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27年的“红通人员”屈健玲被缉捕遣返。她原是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黄埔支行原财务管理人员，涉嫌挪用巨额公款于25岁潜逃，后变换身份、窜逃多国。
11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通报，10月29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广东省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27年的“红通人员”屈健玲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
所谓“红通人员”，一般指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入红色通缉令名单的人员。海外追逃成为反腐败“第二战场”后，不少涉嫌职务犯罪的人员、腐败案件涉案人也被列入红色通缉令名单。
通报显示，屈健玲，女，1970年9月出生，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黄埔支行原财务管理人员，涉嫌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巨额公款，1995年11月（时年25岁）外逃。
屈健玲变换身份、窜逃多国，办案机关经过不懈努力发现其藏匿线索，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最终将其缉拿归案。
“红通人员”屈健玲被遣返回国。图源：中纪委网站
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彭新林说，屈健玲是二十大后首个归案的“红通人员”，这表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域外不是法外，海外也不是避罪天堂。他认为，这再次向腐败分子发出了断其后路的强烈信号，再次表明了党中央反腐“猎狐”的决心和信心，中国追逃防逃追赃永不止步。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党的二十大作出了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的重大部署，屈健玲被缉捕归案，充分彰显了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的坚定决心，体现了我们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态度。追逃追赃永远在路上。我们将以顽强意志品质坚决打赢追逃追赃攻坚战持久战，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绝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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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追逃超7000人
随着屈健玲被缉捕回国，“红通”群体也引发诸多关注。前不久，十九届中纪委向党的二十大作了工作报告。报告提到，五年来“天网行动”追回外逃人员7089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992人，追回赃款352.4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1人归案。
“天网行动”是指，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于2015年3月针对外逃腐败分子开展的重要行动，综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金融等手段，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在“天网行动”持续打击下，诸多“红通”人员落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重点追逃的“百名红通人员”。
当年4月22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
仅三天后，在公安部指挥下，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追逃办和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将公开曝光的百名逃犯之一戴学民缉捕归案，这是公布百名外逃人员后的首个落网人员。
戴学民曾任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涉嫌贪污1100万元，2001年8月潜逃出境，逃往英国、伯利兹。2015年改变身份，潜回国内，落网后被判刑6年。
在“天网行动”全球通缉百名重点人员中，戴学民列在第90号。自戴学民落网后，“百名红通人员”陆续被抓或被遣返，据十九届中纪委工作报告数据，至今已有61人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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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红通人员”主要逃往美国、加拿大
在诸多“红通人员”中，“百名红通人员”无疑最为引人关注。这100人是官方公布的，涉嫌犯罪的外逃的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
他们特点明显。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百名红通人员”发现，男性77人、女性23人，其中近90%是职务犯罪人员，10%是重要腐败犯罪涉案人员，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的48人，其余各类人员还包括支队民警、公司会计、办公室出纳和银行信贷员等。
上述百人最大特点是主要逃往美国、加拿大。据2016年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消息，“百名红通人员”逃往美国的有40人，逃往加拿大的也有20余人。
上述媒体统计，在“百名红通人员”可能的出逃目的地中，10人逃往东南亚、南美、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其余90人均逃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发达国家。
为什么外逃腐败分子喜欢往美、加跑？一般认为，中国与美国、加拿大之间引渡条约缺位是重要原因。无引渡条约，追逃只能通过替代性措施即劝返、遣返、异地追诉的方式来实现。
当时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提到，即便存在这一客观难题，近年中国与美欧的合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5年前11个月，中国从68个国家和地区取得成果，从欧美发达国家追回102人。其中从美国强制遣返杨进军和邝婉芳，从欧洲引渡回国的也有4名逃犯，实现了美国、欧洲追逃追赃工作的重大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引渡出逃人员已破冰。2018年11月，外逃保加利亚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也是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
姚锦旗原任浙江省新昌县常务副县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他人巨额财物，2005年12月出逃，2018年引渡回国，2020年8月被判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
目前来看，追逃方式主要有劝返、缉捕、遣返，以及引渡和异地追诉等几种方式。实践中看，劝返、缉捕、遣返比较多。
劝返是在逃犯发现地国家司法执法机关的配合下，通过发挥法律的震慑力和政策的感召力，促使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接受处理的一种措施；缉捕分为国外缉捕和国内缉捕，国外缉捕通常需要在外交部、公安部和驻外使馆的协调配合下，与逃犯发现地国家的司法执法部门通力合作；遣返是向逃犯所在地国家提供其违法犯罪线索，被请求国将不具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强制遣返至第三国或请求国。
每一次海外缉捕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猎狐”。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纪实专题片《红色通缉》透露不少幕后故事。2014年9月，辽宁本溪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科长付耀波因涉嫌共同贪污公款1930万元逃亡国外。2016年2月，警方在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首都金斯敦郊区的大山里将其抓获。
《红色通缉》报道，付耀波的一大爱好，是玩三国类网络游戏，而追逃工作组抓住“三国类游戏”和“加勒比地区用户”两个要素联系游戏公司查询，发现某一款三国类游戏中，出现了一个很有特点的新玩家，这个玩家专门半夜帮别人的账号代练。最终通过当地电信公司锁定动态IP地址后发现，其正是付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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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的“红通”都怎样了
以“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为例，她曾经声称“死也要死在美国”，最终还是回国自首。
杨秀珠曾任温州市副市长，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2003年贪污受贿案发逃往美国，2016年11月回国投案自首，后获刑8年。据相关纪实披露，杨秀珠出逃前精心策划、蓄谋已久。外逃前就安排主要亲属移民海外，直接在境外收受贿赂，利用长期主管城市建设领域的职权将土地非法转让给他人。
杨秀珠出逃后辗转海外多国，后来藏身于荷兰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当她被荷兰警察拘捕后，情绪反而平静下来。
由于中国的反腐追逃行动，荷兰后来作出遣返的决定。就在遣返令下达前夕，杨秀珠铤而走险，在关系人的帮助下，持假护照先经法国，再到意大利，再到加拿大，最后到达美国。
2014年5月，杨秀珠持假护照逃往美国纽约。美方接到中方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后，遂将其逮捕并羁押。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中美双方共同对杨秀珠在美涉嫌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取证。
为了避免被遣返，杨秀珠向美国提出避难申请。在中国政府强大法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杨秀珠请求美方撤销避难申请，正式提出愿意回国自首，“无条件回国接受法律惩处”。
在不少“百名红通”归案后，2017年5月，中央追逃办首次集中公布“百名红通”归案人员后续进展。外界当时分析认为，此举彰显了中国反腐的公开与自信，更对依然亡命海外的外逃人员传递出强有力的信号。
媒体当时提到，从已公布的情况来看，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经劝返选择回国的均依法获得从轻减轻处罚，在判处有期徒刑的同时，执行缓刑。相反，被缉捕归案的则依法从重处罚，被判处3-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李华波、付耀波、张清曌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曾指出，对那些劝返回来和自首人员，我们基本上是判处了有期徒刑，但都缓期执行，体现“宽”；对于那些负隅反抗，长期潜逃在国外不归的人员我们会运用比较严的司法政策，体现“严”。宽严相济并不是说要降低法律的权威性，恰恰相反，运用宽严相济政策可以更好推动追逃追赃工作。
今年10月14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到，2014年以来，截至2022年6月，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0365人，“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1人归案，追回赃款422.41亿元。
十九届中纪委工作报告在“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中提到，促进反腐败国际合作，深化“天网行动”，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
文 | 佟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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