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愿就此放弃亚洲利益的美国，疯狂在朝鲜战场上围追堵截，这其中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喊话“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的界限，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为了保卫中国领土安全，我国响应朝鲜政府的请求。至此，为期33个月之久的抗美援朝就此拉开序幕。而跟随数十万将士一起进入战场的，还有6个兵团司令，在他们的带领下，有人开创了全歼美军建制团的范例，有人以坑道战毙敌无数，甚至为我军在上甘岭战役中拖住了敌人43天创造了有利条件。
那么这6位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司令员，回国后担任什么职务呢？他们最后都去了哪里？
1950年11月，宋时轮指挥第九兵团秘密入朝，此时麦克阿瑟指挥军队开启了为期两周的“空袭战役”，这期间美军每天都出动飞机上千余架次、投弹4.1万吨，发射火箭炮9585枚，这一切只是为了阻止我军入朝作战。
可尽管如此，在宋时轮的指挥以及兵团10万多名将士们严密伪装，隐蔽开进，我军在美军的眼皮下快速完成集结行动入朝，不仅没有被美军空中战役阻止，并且其根本没能发现第九兵团的存在，而这也被西方史学家称赞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
入朝后，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快速打响，然而就在我军对歼灭战全面展开的时候，一场严寒袭击了东线战场，而宋时轮带领的第九兵团所在的长津湖，更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带，骤降的气温最高不过零下25摄氏度，最低更是达到了零下46摄氏度。
落后的装备、单薄的衣服，战士们在数尺雪地里以人类血肉之躯，抵抗着大自然带来的极端的天气。可在这一严寒天气中，部队的迫击炮70%无法使用，大量枪支的枪栓被牢牢冻住无法击发，最为困难的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大量的部队因为供应困难，吃食成了最大的问题，有的部队一两天才能吃上一顿已经结成冰块，用体温都难以化开的高粱米。
寒冷、饥饿与高强度的疲劳，让第九兵团第20军第60师第180团第2连100多号人，身着只能蔽体的军装在受命坚守的阵地上时，被西伯利亚过来的寒流冻死在阵地上，等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依旧保持着准备射击的姿势，仿佛他们依旧在严防死守，从未离去。
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宋时轮与各军部队一起，以不屈的意志，与密切的配合，给与了建军百余年历史号称“王牌军”的美军陆战第1师与陆军第7师毁灭性的打击，这一战歼灭了敌人1.39万余人，成功扭转了朝鲜战局，更开创了全歼美军建制团的范例。
宋时轮与陈赓
1952年7月，在中央的命令下，宋时轮与陈赓一起奉命返回祖国，在回国之前，宋时轮站在中朝边境，对着长津湖方向深深的鞠了三个躬。
在后来与他人说起这场战役的时候，宋时轮眼眶中闪着泪花地说道“我要与成全我这个指挥员的将士们告个别啊，我把他们带出国抗美援朝，都是20岁左右的娃娃们啊，可他们就留在了这里，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心是会流血的，会难过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回国后，宋时轮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功勋卓著的宋时轮被荣获上将军衔，在这之后宋时轮先后担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
1991年9月17日，为新中国奉献一生的宋时轮在上海病逝，享年84岁。
抗美援朝爆发之时，而在同一时间，远在朝鲜战场的彭德怀因为长期生活在压力中，且环境极其恶劣，这让他左眉前额长了个大瘤子，这一情况让他的身体状况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因此，在率领部队将越北边境的法军防御体系尽数击溃，把中越交通线打通后，陈赓就在中央的命令下，马不停蹄的赶赴已是大雪皑皑的朝鲜战场。
1951年3月，陈赓接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因为腿伤旧疾复发，疼痛难耐的陈赓只能在中央的调派下暂且回国治疗，并经过数月调养于6月，以志愿军第二副司令的身负入朝作战。
而经过五次战役，此时的朝鲜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的战略防御阶段，而此时敌人所拥有的猛烈炮火攻击，使得我军将领头疼不已。而我军能否在此战役中顶住拥有火力优势的联合国军成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这其中基于作战经验的启发，本就对工兵十分注意的陈赓，对志愿军的坑道作业提出了“既要能藏又要能打”的新要求，于是在几经改良下，坑道作业就拥有了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优点。
在马良山战斗中，敌人每天都是至少以一个多团兵力借由数万发炮弹轮番对我军阵地进行多梯队轰炸，对此我军对马良山阵地5次失而复得。
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曾在一天的时间里，以伤亡26人的代价毙敌700余人，连续击退敌人21次冲击。不仅如此，在经过5天的昼夜作战中，只前进了3公里左右，就因为我军对其造成的巨大伤亡而被迫停止攻击。
但深谙坑道战弊益的陈赓多次强调“坑道战如果不得法，就是坟墓”，他亲自在前线监督，终于让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的坑道公事得以显现雏形，并经过长期的改良，于1952年夏季之时，全线的坑道已经能构成了一个点式阵地防御体系。
