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的艺术家追随希腊的样式，跨出了改革的步伐，用人的模式来表现佛陀，代替了早期中印度佛教艺术，只是用象征的东西来表现佛陀的做法。"
悉达多：从王子到佛祖的佛传故事
东方，西方人眼中的神秘国度。从西汉时期开始，中西方开始断断续续地产生交流，来自东方的文化传承曾经让当时落后的欧洲甘落下风。从那时开始，西方对东方的古老文明的探寻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打开国门，迎来了一位在享誉世界的欧洲大师级导演，他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拍摄了中国近代史一个重要的篇章，并在次年一举囊括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在内的九项奥斯卡大奖，这位导演就是著名的意大利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他拍摄的影片《末代皇帝》也让很多中国观众耳熟能详。
贝托鲁奇关于东方的影片共有三部，被称为“东方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是后来《小活佛》、《遮蔽的天空》。
1993年贝托鲁奇在拍摄《小活佛》"Little Buddha"的现场（尼泊尔）
其中1993年拍摄的这部《小活佛》，中间有一部分再现了佛陀成道的故事，展现的奇幻而华美，被称为佛教故事电影的经典之作。
贝托鲁奇以十分认真的制作态度来讲述这个佛教故事，从佛祖释迦牟尼还是迦毗罗卫国太子悉达多的时候开始说起——他如何一路看尽万众苦难，最终舍弃太子身份和富贵生活，修行得道成佛的经过。
电影《小活佛》剧照
好莱坞著名演员基努里维斯饰演悉达多。相传悉达多的意思是带好东西来的人，小太子走过的地方，便有莲花开放，他为悟道而生，并会普渡众生。贝托鲁奇没有复杂地设计悉达多的探寻之旅，只是一首曲子唤醒了他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外面的痛苦和忧虑，他人的疾病、贫穷、年老和死亡，亲眼看见这些后，他明白唯有度己才能度人。
在日后的采访中，基努里维斯坦承《小活佛》是他个人最喜欢的电影：“原因是我与贝托鲁奇和斯托拉罗(著名摄影师，作品包括《现代启示录》)合作的体验，以及出演一个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表演的角色的经历--这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信仰、人生观和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一生。”
佛传故事，也即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也就是乔达摩悉达多是如何悟道成为佛陀的传记，也就是乔达摩悉达多从降生到80岁涅槃为止这一段故事。
那么你知道吗，贝托鲁奇在电影里所展现的充满奇幻感的“佛传故事”，最早在哪能看到类似的图景？这些画面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让我们穿越回公元2世纪的犍陀罗。
最早佛造像的起源地：犍陀罗
犍陀罗，被称为“佛像的故乡”，是佛教的飞翔之地。历史上的犍陀罗地区包括古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与喀布尔河交会处附近的白沙瓦谷地 ，它是古印度西北的门户，古印度与中亚、西亚和地中海世界联系的枢纽，东西方文明交通的十字路口。
重要的地理位置使犍陀罗地区在印度佛教艺术产生之前就已经是印度文化与波斯、希腊、罗马、中亚文明长期混合交流的地区。
原始佛教时期，佛陀是没有造像的。小乘佛教一直认为佛陀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是悟道者，是佛法的发现者，由于他们只将释迦牟尼佛奉为真主，不塑神像，所以不利于佛教在民间的流传。而在公元前1世纪， 印度佛教进入大乘佛教时期，需要造神，此时正是波斯帕提亚王朝占领犍陀罗地区的时候，大乘佛教在接受了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影响之后， 佛陀逐渐神化，佛陀最终成为佛法的显现者，大乘佛教提出了佛有法身、 应身和化身的说法，并且进一步宣扬神异，崇拜偶像。
犍陀罗地处交通要道 ，富有的商业交易催生了商人阶层，也就是中产阶级，大型的城市文化活动和 各种各样的艺术就开始在这里诞生，所以大规模的造像开始出现——最早的佛造像产生了。它首先出现在犍陀罗地区的佛传浮雕里。
