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长假第三天，我们借由书径走近日本。
今年有不少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的作品与中国读者见面，近期的佳作就有日本作家加藤周一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散文体自传《羊之歌》，加藤自始至终对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战争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坚持对日本内外的政治形势、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和丸山真男被并称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双峰”；以及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桥本明子所著的《漫长的战败》，这本书致力于探究日本战败创伤记忆的建构与形塑的过程，力图围绕“记忆的叙述”揭示出日本战败后创伤记忆的生产和再生产，对日本在战后数十年间处理创伤记忆的方式做出深入而富有同情心的分析。
作为二战中的受侵略国，中国民众至今对日本相较于德国而言的“欠缺反省”感到不满，如果我们暂时不谈战争记忆和民族伤痛，而是翻检剖析历史的细节，是否有机会获得一些答案：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直到二战战败，日本人为何一次次走向战争？上至世界顶尖的优秀人才，下至普通的日本百姓，为何认定“唯有战争才是出路”？日本为什么总是以被动的方式来阐述太平洋战争呢？为什么日本人认为自己才是“被害者”呢？
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中，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加藤阳子试图为这一系列问题寻找答案，带领读者从更多元的视角理解日本近代史上的战争选择和民众情感。只有理解了战争，人类才能避免更多战争。
《为什么日本人认为自己是“被害者”？》
文 | [日]加藤阳子 译 | 章霖
1、说不出死者阵亡地的国家
与德国人相比，日本人常常被指责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不够。仅仅是对珍珠港的偷袭，日本就夺去了3000名美国年轻人的生命，他们许多人甚至还在星期天早晨的睡梦中，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毫无疑问，日本确实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根据中国的统计，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中国共有330万军人、800万平民伤亡（这个数字因为统计主体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同时，也不能忘记中国台湾、朝鲜及南洋群岛等日本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的居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据1938年制定的《国家总动员法》，日本在第二年发布了所谓“国民征用令”，认可了国家以命令的方式将所需人员安排到战争所需的产业进行劳动。根据国民征用令，日本从殖民地强征了许多劳动者到国内进行采矿、机场建设等劳动。以朝鲜为例，到1944年为止，据说有16%的朝鲜人口被征发到了朝鲜半岛以外的地区。
但是，日本为什么总是以被动的方式来阐述太平洋战争呢？为什么日本人认为自己是“被害者”呢？这么多的日本民众选择这种表达方式，无论对错，必然有其理由。就像岩手县的情况那样，九成的阵亡者都死在了日本战败前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在距离故乡数千千米的遥远战场上丢掉了性命。国家甚至无法告诉阵亡士兵的家属，这些士兵是在何时、何地失去生命的。现代的我们对于当时追悼死者的想法可能有些难以理解。
日本传统的慰灵思想认为，年轻的男性在未婚、未留子嗣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死于非命，灵魂就会作祟。对于战死在外地的青年的灵魂，必须在弄清楚死亡地点和时间以后，举行葬礼。想了解日本人关于灵魂和慰灵的相关思想，读一读折口信夫的著作应该最适合了。折口信夫与柳田国男并列为日本民俗学与国学研究的第一人。关于折口，还有另外一些令人感伤的故事。
折口最喜爱的弟子名叫藤井春洋。据说这种喜爱，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于自身艺术与学术继承者的爱上，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师徒关系。1945年的春天，日军在淡水和粮食双双告急的情况下，在这个远海孤岛上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藤井就是死于这场战役。对于硫磺岛战役，大家可以看一看2006年上映的《硫磺岛的来信》（Letters from Iwo Jima），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渡边谦主演的这部电影，可以作为影像参考，让大家对硫磺岛战役有一个较为生动的认识。
折口曾经写过一首短歌，其中寄托了对于藤井的思念：“如月二十，夜月深邃，生者犹战乎。”美军在2月19日登陆硫磺岛，3月17日，硫磺岛的日本守军全部被歼，阵亡者达到了23000人。“如月”是对阴历二月的雅称。已经是阴历二月二十日了，夜空中的月亮看起来那么深邃，我所爱的春洋现在还没死的话，是不是还在继续着那场必败的战斗呢？折口用“释迢空”的笔名创作短歌，是一位优秀的短歌诗人。他吟咏的这首短歌，确实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