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宛如战争中的另一方小天地，放置弹药的、睡觉吃饭的都一应俱全。这些工事的构建，为我军对抗装备远远优胜于我军的重要战略措施。这其中，美国人为了争取更多的谈判资本，于这年的10月发动了“金化攻势”。
在上甘岭战斗中，陈赓曾对此大概估算，在向上甘岭发起攻击后，美国人向上甘岭投放的弹药最多的一天高达15万发。如此密集的炮火轰炸，远超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我方阵地的山头更是被削低三四米。可是，在坑道的帮助下，我军借用坑道战，足足与敌人对抗了43天之久，而这一战也为抗美援朝的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帮助。
在回国后，陈赓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也成为了6位大将中，军衔最高的一位。在这之后，陈赓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晚年时，陈赓将自己多年所得的战斗经验编写成《作战经验总结》，但不幸的事情是，因为陈赓早年本就身患隐疾，再加上岁月的流失，这使得年仅58岁的陈赓，在撰写这一书的时候，因为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
抗美援朝爆发后，杨成武以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的身份，跟随部队入朝。而此时朝鲜战场上国家原本制定的保家卫国、帮助兄弟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需要的就是将战场防线稳定下来。
因此，在杨成武赶赴朝鲜战场前，主席曾找到他与张南生谈话。在晚饭上，主席一连三次举杯，并表示要杨成武务必在敌人没有在东线登陆、正面增援的情况下，将战线稳定在“三十八度”至“三十八度四”之间。
为了不辜负主席的众望，杨成武入朝后，针对当前的形式，开展了对反击联合国军试探性进攻以及“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1951年9月，东线秋季防御作战打响，这其中美军借用现代高集成的武器装备，一连数次的对我军发起了“绞杀战”。
可尽管如此，杨成武借以工事、技术等灵活战术的帮助下，指挥部队抵挡住了一次又一次敌人的攻击。因为知晓反攻作战对于我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意义，所以顶着敌人猛烈进攻的，杨成武在作战最为关键的时刻，一连10天没有上床睡过觉。
10月，美军为了打开东线门户文登里，以步兵、飞机、火炮相配合，对我军发起攻击。在与美军的激烈对抗中，杨成武带领部队，只用3天的时间就将金城南部的1.7万名敌人全数歼灭，创造了志愿军单日歼灭敌人的最高纪录，并将美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第七师打的元气大伤。
1952年秋季攻势展开之时，丧心病狂的敌人不断对我军发起突袭，但在这24天中，杨成武指挥军队，击落击伤14架飞机，摧毁39架坦克，歼灭敌人7.9万余人的成绩，粉碎了敌人的妄想。
而这一战，让美国相关媒体杂志都为此震惊不已，他们表示，而今的战场上，美国复出如此大的牺牲代价，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恐怕美国将要在战场上付出更大的代价。
基于春夏攻势中，我军共歼灭15.7万余人的成绩，这使得损失惨重的美方不得不于10月25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可这其中，美国人却恬不知耻，要求以我方已经占领的地区作为划分线，并且虽然此时朝鲜战场的局势已经向我方偏转，但美国人却依旧抱着不实的幻想。
至此，为了促成谈判，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下，自10月30号开始，杨成武与张南生再次率领部队将歼灭敌军1万余人，攻占30多处占地岛屿，让美军不得不认清现实，并就此推动了谈判意见的达成。
抗美援朝结束后，杨成武还参与了炮击金门战争，西藏平叛作战，中缅堪境警卫作战以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战争。在这之后，杨成武还在中央的调派下，出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
在六位司令中，董其武的起义军官身份则十分特殊。1950年冬，董其武与傅作义等起义军官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这其中抗美援朝在即，因此周总理宣布了，中央决定将绥远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团，并即日开为赴朝作战做准备。
不久，在毛主席的一声令下，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从景县驻地开赴朝鲜战场，负责对泰川、院里、南市三机场进行修建并负责后方的警戒任务。
在抵达朝鲜后，董其武等人就快速展开工作。虽然第二十三军团负责的是后勤工作，可他们却从未有过懈怠，每天他们都把加快修筑进程，看作是向美帝国主义发射炮弹。为此，他们经常太阳刚刚下山就进入工地，第二天太阳高高挂起依旧不愿离开。
这其中，不甘就此退出朝鲜战场的美军，经常会到我方工地上方盘旋。并经常一连数次向我方工地倾泻了数以万计的炸弹。尽管，我方人员早早为预防美机轰炸而躲进掩体、防空洞，可这数量极其可怖的弹药，还是将我方的防空洞炸塌，将大量的将士掩埋。
在敌机离开后，志愿军们冒着敌机可能会重返再次轰炸的危险，从四面八方的掩体冲来，扑灭余火抢救伤员。有工具的用工具，没有工具的用手挖，哪怕扒的手鲜血直流也不肯放弃，就连受伤的伤员也一起投入了抢救之中。
但像这样的情况，在董其武与战士们一起作战的日子里并不少见，除此之外，这些美国人还在我方修筑好的机场一连投入了数千枚定时炸弹。然而战况十分紧急，如果这一已经修筑好的机场，因为美军投下的定时炸弹报废，这对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中的形势将会带来巨大的威胁。
至此，董其武与组织紧急召开了会议，并最后成立了突击队。在这之后，众人时常一连几个小时守在坑中挖掘，饿了就啃几口干粮。终于，在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将美军投入的近千枚定时炸弹处理。
