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读《史记》，先读了酷吏列传，发现这些人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徒，而是敢于和豪门权贵死磕的人。当然司马迁还写了循吏列传，专门记录他认为的好官。有很多人解读，司马迁记录好官，也就是循吏，只记录古时人，而记录酷吏则专写汉朝官员，是为了暗讽汉武帝重用酷吏，批评当朝吏治。也许当时司马迁有这个意思，但今天看起来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因为这些酷吏并不是恶人，那司马迁心目中的循吏又如何呢？循吏列传主要记录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还有李离的事迹。
这些人的列传属于类传，就是把一类人放到一起做传，主要为了体现他们的共同点，因此每个人选择了一两个典型事迹，基本代表了司马迁赞赏的一方面。
孙叔敖
首先是孙叔敖的事迹，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件是楚庄王想把小钱改铸为大钱，民众感觉不方便，市场秩序都不好了，于是孙叔敖提意见把这项政策改掉了。第二件是楚庄王想让大家移风易俗，把常坐的矮车换成高车，孙叔敖建议不要直接发布政令，而是让他们自觉换。怎么办呢？命令乡里把门槛加高，这样车过的时候，太矮了就会磕到，就像现在路上的人造减速带一样，底盘低的车容易剐蹭。于是大家自觉把车变高了。这说明什么？做官时要注意民众对政策的反应，不要一意孤行，而且施行政策要讲技巧，不要粗暴。
子产
其次是子产。关于子产没讲具体事迹，但我们也大概知道他铸刑书，严格执行法律。这里司马迁只说了他为相后的结果“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以前的坏风俗都变好了，大家都变得很有道德。这说明官员的政绩不在其他，而在于治下民众安居乐业，风俗善良朴实。
第三位是鲁国博士公仪休。他的特点是“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他的事迹主要是倡导廉洁、不随意变更政策，而且政府及官员不与民争利。比如因为知道他爱吃鱼，他的部下送他一条，他坚决不收，认为我做着国相，可以自己买鱼吃，一旦收受了你的鱼，那我国相也做不成了，鱼也会吃不到了。还有一次在家里吃饭，觉得自己家种的菜好吃，立刻跑去园里把菜拔了，自己妻子织的布很好，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门，把织布机都烧了。
第四位是石奢，是楚昭王的国相。他在路上看到有人杀人，抓住一看是自己的父亲，于是把父亲放了，把自己送入监狱。然后通过别人和楚王说，杀人的是我的父亲，为了维护法制而杀了他，就是不孝，放了他败坏法制，那就是不忠，我只能死了。楚昭王都说，算了，没抓住人不是你的过错，你还是官复原职吧。石奢坚持认为不偏袒父亲就是不孝，不严格执行法制就是不忠，楚王赦免自己那是主上的恩惠，但自己选择死则是职责要求，于是自刎而死。石奢的事迹主要是说官员要做好本职工作，更要成为道德的表率，一死何足惜。
最后一位是李离，是晋文公手下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因为偶然错判，置人于死，于是“自拘当死”，要用自己的命抵罪。晋文公认为这是手下人的问题，不需要他负责。李离认为我做着这个位置，并没有分给手下人，我的俸禄也是只给自己，现在有责任了，怎么能分给手下人呢？意思就是下属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领导的问题。晋文公说按照这个逻辑，你犯罪那我也有罪了？李离忽视了这个问题，只是说律法如此规定，必须执行，于是自杀。这个故事主要是认为官员要坚决维护律法的尊严，即使危害到自己的生命。
司马迁对这些循吏的选择，反映出当时儒家的主要治国观点和可能的问题。儒家治国，首重道德，希望通过官员的治理（最好是个人表率作用）实现移风易俗，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目标。其次是要懂得顺应民意，灵活施政，不要强行推广政策，不要扰民、与民争利。最后是朝廷制定的律法，官员一定要遵守。但治理国家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移风易俗也不是一朝能完成的，在国家治理好、民风淳朴之前，如何治理？这一点是很多儒家学说所有意无意忽略的。
最后说一点可能的问题，那就是公仪休的举动，过于夸张而近乎伪。鱼的问题勉强可以算是深谋远虑，但因为自己家的菜好吃就全拔掉，自己妻子织的布好久赶出去，表示不与民争利，近乎伪行。公仪休家里的菜能有多少？他妻子一个人能纺织多少布？居然能起到扰乱市场的作用？不拿出去交易不就行了？用自己的东西的确就不会去市场上购买了，但市场少了你这部分消费还不行了？全程都在靠你一家的消费生活吗？妻子惹谁了？正常做女红，手艺好点还没赶走了。这种事几近于荒谬。后世儒家中屡次出现虚张声势、装模作样的伪君子，不能不说多少有点受这种事迹宣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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