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一年捕鱼儿海一战后，北元末代大汗及太子在逃亡中被部落宗王也速迭儿（系阿里不哥后裔）截杀。自元顺帝于洪武元年北遁上都以来，风雨飘摇的残元小朝廷基本上算是走到尽头了。从此黄金家族的血脉散落尘泥，草原上又陷入了列强纷争，四分五裂的局面。
明初北境防线
蓝玉的捷报并没有让朱元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洪武五年的岭北之败一直让徐达和朱元璋耿耿于怀。此时徐达已经作古，明初的众多百战名将也逐渐凋敝。谨慎的朱元璋没有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利用有限的几次防守反击战役的胜利，对辽东、西北、长城以北的蒙元各部采取了持续军事施压，顺势迫降的政策。
辽东方向。明廷设立朵颜三卫，对蒙元原辽阳行省故地进行管控，实际由归降的元辽王阿扎失里家族担任三卫指挥职责。
西北方向。明廷于洪武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招降了驻守哈密地区的元威武王兀纳失里，并许以属国国王的地位。皆因哈密地处河西走廊要冲，连接天山南北与东蒙古各部，自古就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沟通诸番的必经之地。
漠南方向。在脱古思帖木儿死后，北元漠南残部尽数投降明廷。明廷在大宁设立了全宁卫。
为了强化明朝北方全境的防御体系，朱元璋从东到西依次又增设了辽东都司、北平行都司、北平都司、山西行都司、陕西行都司等军镇对沿线卫所驻防明军进行统一管理。
明初分封的九个军镇塞王
这还不够，朱元璋还陆续把几个成年儿子分封到长城以北漠南九个重镇。依次为：辽王驻广宁，宁王驻大宁，燕王驻北平，谷王驻宣府，代王驻大同，晋王驻太原，秦王驻西安，庆王驻宁夏，肃王驻甘州。
这九个分封漠南的藩王驻防九边，节制防区内诸将，对内可拱卫京畿，对外可牢牢驻守大明北境，沿大兴安岭一线往西经开平卫，至河西走廊，与哈密相接，将漠南变成“搜捕残胡，以绝弭边患”的前哨和缓冲地带。
从洪武后期开始，在大明的北境沿线以九镇藩王为核心，与都司和卫所构成的点线面防御体系开始逐步成为北境的主要依托。
“停止主动军事征服,加强九边积极防御”，这是朱元璋经过多年的调整后确立的北境战略。
朱元璋的九边防御思想维护了建文前后大明北境的战略安全。
燕王起兵
公元1399年洪武三十一年，随着朱元璋的去世，九边防御体系的重要参与者燕王朱棣，在公元1399年建文元年毅然发动了“靖难之变”。经过了四年的血战，曾经的戍边塞王领袖朱棣，成为了大明的永乐皇帝。
在朱棣起兵之初，抽调了大量的九边驻防兵力以增强己方军事力量，甚至不惜挟持同为九边之一的宁王。从这一刻起，朱元璋的九边防御体系开始被改变了，而1399年这一年，也注定成为了明初北境战略的分水岭。
1403年，忙碌的朱棣在永乐改元之后就迫不及待的改北平为北京，仿南京设立机构，从南京迁移人口充实北京为迁都做准备。同时制定军功袭职例，完善军功奖励继承和抚恤标准的相关制度。重启洪武时废弛的海运，命水师经海运从北京向辽东运输物资以资军备。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朱棣的视线从南向北，越过长城，正在向漠北聚焦。
永乐大阅兵
永乐六年，沉寂多年的漠北草原又热闹起来了。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拥立忽必烈后裔本雅失里为大汗，并于永乐七年杀掉了明朝前去招降的使者，公开反明。明军在随后的报复行动中意外的遭遇了鞑靼军团的围歼，“靖难”老将邱福等战死。
这让新朝初立的朱棣十分震怒。永乐七年巡幸北京的朱棣当即决定亲征。由此拉开了横跨永乐一朝的五次北征序幕。
第一次，永乐八年，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北征鞑靼。于斡难河先败本雅失里，后退阿鲁台。仅以七骑溃逃的本雅失里很快死于瓦剌之手，阿鲁台化整为零逃亡漠北，不久被迫归顺了明廷。
第二次，永乐十二年，朱棣再次亲率五十万大军，北征瓦剌。于忽兰忽失温血战三万余瓦剌铁骑，瓦剌首领马哈木不久死于鞑靼之手。此役明军大胜并重创瓦剌势力。
第三次，永乐二十年，朱棣第二次亲征再度崛起的鞑靼阿鲁台。未能找到鞑靼主力决战，收获不大。回师途中顺手打击了兀良哈三卫。
第四次，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再次亲征鞑靼阿鲁台。途中阿鲁台被瓦剌部击溃。在打败并迫降了鞑靼余部后，明军回师。
第五次，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继续亲征鞑靼阿鲁台。未能找到敌军主力，在回师途中一代雄主病逝于榆木川。
神机营
朱元璋的九边防御战略是基于“朔漠虽平定，而残胡分散于塞北，聚必为患”的客观形势制定。
地理上岭北等处气候苦寒，既不能屯田，又不能筑城驻军，大军动员耗费巨大，纳其地无所出，明初国力不足，老百姓负担太重，从江南长途输送粮草辎重显然是不明智的。
另一方面，经历了洪武年间多次的打击后，北元残余部族基本上都化整为零，逃亡漠北藏匿。为了避免遭到明军长途突击，他们尽量的远离明军边镇卫所，甚至远走极北游牧。对大漠进行大规模的征伐无异于大炮打蚊子，得不偿失。
