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茂确诊尘肺后，老婆很快办理离婚。哥哥在老家的宅基地上，给杨茂修建了两间屋子，他一个人住在这里。 （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图）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上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
——《炸裂志》陈年喜
（2020年3月，陕西“矿工诗人”陈年喜被确诊尘肺病，潜伏期17年）
老早就感觉身体不对劲，向阳村的杨茂讳疾忌医，没敢跟旁人讲，直到不小心害上一场小感冒，吃药打针控制不住，发展成高烧不退，怎么治都不见效，从此之后，情势急转直下，咳嗽气喘，大气呼不上来。
这下只好去做检查，简单一个CT就给查出来是尘肺，医生拿着发白的片子说：“肺都平了，最多活三年。”
“今年就是第三年。”杨茂说。
杨茂1986年出生，是陕西镇安县柴坪镇向阳村年纪最小的尘肺病患者。他大半边肺膜黑成炭，像石头一样硬。每一次呼气吸气，都从嗓子眼里绵亘出喑哑的嘶鸣。
2021年4月，12年前“开胸验肺”张海超事件当中地方主政官员收受贿赂的新闻登上热搜。地处秦岭深处的向阳村再度回到聚光灯下。这是一个典型的尘肺病聚集地，全村三千多人，罹患尘肺的壮劳力上百名。多年来，媒体多轮对尘肺病群体的集中报道中，向阳村数度成为舆论焦点。
在讲解完杨茂的情况，入户回访的公益机构志愿者语气平缓，指认马路边曾经帮扶过的农户：这家大哥刚刚过世，扔下还在读书的两个娃娃就这么走了；那个家庭只剩父母双亲相依为命、艰难过活；还有，谁谁的媳妇改嫁迁出，祖宅坍塌成为半壁危房。
据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19）》调研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涉尘岗位”井喷涌现，并于1999年达到峰值。按照发病周期估算，往后推延20年，便是当年这批罹病矿工的平均死亡时间——显然，这个节点正是现在。
折磨
弥留之际，向阳村的方勇几乎无法倚床休憩，本能驱使他只得双膝跪地，上半身竭力前倾，好让肋骨稍事松弛，翻出两扇肺叶所剩无几管用的气泡，嘶啦嘶啦蠕动。只是，无论腹部再怎么起伏鼓胀，气还是供不上来。
蔡乾尧45岁，他渴望吸上一口氧气罐，医院的罐装氧气浓度更高，可是一天一宿一立罐的消耗量，远远超过经济承受能力。只有病情紧迫不得不住院期间，才可以敞开马力，享受纯氧气罐的奢侈。
最无法忍受的是根本无法安稳睡个囫囵觉。蔡乾尧把枕头、被子摞起来垫在床头，直起背眯上两眼，就得想方设法翻身、侧肩，微微换个姿势。他们整宿整宿摆弄身体，以期换取片刻安宁。
2015年，柴坪镇的尘肺病人在微博求助引发外界关注，明星公益人、公益基金会长期关注这里的病人。这里深处大山，耕地瘠薄，有几个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男丁在矿山打工。
这些年，国家下大力气投入扶贫，柴坪镇推行易地搬迁政策，在镇上兴建移民点，将山沟里困难家庭接出来定居，有尘肺病人的家庭，很多便满足安置条件。此外，尘肺病人缺乏经济来源，通常符合吃低保的纳入标准，子女读书也享有“两免一补”的政策。尘肺病人的生活压力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
但是生理上的折磨都无法避免，像一个巨大的暗影，死死笼罩在心头。
余师村与向阳村相邻，以村民余义付的话讲，得了这个病，后期基本上是在等死。他2001年就查出尘肺，北京奥运会那会儿还能正常行走，之后卧床不起，在那间局促的卧室躺了十多年，成为十里八乡存活时间最久的病人。最近两三年，他预感大限将至，光是气胸就来过好几次，肺心病、肺大泡、肺气肿这些并发症接踵而至。
活下来是一种煎熬。前几年，他让家人提前给自己买来棺材，放在堂屋窗户底下，与那张病床隔空相望。吃喝拉撒都在屋里头草草了事，整日就只能佝偻着头盯着地面看，“哪也去不了，像坐监狱一样”。长期缺氧，没有力气，只能吃流食，一顿饭的功夫累得额头上渗汗。营养跟不上，瘦得皮包骨头，裤腿空荡荡垂下来。
有人受不了这个罪，一头栽进河沟，死掉了。大爱清尘2018年在柴坪镇设立了尘肺病人康复中心，该中心志愿者熊启志粗略统计，因为无法忍受锥心之痛，柴坪镇周边尘肺病人自寻短见的悲剧有五六例。