这其中，在董其武的带领下，第二十三兵团修筑了3条2000米长、60米宽的起飞主跑道，8个1500米长、30米宽的飞机停机坪，193个飞机掩体及30余项附属工程等等任务。
虽然这些项目看起来并没有打赢什么胜仗那么漂亮，但是这些由董其武带领的志愿军们修建的起飞主跑线、停机坪都是我方在朝鲜战场的重要“输血线”，正是有了这些东西的存在，这才为我方稳固志愿军的“大后方”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在回国后，董其武出任解放军第六十九军代军长职务，并且，在1955年被授予了上将军衔。随后，经过长期的努力，通过组织考验的董其武于1980年1月成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并在之后，出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9年，董其武在北京因病不幸去世，享年90岁。
1952年4月底，彭德怀因病回京就医，至此，邓华挑起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一重担。而早在邓华没有承担这一重任之时，因为在第四次战役中丢失汉城，所以很多志愿军首长都对此抱着巨大的希望。
但这其中，作为志愿军党委副书记的邓华，却对于重任活跃的讨论的内容忧心不已。心中顾虑颇深的他曾对此一连数次“泼冷水”，而事实也如邓华所担心的那般，虽然在这次战役中，我军歼敌八万余人，但是自身作战的损失也高达八万余人，这让彭德怀不得不为之 “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并且鲜为人知的事情是，在此之前，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军曾想发动第六次战役。但是邓华在根据前五次战役终结得出，当前的敌人拥有十分强大纵深的现代化坚固设防，如果我军以当前的力量对之发动攻击，后果不堪设想，这其中邓华通过列举，将这其中的结果一一陈明。
这使得我军停止了第六次战役的准备，同时积极预防。9月底敌人发动的秋季攻势中，我军以歼敌7万9千余人成绩，让战线就此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军不得不放弃其所提出的无理要求，接受我军所说的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而这也为我军夺取抗美援朝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1952年秋季前线性战术反击战中，因为有了前次的经验，这使得我军在应对美军上更得心应手，不仅如此，在这期间邓华还在《关于积极防御的若干问题》中做出明确的作战指示，这使得我军在为期44天的战役中，歼灭两万五千余名敌人，同时向敌人一个排至两个连得57个据点进攻74次。
1953年，在金城反击战胜利后，邓华正式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并就此“成为了中国军队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代表”。
抗美援朝结束后，邓华回国出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并在这之后担任总参谋长以及沈阳军区司令员职务。因为邓华在抗美援朝、解放战争以及抗日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这使得邓华在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
但在这之后，因为历史的原因，邓华被免去党内一切职务，以及其所担任的总参谋长以及沈阳军区司令员，被调任到四川工作分管农业机械。
1980年，因为感染肺炎又引起并发症，此时已经垂垂老矣的邓华在上海去世，享年70岁。
1951年，杨得志与李志民一起率领苏联武器的第十九兵团进入朝鲜，与部队一起参与了第五次战役，但因为这次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并且战役歼敌的目标过大，这导致我军在这场战役中损失十分惨重，而杨得志带领的部队也不例外。
甚至有一个军，在战役结束后，在猛烈的炮弹攻击下，衣服被炸得破碎，缺衣少食让他们的嘴唇干裂出血，脸上满是尘土，谁是谁都无法分辨。原本一个连的人，在打完以后就只剩一两个人，可尽管如此，他们依旧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任务。
时间进入1952年夏天，此时的朝鲜战场逐渐稳定了下来，双方进入了边打边谈的局面。可这其中，杨得志却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根据他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作战风格来看，此时的别样平静的氛围，看起来没有问题，但实则一场大战隐隐在即。
这其中，杨得志特意叮嘱负责防御上甘岭的第三兵团，以及带领第三兵团的王近山，一场恶战即将到来，注意防范。果不其然，在不久后，上甘岭战役打响，杨得志参与指挥了数万名志愿军一起，依托坑道为骨干的防御阵地，粉碎了美军的阴谋，至此抗美援朝胜利也进入倒计时。
1954年，杨得志在中央的命令下回国，并进入军事学院系学习兼任该系的主任。随后，杨得志与其他的将领一起，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在这之后，杨得志先后成为济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并在这其中他还指挥了云南方向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这其中，他还与各个解放军将领一起，为使用现代社会的防御作战需求，一起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等进行建设。
1994年10月，杨得志因病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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