大、手段及时且坚决，严酷的现实却不免给人以“吃力不讨好”之感。
意大利政府为何“吃力不讨好”
首先，疫情曝光之初，意大利将资源、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向旅行路径、人员往来的监控上，对此次新冠疫情无症状病毒携带者比例高、病毒潜伏期长的特点了解不充分，对疫情很可能已经“本土化”，并出现国内社区传播的事实掌握较晚，且措手不及，错过了早期控制的黄金“窗口期”。
其次，意大利国内上至专业界，下至社会风俗，对严厉的“封城”和其他严格防疫措施，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
因为中世纪意大利各地曾长期遭受教廷、封建领主的压迫，因此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逆反情绪，突出表现就是十分强调“个体自由”，反对“强加控制”和“包办一切”。这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烈性疫情，就不免有些“笨手笨脚”。
这种态势导致“封锁归封锁，活动归活动”，在3月10日前，“红区”和其他地区间固然有了封锁线，但“红区”内各城镇、社区仍然是“马照跑舞照跳”，人们的基本生活、社交方式没有大的改变。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有当地朋友称，除了亚裔开的商店、饭馆以外，“红区”其他商业活动场所在9日前都好端端开着，而且客人不少（只是稍稍注意了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直到3月8日、9日，仍有许多意大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实施“过分”的防疫限制措施。
并且，因为意大利和其他许多欧美国家社会一样，认为“戴口罩等于自己生了病，就根本不该出门，能出门的都不需要戴口罩”。所以，在公共场合下穿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至今在很多地方仍被公众侧目而视，当作另类。
尽管意大利政府三令五申，对擅闯“红区”封锁线，不仅会被拘留3个月，而且还有罚款（不超过309欧元），但仍有许多人罔顾禁令擅闯“禁区”。甚至，还将自己“巧妙通过”检查站的照片、视频和“事迹”在公共网络平台炫耀，这样的做法居然也赢来不少喝彩声。
直到2月27日，WHO意大利籍专家里恰尔迪（Walter Ricciardi）仍在质疑“对那么多疑似者进行试剂测试是否有科学依据、会不会起反作用”。如此氛围下，防疫也就难免吃紧。
防疫“框架”早早到位，但“实质性内容”欠缺
早期“封城”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和警力，但地方政府对防疫重要性理解参差不齐，警察多是当地人，“乡里乡亲”不愿抹下脸来“严防死守”，结果便是“封而不死”，封锁线漏洞百出。
“封城令”前后三次颁布、扩大适用范围，但每次都在颁布和生效时间上留下一个不小的“窗口”，导致大量“红区”内民众惊恐涌出。非但未能隔离疫情，反倒人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人员大聚集”和“大串联”。
一方面，该国是单一制共和国，很多行政规则要中央政府来制定；另一方面，为照顾意大利历史上长期邦国林立、地方特色鲜明的传统，中央政府又赋予地方过多自治权，而在单一制政体下许多地方政府偏又“班子不大”，结果在需要行政高效率的防疫“战争”中，就不免出现“上下谁也管不利索”的尴尬。
对于地方自治的上述弊端，孔特政府曾多次表示要“整改”，但他本人就是包括地方主义派系在内、执政联盟内部多个势力平衡所推出的折中人物，执行力有限，对此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徒呼奈何。
意大利自2008年后医疗体系就处于紧绷状态
此次和此前多次疫情的防治经验表明，最危险、重症率和死亡率上升最快的阶段，莫过于既有医疗体系因疫情大暴发不胜负荷，出现被“烧穿”的极端现象。
尽管意大利是欧洲典型的福利国家，医疗体系完善，但自2008年欧洲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为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纾困计划，该国不断削减包括医疗卫生投入在内的公共开支，导致医疗卫生体系即便在常态下都处于紧绷状态。
官方数据显示，最近5年意大利被迫关闭各类医疗机构758家，最近10年意大利医生、护士缺口分别高达5.6万人和5万人。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这种状态应对平时、常态下医疗护理压力尚能凑合，突如其来的疫情大暴发一下就导致了“烧穿”现象的发生。重症率、死亡率也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3月11日，意大利政府要求全国各地卫生机构立即扩增病房、设备，计划在最短时间内，将意大利全国呼吸重症监护室扩容50%，将相关病床总数从5000张扩增至7500张，将全国各医院肺部治疗/传染病治疗部门扩容100%，并紧急向WHO、欧盟和世界各国求助，再次表现出积极“战疫”的决心。
但能否亡羊补牢，早日迎来“拐点”，取决于前述“短板”在多长时间、多大程度上得以弥补。
疫情是全人类的重大威胁，相信在世界各国政府、民众相濡以沫，共同努力下，难关终究会渡过，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陶短房（专栏作者）
编辑：李碧莹 校对：吴兴发
投稿、合作、联系我们：futurecity@xjbsmartcit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