折口在这首短歌中，平静地传达着对于满不在乎地将自己所爱之人投入一场必败战争的国家的愤怒。他认为，那些远离故乡死于非命的人不够被供奉的条件，所以灵魂会在后世作祟。折口的这种想法也在普通人之间广泛存在，通过下面的例子可见一斑。
一位阵亡者的父亲在战后写给国家机构的信被保留了下来，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无法救出被遗弃在山中的爱子，身为父亲深感不安，同样也有违天理。”不管是在莱特岛还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如果不找回死在那里的爱子的遗骸，作为父亲就无法原谅自己。从这位父亲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与折口相似的情感。
2、满洲的记忆
置于太平洋战争的背景之下，日本民众将自己想象成“被害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于满洲的记忆。1945年8月8日，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以后一直没有加入对日战争的苏联，依照与英美在雅尔塔的协定，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对日宣战，出兵满洲进攻关东军。德国是在5月7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确实是相当准确的3个月后呢。美国已经在8月6日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日本的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苏联在这个时候进攻满洲，作为开拓团移民移居满洲的许多日本人也被卷入了与苏联的战争中。战后的日本长期存在着对苏联的憎恨情绪，某种程度上也来源于此。
在日本战败时，有150万日本人生活在满洲地区。除了这些普通民众，还有50万关东军。也就是说，当时共有200万日本人身处满洲，其中有63万人（根据1990年公开的俄国史料）被苏军扣留在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区。因为与德国之间的激烈战争持续了数年，使得苏联国内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因此苏联就把日本俘虏派去从事修筑铁路、伐木之类的工作。在被扣留的63万人中，有66400人在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丢掉了性命。
到战争结束时，身处海外的日本民众有321万人，再加上大约367万名陆海军军人，总计有688万日本人滞留在海外。其中，有200万人在满洲。包括那些被扣留最终死在西伯利亚的人在内，苏联发动进攻以后留在满洲的200万日本人中，有245400人丧生。这个数字真是惊人。除了死者和因为种种原因与亲人离散而无法回国的滞留孤儿和妇女，在满洲的大部分日本人都撤回到了日本。如果以刚刚提到的人数计算，日本战败后，有8.7%的日本人体验了从海外撤退的行动。
上百万男女老幼同时经历的历史事件，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深刻历史记忆。因为漫画《明日之丈》而闻名的漫画家千叶彻弥，以及2008年去世的《天才傻鹏》的作者赤塚不二夫，都是从满洲撤退回到日本的。芥川奖获得者安部公房也经历过撤退，他以这些经历为基础写成的小说《野兽们要回家》，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大家可以找来读读看。
毫无疑问，从满洲撤退回国之路充满艰辛。许多人因此不断诉说其中的苦难，甚至以“被害者”自居，倒也不是不能理解。但绝对不能忘记的是，造成这种惨祸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这里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对这些政策加以说明。长野县有许多人作为开拓移民去了满洲。在长野县内，相较于县政府所在地长野市或松本市的周围地区，长野县南部的南信有更多的村庄送出了大量移民。
饭田市历史研究所编纂了一本题为《满洲移民》的书，属于南信地区的饭田市的历史学家们研究了这个地区满洲移民的有关情况。南信地区送出了大量的开拓移民，这些被送到满洲的人在战败后又体验了艰难的撤退之路。现在由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自己研究过去的这段历史，所得到的成果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在饭田市周边，开拓移民最多的村庄，移民满洲的比例为18.9%，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村民中就有1人被送到了满洲。饭田地区养蚕业发达，以生产远销美国的优质蚕丝而闻名，但是大萧条之后，蚕丝价格暴跌，农村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历史学家通过调查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个村庄的主要经济来源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较为顺利地从养蚕业转向其他种植业，那么这个村子的移民就相对较少。至于那些平地较少、山地较多的村庄，就往往难以实现这种转型。也正是这些地区，积极（甚至可以说是过于积极）地响应了国家和农林省从1938年开始推行的满洲分村移民的招募计划。
为什么我要说“过于积极”呢？其实，试验性的满洲移民从1932年左右就开始了，村民们从那些初期移民传回的消息中了解到，满洲并不像国家宣传的那样，是“流奶与蜜之地”，实际上非常严寒，日本人并不容易适应那种环境。所以从1938年左右开始，愿意移民的人数急剧减少。为此，国家和县政府出台政策，如果村中的一部分居民愿意移民满洲，政府就提供各种特别补助来帮助村庄进行道路整修和产业振兴等事业。