在今天的白沙瓦、塔克西拉一带的佛教遗迹和博物馆中可以发现，以佛传（佛本行）内容为题材并连续排列在塔基或栏楯上的石刻浮雕，是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西交融：佛传浮雕复现佛陀一生
犍陀罗佛像艺术表现形式基本有三种：一是数量众多的单尊佛像、菩萨；二是完整的佛传、本生故事浮雕图像；三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浮雕图像。
在公元前2世纪末，佛教美术兴起于中印度的巴尔胡特和桑奇大塔。在桑奇大塔的塔门及周围的栏楯上用浮雕的手法雕刻出象征丰饶的动植物纹样，其中穿插表现释迦牟尼前世的本生故事及今生的佛传故事。这些浮雕是印度最早的佛教美术作品。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圣树、圣塔（窣堵波）、法轮、佛足等象征物来表现佛陀前生今世所发生的种种故事情节。
公元2至3世纪，佛教在犍陀罗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和再造，达到鼎盛。
在犍陀罗造像艺术中，佛传故事是其中的重要主题，常常以浮雕的形式出现，多用来装饰教徒奉献的小塔基座的各个侧面。这些浮雕饰带往往用雕刻着带有簇叶饰的仿柯林斯式或爱奥尼亚等的柱式壁柱，来分隔不同的场景。 浮雕通常以人物表现为中心，基本采用平行透视，类似希腊墓碑和罗马的石棺浮雕。浮雕人物的形象也体现出希腊艺术的影响，净饭王的造型类似宙斯，摩耶夫人类似雅典娜，佛陀类似太阳神或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
犍陀罗地区佛教图像基本是按照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的序列构图，以人的形象表现释迦牟尼佛，以舒缓平和的叙事艺术记载了释迦牟尼佛重要的生命时刻和事件，基本可以分为：诞生、宫廷生活、出家、传法和涅槃事件。
更为独特与重要的是这些“事件"场景是按照从右至左的线性方式进行连贯叙事。叙事循环的终点（涅桑）和起点（诞生）之间，释迦牟尼成为了进入历史又超越世间的永恒本质的图像符号。
遵循时间的顺序和传记式构图，用来表现释迦佛的生涯，这一显著特征，自西域的库车到中国内地的敦煌、云冈都留下了踪迹。
云冈石窟的第6窟中心塔柱（窣堵坡）的塔身及侧壁上，按照右旋礼拜方向，以三十七个浮雕场面来表现从“诞生”至“三迦叶皈佛（火龙降伏）”的释迦佛前半生故事。其中的“降魔成道”、“四天王奉钵”、“初转法轮”等悟道以后的场面，占据了塔身佛龛内很大壁面，显示出其重要性。
此外，敦煌石窟第290窟人字披形的窟顶分为东西面，每面又各分上下三段，表现从“托胎灵梦”至出家，前后共有八十个以上连续画面的佛传。这些连续的传记画面，都是在犍陀罗地区佛传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完成的。
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线上云观展
平山郁夫先生毕生致力于文物保护。他在自传中写道，“亚历山大东征，以中亚为中心带来希腊文化的强烈影响，它的痕迹俯仰皆是。在佛教东渐的中亚三四世纪的遗迹中，壁画、佛像几乎都打上希腊罗马化的烙印。”展品中数量最多的，是犍陀罗地区许多石质浮雕的佛传故事雕刻，如释迦牟尼前世的化身授记（预言）的燃灯佛、托胎灵梦、占梦、乔答摩·悉达多太子树下诞生、勉学、婚礼、逾城出家、降魔、成道、四天王奉缽、初转法轮、涅槃、纳棺、搬运佛舍利等场面，或多或少都有希腊化的特征。特别是不少单独的石雕或泥塑的佛像，佛陀头像、菩萨像、菩萨头像，更明显呈现出希腊化风格。 今天，鉴钟君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佛传浮雕
（诞生·出城·成道·初转法轮）
犍陀罗
公元 1 世纪 - 公元 3 世纪
高 15 厘米× 宽 34 厘米
日本平山郁夫美术馆藏品
摄影：深圳博物馆
方形体的内侧有着矩形的贯穿型镂空，被认为是佛塔底座上放置舍利容器的地方。四面绘制着佛传图，包括佛陀诞生——悉达多太子在蓝毗尼的无忧树下从摩 耶夫人的右腋出生 ；出城（夜半逾城）——悉达多太子为了求佛法半夜骑马离开城市 ；跏趺坐结无畏印的佛陀礼拜帝释天 ；成道——天人们在礼拜佛陀 ；初次说法（初转法轮）——剃度的比丘们迎接佛陀于鹿野苑说法。柱子后的法轮代表着 佛陀的教谕。
佛传浮雕（学习）
犍陀罗
公元 2 世纪 - 公元 3 世纪
高 25 厘米× 宽 22 厘米
日本·平山郁夫美術館藏品