三期尘肺的王乾荣是喝农药死的，他的妻子也于多年前辞世，剩下三个正在念书的孩子，成了孤儿。“喘不上气，浑身上下喊疼。”临终前，王乾荣儿子辍学归家在病榻前鞍前马后地照料，可是无论再怎么无微不至，也不能缓解痛苦。
矛盾
因为活得年头长，余义付成为病友们慰藉心灵的稻草，街坊四邻偶尔也过来走动一下，打听两耳朵保命的法子。“我能有啥经验，活一天算一天”，眼睁睁瞅着相互打气的老熟人所剩无几，“隔段时间就又听说谁谁也死了”。
掰开指头，他木然地报出来一串的数字。三千多人的行政村，得尘肺的村民有一百多个。他们村小组十几个病号，过世的已有六七人。
根据镇上康复中心志愿者熊启志分析，余义付之所以会成为久活的特例，和他爱人十多年如一日的耐心看护休戚相关。
旁边离不开人，遇到突发气胸，要是没能及时唤来救护车，当场一命呜呼。平时，即便是在房前菜畦拾掇农活，也得每隔几十分钟进屋照料一番，小心翼翼伺候着翻下肩膀，如若一口气没有喘匀，又恰巧无人在身边搭手拍背，短短几分钟就会咽气。
杨茂20岁那年，随大流跑到渭南潼关县的一处金矿“抱钻”，当时还没听说过这个病，作业从来不戴口罩，干活时扬起的尘土吸进嗓子，把肺里的气管都给堵死了。
2020年秋冬之交，气门跟不上，他使出最后的力气呼吸，肺泡瞬间撑破。幸亏当时有人在场，120及时赶来，在胸口打了个孔，捡了条命，“很多人都是气胸死掉的，就那么一会儿，气放不出来就死了”。
可怜人的地方在于，身边不可能一直有人在场。
刚确诊那会儿，杨茂还回矿上继续干了大半年叉车，能赚一点算一点。后来实在干不动，老婆很快办理离婚。哥哥在老家的宅基地上，给杨茂修建了两间屋子，里边只能放得下一张床，一个烧炭的火炉。
所到之处，朝不保夕的尘肺病人们围困在黝黑的被褥里，四周被不够旺热的木炭炉子，吱吱作响的氧气机，以及板结的面条、四散凌乱的胶囊、廉价营养品的包装盒子团团包围。
残酷的是，一旦套上这样一具连环铁枷，全家便像脚脖上拴紧铅球一样，无可挽回地坠向无底深渊，在无穷尽的窘迫、无奈与麻木当中，一步步尊严尽失。《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0》调研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尘肺病受访者认为，生活最大的矛盾在于，看病花钱多，又无法外出务工。
向阳村四组的王飞现年45岁，正式确诊尘肺之前，便已丧失劳动能力，膝下还有两名嗷嗷待哺的学生，待在西安饭店干零活的妻子，每月两千多元的死工资成为家中唯一经济来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一点活也干不了了。”
由于常年入不敷出，王飞根本没有余力购买稍微贵一些的药物，妻子也没办法陪伴左右有个照应，只得依靠年事已高的老妈妈，解决最基本的饮食起居。
王飞的邻居倪德安中学毕业就下矿钻井，查出尘肺时还处于二期，可是经济负担重，又出去到别处打零工，直到2020年才停歇下来。“要是早点回来，买点药吃，说不定发展没那么快。”倪德安老婆张意琴不无愧意地叹息。因为要供子女读书，她不得不出门干活赚钱，无暇顾及丈夫养病。公公是残疾人，只有一只全乎手，婆婆房前屋后养猪、养鸡，种菜补贴家用。
经年累月操劳，余义付老伴早已饱经沧桑，谁也不知道还能无微不至照看丈夫到哪年哪月。余义付放心不下两个儿子，山里实在没有什么活路，还是得靠去挖矿刨食，尤其是小儿子，还没有娶妻生子。
他常常自责，没尽到父亲的职责，因为身体不争气拖累大家，耽误两个儿子读书，以至于早早辍学没有文凭，不得不拿命换钱。
活着
尘肺病人的经历不缺命运多舛的故事，他们试图在疾病中向生活多要一点喘息时间。
薛殿友与薛殿兵是一对难兄难弟。他们姊妹八个，俩人相差三岁，兄弟俩小学都没有念完，十多岁跑去山西煤窑挖矿。十年前，父母双亲结伴去世，咳嗽发烧喘大气的毛病，开始纠缠上两个小儿子，直到干不了重活返回老家，但破败的老屋已无法栖身。
乡亲们可怜这对兄弟，把哥哥薛殿友安置在村前几近废弃的龙王庙里，狭窄的一片小门帘四面透风漏雨，薛殿友花几十块钱买来篷布堵住窟窿眼，硬生生挺过去9年。
2021年年三十的夜里，薛殿友走了。他生前做梦都想讨上个媳妇，可是谁会嫁给一个住在庙里的“肺痨鬼”？薛殿兵倒是结婚成家，并育有一女，之前到贵州挖煤时，结识当地一名女子顺利成亲。对方也是个苦命人，五岁那年母亲意外受伤没钱治疗，瞎掉一只眼，十二岁那年父亲死于瓦斯爆炸。
