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华夏历史上涌现出很多著名的诗人、词人，他们凭借绝佳的文学造诣，用简练的文字构筑出光彩夺目的古诗词，为华夏的历史文化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然而遍观他们的人生，却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仕途上都不顺畅。
古代王朝向来注重“文治”，读书人的地位很高，像他们这样的诗人、词人在读书人中当属凤毛麟角的存在。按理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应该更高、仕途更顺才对。为何古代王朝会有如此不合“常理”的现象发生？
诗仙—李白
一、仕途维艰1、科举难
古代著名诗人、词人多诞生于唐宋时期。对于身处该时期的一般人来说，入仕主要方式为考科举。先说唐朝的科举，唐朝建立之后为了进一步削弱门阀世家的影响力，戮力将隋朝的科举制发扬光大。唐时科举有“常科”和“制科”之分，“常科”是为常态化科举，每年一次，“制科”是为皇帝根据自身需求在“常科”之外特别安排的科举，没有固定频率。
“制科”因随机性较大，这里不做过多叙述。“常科”一般分为秀才、进士、明经、明算、明法和明书等科，报考条件相对隋朝而言略显宽松，除各级官学选出的代表学员外，社会层面的士子亦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在地衙门报名，如果能通过相关衙门组织的考试，即可参加科举，名额极其有限，很多大州每年才3个名额。
唐朝“常科”示意图
诸科之中最显贵，也最难考的当属秀才科，因考试太难，参考的考生太过稀少，到唐高宗时期被取消了。至于明算、明法和明书等科，因侧重于专才，且发展空间有限，报考的人数较少。因此诸科之中最重要的两科为进士科和明经科，两科的录取比例分别为1%~2%和10%~20%左右。这个比例可能看着还行，可每年能中进士科的就二三十人左右，能中明经科的也才七八十人左右。
宋朝建立之后，以“崇文抑武”为宗旨，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和唐朝科举相比，宋朝科举主要在考试频率、考试内容、录取比例和阅卷方式等方面有明显区别。宋朝将“常科”改为每三年一次，并形成定制，将诗赋、贴经等考试内容改为经义、策论，大肆提高录取比例，据相关史料显示，北宋160余年，录取了6万多名进士。宋朝实行糊名制阅卷，比唐朝的开放式阅卷更公正。
宋朝的殿试
2、做官难
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然而中了进士并不是说百分百可以进入仕途，进士只是一种出身，只有通过了吏部的铨选考试才可以做官。唐朝时期的吏部铨选主要从“身、言、书、判”四个方面对备选者进行笔试和面试。“身”即外在条件，相貌丑陋或身材矮小者皆有可能被淘汰。“言”即说话，要求入选者不仅要会纯正的雅言（可理解为当时的普通话），声音还得洪亮。
“书”即书写，要求入选者在书法上要有一定造诣，写出来的字要有一定的观赏性。“判”即断事，要求入选者不光是要明断案情，还得以极佳的文笔写出优雅而有内涵的判案文辞。终唐一朝，考中进士而未能及时通过吏部铨选的人有很多，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连续参加了四届铨选，才顺利通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正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落选3次的韩愈
宋朝虽说做到了“学而优则仕”，只要中了进士就可以授官，可宋朝的官有“选人”和“京朝官”之分，想当大官，必须先进入“京朝官”体系。然而宋朝一般情况下除了每榜进士的前五名可直接授予京官的身份外，其他进士都需要经历“选人”阶段。所谓“选人”，即朝廷会根据考试的名次授予高低不等的“幕职、州县官”身份。
“选人”有四等七阶的讲究，升迁路径自成体系，如果不能从“选人”变成“京朝官”，可能最高也只能当个节度判官之类的官职，而要想跨过这道“鸿沟”，需耐着性子熬资历，得通过“三任六考”，期间不能出差错才行，大多进士一生都局限在“选人”身份上。进士们即使成功度过九九八十一难，成为了京官，还得在复杂的职场环境中做出成绩，得到高层的赏识，一步一步地向上爬。
苏东坡的坎坷仕途
二、有感而发1、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诗人、词人们要想写出传世佳作，需要有一定的人生阅历支撑。如果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写出来的诗词往往缺乏灵魂，让读者读完后只记得文字的华丽，韵律的工整，而无法深入到诗词当中去感受作者的心境，自然也就难以感受到诗词的力量感。倘若杜甫没有在安史之乱期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他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何而来？