高高的椅子上坐着的是教师众友仙人，悉达多太子在他的右边交叉双腿而坐，用笔在木板上写字。根据佛教经典，当时太子的识字水平已经超越了老师。悉达多太子的木板上刻着当时犍陀罗使用的佉卢文。悉达多太子的上方有同样手持习字板的学友，右边有手持墨壶的侍者。现在巴基斯坦的某些地方还在使用着同样的木板和笔。
本生故事浮雕·燃灯佛授记
犍陀罗公元2 世纪- 公元3 世纪
高42.8 厘米× 宽33 厘米
石质，燃灯佛授记为释尊前世的故事之一。释迦牟尼的前世为一婆罗门青年云童（斯美达）。雕像中间为燃灯佛，右侧为云童正向卖花姑娘买花的场面。
祠堂形佛传浮雕（降魔成道与四天王奉钵）
犍陀罗
公元 3 世纪 - 公元 4 世纪
高 80 厘米× 宽 52 厘米
日本·平山郁夫美術館藏品
石质，外形像祠堂入口故称祠堂形浮雕。此浮雕最下端为降魔成道，中间为四天王奉钵。整体雕工精湛，细致，在雕刻艺术上堪称杰作。
据佛经记载，"降魔成道"是属于佛传故事的一部分，在印度和犍陀罗的雕刻中很常见，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在成佛过程中，魔王波旬率领三个女儿及魔军至佛所，以女色诱、以武力进行威胁，对释迦牟尼修炼进行扰乱，最后释迦牟尼以法力战胜魔王成佛的故事。
佛传浮雕（涅 ）
犍陀罗
公元 2 世纪 - 公元 3 世纪高 26.9 厘米 × 宽 35.2 厘米
日本·平山郁夫美術館藏品
石质，装饰题材也是最重要的佛传故事之一，讲述佛陀在拘尸那揭罗的娑罗双树下涅槃的故事。画面构图中间为侧卧的佛陀，床前结跏趺坐的是直到佛陀涅槃之前， 都一直在听说法而皈依的佛最后度化的弟子须跋陀罗。
佛传浮雕（纳棺）
犍陀罗公元2世纪 - 公元 3世纪
高 48 厘米 × 宽 50.6 厘米
日本·平山郁夫美術館藏品
根据佛教经典记载，住在佛陀涅槃之地拘尸那揭罗（印度）的玛鲁拉族人问佛弟子阿难，该如何处理佛陀的遗体时， 阿难说 ：“要像处理一位能支配世界的帝王的遗体一样来处理佛陀的遗体。”于是遗体被用新布和棉反复包裹了五百层后，放入了铁质的油槽中，外面又套上了一个铁槽。
中央是被安置在娑罗双树中间的平台上的棺材，周围都是悲伤地举着右手或双手合十的弟子，还有带着空洞眼神手持驱魔杖的弟子。这是佛弟子们在跟佛陀的遗体告别。棺材前的灯火据推测是引导并保护死者的灵魂安全前往冥界的象征。表现这一场景的作品在出土文物中极为少见。
鉴钟君说
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极其深广，公元三世纪之后，由印度西北部出发，随着古代陆地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这种艺术风格西至阿富汗东、中部地区，建有著名的巴米扬石窟——这被认为是后期犍陀罗艺术的巨制；而东北一脉，则沿丝绸之路进入我国新疆及内地。在漫长的历史融合和淬炼中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焕发出东西方文化交融之美。中国新疆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 东亚文明中呈现出来的佛像、菩萨像、佛教视觉艺术作品，都深深打上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烙印。
犍陀罗艺术的东渐与逐渐中国化，反映了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巨大作用。正是有大量波斯人、粟特人、突厥人以及中国各兄弟民族在河西地区不辞劳苦，奔走在浩瀚的沙漠与峻峭的冰山之间，才使得本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产物的犍陀罗艺术遍布河西，成为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虚妄天国中的神与佛都不可能保佑现实的人逃避苦难，然而，在创造神与佛的过程中，现实的人却获得了征服自然的勇气与动力。这些神秘的大佛，也是世界各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进行创造的精神体现。文化，是没有国界的。
4月1日—5月28日，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将来到江南水乡——宁波博物院，之后巡展城市还会有广州和山西，你是不是很期待呢？
@宁波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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