嫁过来没多久，薛殿兵身子一天坏似一天，做了检查，果然跟哥哥一样得的是尘肺。殿兵媳妇照顾着病怏怏的男人，还要耕作家里两亩农田，饲养两头猪、几只鸡，寻思着给兄弟俩做点肉来吃。养着养着，喂下那么多饲料的公猪突然得病死了。
薛殿兵想出“招夫养夫”的主意。他有一个本家堂弟，父亲早逝，母亲是个哑巴，家里穷得娶不上媳妇，经三方协商，2018年和薛殿兵媳妇结合在一起。没有婚礼，没有登记，屋前屋后住在一起，算作维持起这个家。
实在是无米下炊，堂弟奔赴山西的煤矿打钻解燃眉之急。干了一段时间，身上出现与薛殿友、薛殿兵一模一样的症状。拍片子一查，还是尘肺。
公益组织大爱清尘的创始人王克勤说，我们能看到的如此多的尘肺病农民，“其实是残存到如今的一部分。”
几年前，熊启志跟着从北京赶来的“老师”一起，探访过当地著名的“寡妇村”黑沟，这个袖珍的自然村藏匿在秦岭深处一方山褶的旮旯角里，出入只有一条从灌木丛中穿过的羊肠小道，踩着碎石头，沿着悬崖边踽踽而行，徒步走上两个小时才能看到炊烟。
当时，黑沟仅存12户农家，已经有6人因此病去世，家家户户贫病交加，满目疮痍。再后来，曾有记者向熊启志提出请求，想让他作为向导，领着大家到此地一探究竟，他摆摆手婉言拒绝。他已爬不动山道，自己也是一名尘肺病三期患者，全镇上下几百户尘肺病家庭，他曾一家一户摸底登记。
听说现在村子只剩下一座土坯茅屋孤独伫立，其余所有生活遗迹统统夷为平地，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90后
时至今日，柴坪镇仍有新增的尘肺病例出现。
大爱清尘秘书长窦璐介绍，前些年媒体集中报道过尘肺病群体之后，国家加强对矿山、矿井这些涉尘单位的监管，作业时会加入洒水、戴口罩这些降尘工序，大大降低尘肺病发病率。但是，很多工种不能完全杜绝粉尘在空气中的弥漫，工人的呼吸系统仍然会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此外，南方一些类似于玉石、家具这样的行业，工作间也会有大量空气污染，损害工人的肺脏。
国家卫健委发布信息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年均报告职业病新病例2.8万例。截至2018年底，累计报告职业病97.5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87.3万例，约占报告职业病病例总数的90%。而且，尘肺病这一最严重的职业病呈现出年轻化趋势。
90后患者染病的职业不再是以矿山为主，而是集中在石材加工、家具制造为主，事实上，后者要比传统矿山容易做预防措施，如果认真、负责执行防尘规范，发病率其实可以大大降低。而且，相较于老一辈农民工，90后的思维更为开阔，自救欲望也更加强烈，如果社会加大救助力度，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延长生命，甚至是活下来。
1992年出生的侯远清打小命苦，爸爸身体孱弱，妈妈患有精神疾病，刚一成年，就离开四川老家出远门打工，“家里太穷，都是靠我打工”。刚开始在云南砂石厂找活干，后来跟着熟人做人造石英石。这种材料溅起的尘粒进入气管，纤维化速度更加迅速。
后来他到一个地级市寻医问诊，因为海拔升高一些，刚一下车人就扛不住，直接被120送往医院，但是医生一口咬定他得的不是尘肺病，而是肺结核。后来拿着片子到昆明的大医院就医，大夫咨询一番职业之后，很明确告诉侯远清，他的病就是尘肺，但是只能医学判断出尘肺病，不能正式确诊。因为此前打工的作坊是私营企业，拿不出“工作环境证明”，医院也就无法确诊，“所以，就不能给我用尘肺的药”。
如果不是因为得了尘肺，王实文还挺怀念在广东打工的岁月。2012年，拿到自食其力挣到的薪水，他喝到人生中第一杯奶茶。在大理石厂做学徒，一个月能开两三千，而在江西赣州下边的县城做服务员，满打满算只有几百块。他把攒下的工资汇回去，给家里的老房子装了修。
那一年，他刚满20岁。“（石英厂）就是那种地下室，大概400平米，到处都是灰，进去几分钟，整个人就白了。”王实文是家中独子，进厂子之前，他其实很想做卡车司机，但是没机会考驾照，只好作罢。现如今，青春记忆正一帧一帧被疾病的刺痛所覆盖。
（文中方勇、王乾荣、王实文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福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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