倘若杜甫没有当河西尉这样的低阶官职，他又何来“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倘若杜甫没有在仕途上失去信心，他又何来“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如杜甫一般情况的大有人在，比如李白、柳宗元等等。李白从小好诗、好剑，有安邦定国之大志，可他没有走科举之路，而是希望通过得到权贵们的赏识而步入仕途。
诗圣—杜甫
李白蹉跎了大半生，最终在42岁的时候被玉真公主和贺知章推荐为翰林，主要负责给唐玄宗写诗取乐。刚开始的时候，李白也算尽忠尽责，可时间一长，他发现唐玄宗对他的定义只是一个御用诗人，失望之下选择了随性而为，也因此得罪了高力士等人，被唐玄宗“赐金放还”。
柳宗元出身于显赫的河东刘氏，地道的世家子弟。他21岁时考中了进士科，26岁时当上从九品的集贤殿书院正字（校队典籍文字的末流小官），31岁时有了转机，升为监察御史。他在33岁时因得到王叔文看重，升为礼部员外郎，然而一年不到，王叔文垮台，他被贬为永州司马，等他43岁时，好不容易有机会回长安，可因为得罪了武元衡，再次被贬，最后仅47岁就因病去世了。
“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
2、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诗词文章的创作需要灵感，灵感是需要时间去激发的。人的精力有限，诗人、词人们在步入仕途后，需要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又有多少时间可以去进行诗词创作的？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拿唐朝时期的地方官来说，每10天休息1天，工作日有“朝衙”和“晚衙”之说，典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白居易在出任地方官期间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诉说自己的工作之辛苦，比如“白头老尹府中坐, 早衙才退暮衙催”。李商隐在出任弘农尉期间，深感工作之琐碎，写下了“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韩愈在给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当推官期间，每天都到天黑才下班，大感吃不消，他在给张建封的条陈中写道，“皆晨入夜归……若此者, 非愈之所能也"。
“小李杜”之李商隐
宋朝相对唐朝而言，给各级官员的福利更好，官员们的休息时间也更多，像天庆节、元旦、冬至、上元节等节日均可以享受7天小长假。然而在这看似人性化的休假制度之外，官员们常常是有假无法休。首先，朝廷规定即使是休假，各衙门也必须安排人轮值。其次，当时的官员大多都是在外地做官，受制于比较落后的交通条件，很多官员即使休假也回不了家。
苏东坡之弟苏澈曾用“七度江南自作年”来发泄自己连续7年不能回家过年的郁闷。官做得越大，责任就会越大，工作也会越繁忙，遍观唐宋时期的的中枢之臣，其中有多少人能够像李白、杜甫等人一般创作大量诗词的？难道他们没有创作诗词的才华吗？拿王安石来说，他在主持变法期间几乎没什么作品出现，待他被贬出京后，像“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样的名句接踵而来。
王安石主持变法
结语综上所述，古代仕途艰难，甭管是谁，要想在仕途上一帆风顺，都不是易事。那些诗人、词人们之所以能够给后世留下大量的诗词名篇，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仕途不顺。因为仕途不顺，他们有了更多的人生体会，写出来的诗词也更有内涵。
因为仕途不顺，他们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捕捉世间的美好与丑陋，借景抒情也好，接物咏志也罢，都有了条件。万事万物皆有得失，有得必有失，失去看似是一种痛苦，换个角度来看，又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参考文献：
《全唐诗》
《新唐书》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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