以这种方式送出的移民就被称为分村移民。苦于生计的村庄为了得到国家的补助款，纷纷配合负责县移民工作的拓务主事，进行了分村移民。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最终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是，其中也有大下条村村长佐佐木忠纲这样具有远见的领导者。佐佐木反对分村移民，他认为这是国家和县政府以补助款为诱饵，草率地对待村民性命的行为。佐佐木没有被蒙蔽。
当人们讲到从满洲撤退的苦难时，总是很容易就联想到苏军的突然袭击，以及没有通知开拓移民就自己撤退了的关东军。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在推行分村移民政策时，国家和县政府做了什么？使用补助款来“购买”分村移民这种做法，难道没有问题吗？在下伊那地区担任町村会长的吉川亮夫也颇有见识，他批判那些为了取得分村移民补助款而几近疯狂的村庄，一语道破这种状况只是“为了补助款而争夺开拓民”。通过开出在某一期限内召集多少分村移民，就可以得到多少预算的条件，让村庄之间展开互相竞争，即便到了现在，国家和县政府还是会有类似的做法。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否也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事实的了解，是会影响他对于现代社会以及历史的看法的。我对于写出《满洲移民》这本书的乡土历史学家深表敬意。在这本书中，有大量的内容是唯有扎根于当地的人才能弄明白的。一些开明的开拓团长，从到达目的地开始，就尽力与脚下这片土地原本的主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得知战败的消息后，从而得以立即与中国的农民代表进行沟通，通过出让所有的农场和房屋来换取中国人的帮助，抵达安全地带，最终以较低的死亡率回到了日本。其中又以死亡率最低的千代村为代表。这些例子明确地揭示出，面对历史的必然，个人也能凭借资质与努力，对历史施加相应的影响。
3、俘虏的待遇
在日本人当中，相信有不少人对于“正视过去的德国人与不这么做的日本人”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感到不满。但是我认为，日本人在面对战争时确实表现出了某种特殊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能够将这种特殊性用数据正确地总结表示出来，就可以加以正视了。
其中一项数据就是俘虏的待遇问题。美国的一个组织根据被俘虏的美国士兵名单，计算出了不同地区被俘美军的死亡比例。日本与德国的数据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被德军俘虏的美国士兵的死亡率是1.2%，但是一旦成为日军的俘虏，死亡率就上升到了37.3%。这种差距非常大，明确地凸显了日军对待俘虏的残忍程度。日本的士兵一直被灌输不能当俘虏的思想，所以就产生了不把投降的敌国军人当人看的结果，但是原因还远不止于此。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军队忽视本国士兵人权的特质，使得这样的军队也不会重视俘虏的权利。曾经在一桥大学担任教授的藤原彰先生在战前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前往中国战场服役。在日本投降以后，他复员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近代史。虽然先生已经去世，但是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他所写的《饿死的英灵们》这本著作。
战争需要粮食。在新几内亚北部的丛林里，根本没有可供汽车通行的道路，运输差不多只能依靠人力。如果限定士兵一天的主食为600克，在需要出动5000名士兵时，就算只是搬运主食也需要大约30000人。当然，这个数字还会随着基地与前线的距离变化而变化。然而在新几内亚，没有一条战线上的日军能够在这样的粮食补给计划下作战，所以才会说在那里没有战死者，都是饿死者。
日军的这种特质，也影响到了国民的生活。战时的日本可能是最轻视国民食物的国家之一，在临近战败时，日本人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已经降到了1933年的六成。1940年，有41%的人口是农民的日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日本当时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明明需要大量的人手从事农业，国家却把农民征召进了军队。虽然对工厂的熟练工人实施了延期征召，但是农业学校出身的人们还是没有逃过征兵，这些人知道肥料的使用方法和虫害的防治知识，可以说是支撑农业发展的人。在他们应征入伍以后，农业生产就全无技术和知识可言了。到1944年以后，农业出现了减产。当政府在这一年注意到农民之中也存在技术者而开始实施暂缓征召时，已经太迟了。
相比之下，德国则大不相同。虽然德国的各种工农业设施遭受的破坏比日本更为严重，但是在1945年3月，也就是德国投降之前的两个月，德国人的卡路里消耗居然还比1933年增加了一到两成，比战前还多。德国坚持不能减少分配给国民的粮食，这是为了避免国民出现不满情绪。
不论对士兵还是民众来说，太平洋战争都是悲惨的。在日本的矿山里，有大量的中国俘虏以及从朝鲜半岛强征来的劳工们在被迫劳动。对于俘虏，本来应该提供充足的粮食和薪水才能要求他们劳动，而且不能要求军官从事劳动，但是这些规则完全没有被遵守，并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死伤者。然而，在日本士兵和民众的心中，这些悲惨的事实并没有比他们自身所遭受的恶劣待遇与痛苦生活来得刻骨和鲜明，以至于这些事实渐渐从日本人的记忆中遗落了。
书摘部分节选自《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