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歌谣产生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有一部分人可以从事与艺术相关的非生产性活动。最初考古学家从在甘肃、东北等地留下的岩画，推测此时应有一部分人从事音乐创作。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骨笛，经检测可以吹奏多个音节，证实在新石器早期，音乐就已经产生。
经过夏商、周秦时期的发展，汉代歌谣已经日趋丰富。相较于前代大多关注官方雅乐歌谣，汉代歌谣著录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收录民间歌谣，不但关注其音乐艺术，而且非常看重这些歌谣的社会功能，利用这些歌谣的社会功能来维护统治。汉代民间歌谣的社会功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功能甚至突破歌谣艺术而转化成其他形式的维持社会稳定措施。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
汉代民间歌谣的诞生汉代民间歌谣上承周代《诗经》而来，《诗经》中有风、雅、颂三部分，其中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从此以后官办音乐创作机构便开始将搜集、整理、传唱民间歌谣正式作为一项工作来开展。到秦代有专门搜集歌谣的机构“乐府”，西汉建国后并未承袭秦制设立乐府机构，仅有“乐府令”这一官职。
到汉武帝时期为重建祭祀礼仪、恢复配乐制度而重设乐府，史称汉乐府。从汉乐府搜集著录的《乐府诗集》歌谣大体分为四部分：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其中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两类均为民间创作歌谣，其中不乏艺术水平较高的传世名作，《陌上桑》、《东门行》和《孔雀东南飞》，由此可见汉代对民间歌谣的重视远超前代。汉乐府收录整理的汉代歌谣占大宗，除了汉乐府之外，在一些史籍文献和当世的学术文献集中还有零星著录，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等。
《孔雀东南飞》
汉代民间歌谣的社会功能汉代民间歌谣具有多种社会功能：
第一是讽谏功能。汉代乐府采风时十分注意搜集反映民意的诗歌，并根据这些诗歌对地方官员的执政情况和自身作为来进行评判。如《汉书》所载：“灌夫横颍川。颍川儿歌之。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人民群众借童谣表达对颍川灌氏横征暴敛的不满。这一社会功能承袭《诗经》中的十五国风而来，到汉代搜集和讽谏的范围和力度有所扩大。
第二是反映社会生活情况，统治者可以通过一些民间歌谣所反映的生活情况来体察施政情况。汉代政策一般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来制定，但不排除一些在统治者个人主观意愿驱使下付诸实施的政策，在缺乏有效反馈的情况下，民间歌谣就成为一种评判施政情况的标尺。比较典型的就是《郑白渠歌》，白渠是继郑国渠之后又一条引泾水的重要工程，设计长度二百多里，工程量巨大。汉武帝对于白渠建成后的灌溉效果并非只听大臣汇报，而是专门名乐府人员在此地采风，故此得到这首歌谣，“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表达了人们群众高度赞扬这一政府工程带来的益处，这也为后续其它国家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借鉴。而反例则有《汉书·翟方进传》载：“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葵。”表达了民众对翟方进“決去陂水”这一失败工程的不满。
郑国渠与白渠
第三是传播、发扬民间优良礼仪与道德。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各种礼仪制度已经完备，集大成者如《周礼》，但大部分仅针对于统治者或贵族阶级，因此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实际上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在平民（庶人）之间也有约定成俗的礼仪与各种道德规范，在汉代歌谣中多有体现，如《民为淮南厉王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这首诗歌的主要内容是民众对汉文帝杀戮淮南厉王刘长的讽谏，其中也隐含着民间道德标准，即兄弟之间亲如手足、本应和睦共处，即使有错也不应强逼致死。汉文帝听闻民谣后也后悔自己所作所为，下令按诸侯王之礼改葬刘长。
汉文帝
又如《天下为卫子夫歌》：“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侧面反映出汉代民间对生男、生女都很看重，都是家庭中的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故此借卫子夫得宠的事情规劝生女孩的家庭无需哀怨。这些民间诗歌对民间优良道德进行弘扬、促进了父慈子孝、男女平等民间俗礼的发展。
第四是借歌谣来言志、抒情。这类民间歌谣一般是还未当官的文人或基层小吏所作。比较有代表性的为刘邦归乡时所作的《大风歌》，虽然刘邦已经是西汉开国皇帝，但其文化水平仍未有较大提高，《大风歌》言简意赅，其风格、内容与当世楚风歌谣大体相似。这首诗歌寥寥数语表达了刘邦求贤若渴、江山永固的思想情怀和愿望，后来刘邦去世后汉代统治者才将其定为宗庙祭祀歌谣。
《大风歌》
第五，汉代一些长篇歌谣具有故事性，为民众生活提供娱乐素材，具有娱乐的功能。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等长篇叙事诗歌，主要是使民众偏爱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才得以流传，也因为听众常沉醉于故事本身而不甚关注其配乐，导致后世对这些叙述歌谣的配乐亡佚在历史的长河中。
《陌上桑》
汉代民间歌谣的发展与变迁汉代民间歌谣具有的各种社会功能在后世不断变迁，有一些仍然存在、还有一些逐渐变迁，以其它非歌谣的形式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
从仍然存在未变的社会功能方面来看，民间歌谣传播、发扬民间优良礼仪与道德的社会功能被加以强化。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网络日趋复杂，平民在生活中所需遵守的社会道德、社会公德和交际礼仪逐渐增多，因此这类民间歌谣的数量与种类逐步增长，不过多以儿童歌谣的形式来流行，多无配乐不能传唱。
并且，民歌言志、抒情和反映人民生活情况的社会功能被延续保留，从历朝历代民歌内容来看，仍有许多是讴歌当世社会的生活、生产情况，内容与形式不断扩大，其中一些经典之作甚至流传至今。故事诗歌这种形式也成为后世文人、平民都十分喜爱的一种，在文人参与创作、平民参与推广的条件下其发展最快，至唐代出现长篇叙事长诗，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等，不过其艺术形式发生了变化，脱离了歌谣的范畴，属于诗歌。
《长恨歌》
叙事长诗（诗歌）流行于文人群体中，大众群体中则比较流行“传奇”这种小说体裁的艺术形式，后来发展为明清时期的章回小说，完全以另一种艺术形式来叙述故事。不过从汉代叙事长诗、唐代诗歌、传奇直到明清小说其娱乐大众的社会功能一直未变。
从逐渐变迁的社会功能来看，主要是汉代民间歌谣的讽谏功能逐渐退化，随着后世刺史、御史台、通判、都察院等监察机构的设置，专门的执政反馈机构可以更有效的将民意向上传达到统治者，所以讽谏类的民间歌谣遂逐渐向社会舆论转化，民间不再以创作歌谣的形式来间接反映自己的意见与不满，改为民间群体诉讼（民告官）或集体请愿的形式。
明清小说代表之《红楼梦》
中华民族创作音乐与歌谣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汉代歌谣已经日趋丰富。汉代统治者不但关注其音乐艺术、而且非常看重这些歌谣的社会功能，利用这些歌谣的社会功能来维护统治。汉武帝时期设置乐府机构来专门搜集、著录各类歌谣，从著录情况看民间歌谣基本占一半，可见统治者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汉代民间歌谣的社会功能有讽谏、反映社会生活情况、传播发扬民间优良礼仪与道德、言志抒情、娱乐功能。汉代民间歌谣具有的各种社会功能在后世不断变迁，传播礼仪道德的社会功能被加以强化，民歌言志、抒情和反映人民生活情况、娱乐的社会功能被延续保留，而讽谏功能则逐渐退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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