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的。让朱元璋感到欣慰的是，军事上的胜利也为明廷在北方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军事环境。明军防线南侧的地区迎来了一个恢复期和发展机遇期。多年战乱的情况逐步得到改观，社会需要安定，缓慢的进入一个秩序恢复的阶段。
当历史迈入永乐时代，具有长期边防作战经验的朱棣，早已思考成熟了新的北境战略“天子守国门，精兵平漠北”。
朱棣认为南京的位置不利于帝国对北方广袤国土的治理，也无法就近统筹北方的粮草物资，一旦北境有事，南京朝廷鞭长莫及，不能第一时间响应。迁都北京，可以改变这种局面。
靖难之变的教训也让朱棣意识到寄希望于手握兵权的藩王镇守北境，本质上就是将中央禁军与边军对立了起来。愿望是美好的，但只要皇帝的掌控力减弱，将来必成大祸。所以永乐伊始，首先削藩，收缴兵权。提升北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这是朱棣新北境战略的支撑点。
解决了其他戍边藩王的威胁，朱棣就不得不改革军制，以平衡原有防御体系被破坏后留下的漏洞。
他将原本都督府下辖各卫精锐与边军的精锐混编为京营，依据分工改组为神机营、五军营和叁仟营，集中于京城附近驻防训练。由朝廷统一提调，出则征战，回则保卫京师。朱棣特别重视京营的建设，从此三大营的装备和战力得到不断的强化，逐步成为了大明朝野战的王牌。
与此同时，朱棣将原大宁都司内迁到保定，此举客观上导致了明廷实控的开平卫、东胜卫等重要据点因孤悬塞外而不得不放弃。朱元璋制定的漠南缓冲区域进一步被收缩到长城以北，在以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一再南移，最终给明朝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永乐朝廷在加强军力的同时，创造性的设立内阁，组建了执政团队，专职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处理内政。国力进一步提升的同时，从物质和时间上支撑朱棣去实施他的新北境战略。
三千营
洪武时代明廷剿抚双管齐下，北元故地的漠南已经成为了大明疆域，并且承载着制约漠北各部的使命。
在受到来自明朝的打击后，漠北逐步形成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股势力并存的局面。各自实力都不足以统一蒙古各部。
此消彼长，或者彼消此长，在消耗中自我削弱。一个分裂的漠北草原才符合大明朝的利益。从朱元璋到朱棣，都通过羁縻制度加以妥协约束。基于利益的归顺或者反叛，在这里不断地反复上演着。
朱元璋分兵驻守各都司、卫所的策略被朱棣改变了。长城以北大量的卫所被放弃导致了胡骑可以随意南下。北京的防务压力非常重。
在明军的火器和重装骑兵面前，得不到铁器和先进装备补给的蒙古骑兵日渐走下坡路，不敢与明军正面对抗，只能发挥轻骑的优势，跑得快让你追不上、找不到。
但是因为岭北依然与地处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别失八里）以及中亚的四大汗国故地保持着往来，各种物资也源源不断的支撑着东西蒙古各部的兴衰起落。瓦剌和鞑靼在明军铁蹄肆无忌惮的追逐下，折服忍耐，等待一次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朱棣的五次北征行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防线南移
大明立国之初，大规模的开国战争已经不再有了。军事行动大多发生在北方漠南漠北沿线。
朱元璋对于开疆拓土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土地能否产出，以供给军队和百姓；财政能否维持城池的开销和持续增长。在他看来，征服岭北等处的土地人口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凡以养兵而病国者宜深鉴之”。所以，朱元璋的北境战略出发点就是只要做好防御不至于危及国家安全，不要浪费老百姓钱粮，即便驻军也要以屯田军为主，可以自给自足。
与出身社会底层的朱元璋不同，朱棣很早就在北方军中历练了。他对于北境防务的认知从燕王时代就开始了。
仰赖明初国力的持续增长，在军事上明军始终得以高度压制的态势，让朱棣能调整朱元璋的防御策略，集中主力主动出击，意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漠北问题，完成太祖当年“尽收元境”的宏伟设想。
五次北征，朱棣执着的践行了自己的战略。虽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也有效的分化和遏制了漠北各部的崛起，维持了明廷的地缘战略优势。
明军战士
后永乐时代，明军集中防守于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四地，为大明阻挡北境之敌来犯。然而明朝最后的灭亡也是因为无法持续的守住这四个地方。
从洪武到永乐，从岭北到榆木川。明初北境防御漠北战略的演变历程，成就了永乐大帝盛世武功的同时，也破坏了洪武大帝深谋远虑的防御体系。三十年后，等到机会的瓦剌骑兵就要扣关北京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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