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黄州期间的思想在潜移默化间流动，感情也在波折起伏中变化。特别是苏轼在元丰四年所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元丰五年所作《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元丰六年所作《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的三首同韵诗可以集中体现他思想情感和心路历程的变化。
第一首：《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
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
这首诗是元丰四年所作。从内容上看，此诗是苏轼初到黄州一年后写的，诗人描写了自己前往岐亭造访故友陈慥途中的见闻感受。诗中歌咏了黄州的春景，却寄寓着凄凉的心情。
岁月匆匆、春秋代序，纵然是诗情画意的景致、优游涵泳的情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不免大打折扣。思念亡妻对苏轼来说是痛苦的，谪贬黄州对苏轼来说也是残酷的。在此蛮荒之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孤苦的命运自然而然被诗人放大了。这首诗优美辞藻背后的隐秘情怀是凄凉。此外，一个说不出口的缘由也浮出水面——正月二十日是诗人梦忆王弗的纪念日。
第二首：《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这首诗是元丰五年所作。诗人永远记得这一天——正月二十日。这首诗表现了诗人胸中的块垒正在慢慢稀释。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三杯”白酒的“三”不是虚词，而是实词。为什么不多不少偏偏是三杯?宋朝人在祭祀时，往往会斟满三杯酒来祭拜逝去的亲人。苏轼在这里虽然没有直言三杯酒所指的对象，但言下之意明摆着是祭奠，再联系梦忆王弗的同一天，可以断定两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中“故人”这一意象也很值得玩味，常见的解释有两类:一是指“老朋友”，二是指“辞世的人”。“故人”解释成潘酒监、郭药师、古农夫未免差强人意，他们算不上苏轼的老朋友，都是他来到黄州后的近邻新交。结合“断魂”“招魂”等词语来看，倒像是与亡妻之间的约定。
这首诗还特别注明是“出郊寻春”，和朋友一起游玩，可诗里写的是断魂、招魂、事如春梦，种种一反常态的写法不得不令人生疑。可苏轼偏就这么写，说明表面上是和朋友一起去春游，实际上心里另有所寄。
第三首：《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
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
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这首诗是元丰六年所作。“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通常释为诗人用唐朝韩偓“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才”的诗意，流露出希望得到起用的心愿。但这首诗的微妙之处，就在于“长与东风约今日”，所约“东风”到底指什么?
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东风”这一意象丰富的含义。“东风”的常见含义有两类:一指“春风”或诗人内心一种无奈伤感的心绪;二指“权贵”和促成事物发展的条件。在这首诗里，“东风”更多被赋予第二种解读。但笔者认为，这里“东风”的意象应该理解为诗人内心隐秘、伤感的情绪更为准确。“东风”不仅指“春风”，从时间上与正月二十日早春时节相契合，也和“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的景象相映衬。春风含情，东风有义。苏轼“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这里的“东风”是知人心意的。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里的“东风”都不单纯指简简单单的“春风”，这里的“东风”都是饱含离愁别苦的。
同样，这也符合诗人谪贬黄州、孤苦伶仃的心绪。正月二十日是梦忆亡妻的纪念日，阴阳永隔，思念悼亡的情感油然而生。张先“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中“桃杏”尚且懂得“嫁东风”这一不合常理之言，写出了女主人公在寂寞中自怜自惜、自怨自艾的情感。张先是苏轼同朝的前辈词人，苏轼没有理由不知道这首词。因此可以断定，“东风”在本诗中应该理解为“春风”，既是送来江柳、融化冰谷的和煦春风，也是勾起诗人离愁别苦、思念亡妻的含情春风。
以上这三首诗是在三年中每一年的同一天（正月二十日）完成的。正月二十日是苏轼熙宁八年梦忆亡妻的纪念日，这三首同韵诗的产生背景和隐秘原因无不和正月二十日有重要联系。这三首同韵诗折射了苏轼黄州期间“修身以儒，治心以佛，养生以道”三教合一的价值观。促成其思想的转变，既有外因的辅助也有内因的作用，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努力。
“乌台诗案”后苏轼死里逃生来到黄州，此时的他不仅自身难保、命悬一线，还连累朋友和家人一起遭罪。他不禁感叹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他只要一想起朝堂上还有那些个好事君子、市侩小人在紧盯着自己就不寒而栗，是以言谈举止、为人处世小心翼翼、严防密守，甚至赌咒发誓“扫除习气不吟诗”;就连给朋友的书信也要一再叮嘱:“不须示人”“看讫，火之”，唯恐“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不可否认，苏轼此时的心情是异常苦闷和忧愤的，只有通过自我解嘲来排解和调整这种愤懑的情绪。
但苏轼凭借直面人生的积极心态逐渐地从消极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责己思过，进行了诚恳动人的自省和叩问内心的观照。他在给朋友李之仪的信中写道:“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作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学者余秋雨说:“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苏轼自始至终没有从潜伏在身边的耳目与喉舌、高居在庙堂的弄臣和小人的监视中突围出来，但他从“乌台诗案”的噩梦和谪贬黄州的现实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黄州生活极为清苦，苏轼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他在给秦观的信中记录了初到黄州的窘困:“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他不禁感叹:“黄州真在井底!”在萧疏闭塞的环境里，黄州的山川风物给了他莫大安慰。
“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诗人侧耳倾听冰面融化形成的涓涓细流，潺潺水声。放眼望去，昔日纵火焚烧的痕迹早已小草履地、江柳成荫。特别是“尽放”一词，表现了苏轼沉睡的心灵被黄州的美景、盎然的春色所唤醒。这些饱含新鲜气息、富有生命活力的景象，让苏轼从“乌台诗案”的桎梏中解脱出来，预示着他的生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苏轼在黄州期间的蜕变重生与佛教禅宗的思想浸润是密不可分的。苏轼年轻时就深受家庭影响熏习佛教，成年后好读佛书。“乌台诗案”后，更是渴望通过佛教寻求“自新之方”。他在安国寺长老的指引下开始学习静坐默修的禅定功夫，坚持了整整五年。五年的修习让他“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进入了“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的空明之境。
“佛家主张戒、定、慧三个方面加以勤奋精进的自我修持。戒是止非防恶的各种戒律;定是指调练心意使其专注而不散乱的静修功夫;慧则是为培养、增加佛教智慧而进行的学习和思考。”苏轼的修炼正是始于静、悟于戒、成于慧的过程。修习中的苏轼切中肯綮地反观自己:自己屡遭诽谤，正是犯了佛门五戒中的“绮语戒”。他总结道:“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黼黻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自云是巧，不知是业。”
此外，苏轼开始融入了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没有前番的顿悟与思索，没有成熟的心智和开阔的眼光，就不会有千古杰作《赤壁赋》的产生。面对滚滚东逝的江水、烟消云散的历史，不错，人短暂的一生和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苏轼却可以从中看到“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才能在有缺憾的人生中通过自我调节来达到精神上的满足。
苏轼元丰四年、五年、六年的三首同韵诗，表面上描绘了黄州早春的自然风光，记录了在黄州期间的生活图景。而实质上却隐晦地传达出诗人对亡妻的无尽思念，反映了他在黄州期间由孤独、忧愤走向旷达、超拔这一脱胎换骨的蜕变、涅槃重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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