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星在吃播时推广“植物人造肉”的一段视频，掀起轩然大波，也使在世界上饱受争议的“植物人造肉”再次身处舆论漩涡的中心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植物人造肉”并未在中国网民中引起多少争议，广大网民的发问并不是“中国人和人造肉有什么仇什么怨”，而是“中国人吃点肉到底碍着谁了”，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雪国列车夜车?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雪国列车夜车
有明星在吃播时推广“植物人造肉”的一段视频，掀起轩然大波，也使在世界上饱受争议的“植物人造肉”再次身处舆论漩涡的中心。不过，和以往不同的是，“植物人造肉”并未在中国网民中引起多少争议，广大网民的发问并不是“中国人和人造肉有什么仇什么怨”，而是“中国人吃点肉到底碍着谁了”。
亚马逊雨林的烟
中国网民的愤怒当然并非空穴来风，早在本次吃播风波之前很久，英文媒体上诸如《地球需要中国人克制对肉的需求》《中国对肉的喜爱威胁到了绿色环保运动》这类进行“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批判”的文章就深深地激怒了刚刚通过经济发展改善了自身饮食结构营养程度，但仍未充分获得“肉蛋奶自由”的中国人。
其中激起公愤最大的，无疑是《纽约时报》在2020年一月发表的文章《中国人会买人造肉吗？》（Will China buy fake meat?）那句带有挑衅意味的“广告语”：
“每当中国人吃下一片肉，亚马逊雨林就腾起一缕烟”
（“Every time someone in China eats a piece of meat, a little puff of smoke goes up in the Amazon”）
“多收了三五斗”的中国人当然无法理解“吃点肉碍着谁了”，因为他们能吃上肉的时间并不长，关于饥饿、匮乏和普遍性营养不良的回忆依然如烙印一般，深深地留在至少两代中国人的脑海里，其次，他们吃的肉也实在不多，2019年全国肉牛出栏量4534万头，牛肉产量667万吨，人均消费量2.2公斤，不足美国人均消费水平（57.3磅）的十分之一。即使加上中国人偏爱的猪肉和禽肉，中国人的人均肉类消费量也仅有美国的一半，远远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国人确实很难理解部分西方环保主义者对中国人吃肉的焦虑。
在希望改善营养条件的中国人和西方环保主义者尖锐对立背后，是西方环保主义者认为的所谓“畜牧业日益严重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居民对肉类等动物蛋白质需求的增加不仅导致畜牧业生产过程牲畜肠道和粪便排放更多甲烷，还包括加工、运输、储藏到最终消费的各个环节均不同程度排放大量温室气体。
在这种形势之下，通过限制肉类消费和畜牧业扩张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张就被顺势提了出来。德国波兹坦气候影响研究所一项研究的数据模型显示，假设从2015年到2055年居民对牲畜肉制品需求每10年减少25%，至2055年，甲烷的排放量会减少到2015年水平的12%。
这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但问题在于，谁应该少吃肉？
诸如《地球需要中国人克制对肉的需求》一类的文章观点几乎千篇一律，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肉类消费国，且中国的肉类消费总量仍在稳步增长，只要中国降低一定的肉类消费水平，就可以大大降低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
这种看似有几分道理的逻辑无一例外地故意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即前文提到的，尽管中国的肉类消费总量不低，但人均消费量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第二是与发达国家主要以牛肉为主要消费对象不同，中国人消费的主要对象是猪肉和禽肉，而生产猪肉耗费的资源只有等量牛肉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禽肉还要更低，更重要的是，消费猪肉的碳排放量也只有等量牛肉的三分之一，尤其是因为猪和禽类没有牛的反刍特性，甲烷的排放量只有牛肉的几十分之一，禽类生产几乎不产生甲烷。
直白地讲，“环保主义者们”不打算，或者说不寄希望于劝说发达国家降低居高不下的人均肉类消费水平，或改变以牛肉为主要消费对象的肉类消费结构，而把目光和注意力聚焦在中国身上，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对肉的喜爱威胁到了绿色环保运动》这类居高临下进行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批判的文章除了收获中国人的愤怒和抵制之外，几乎不能起到任何影响力，于是素食主义和人造肉的理念攻势便应运而生。
头等车厢的牛排
如果仍不明白为什么“环保主义者们”将目标锁定刚刚吃饱正努力渐渐吃好的中国人，不妨回忆一部经典电影《雪国列车》，在这部电影里，整个世界就是一列封闭运转的列车，在技术没有革命性突破的前提下，资源总量是恒定的甚至塌缩的，只有每节车厢按照车头制定的秩序消耗定量的资源，整列列车才能稳定地运行下去，为了车头的人可以吃牛排，车尾的人就必须吃蟑螂的尸体制造的蛋白质块，而这种不平等势必引发反抗和革命，造成车头秩序的颠覆，那么为了消除反抗和革命的隐患，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给车尾的人灌输一种观念，一种认为自己吃蟑螂蛋白质块天经地义且对身体有益的观念。
简而言之，在资源有限且紧缩的前提下，资源消耗大户只有通过限制其他人的资源消耗水平，才能在维持其自身生存水准的前提下保证整个体系的可持续运转，但现实中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大国力量对比，使“资源秩序”并不像电影里那样可以完全依靠暴力来维持。因此灌输“每个种族都有最适合的饮食结构”这一伪科学观念来建构“有人天生该吃肉，有人天生该吃草”的餐桌霸权主义秩序就至关重要，而最适合进行“理念推广”的，无疑是自带偶像光环和巨大流量的明星们。
无论是鼓吹“素食主义”的好莱坞明星，还是安利“植物人造肉”的国内明星们，无论他们自己的观点如何，但他们的营养师都绝对清晰明白地知道，蛋白质的摄入对人体至关重要，而植物蛋白并不能完全代替动物蛋白，因此他们要么在身体力行“吃素”的同时，遵照营养师的精心安排服用昂贵的乳清蛋白和水解牛肉蛋白，以及其他营养补剂，要么就一边在镜头里向粉丝宣扬素食好处的同时，一边对“真正的肉类”大吃不误。而那些全盘接受了偶像理念的粉丝们因为缺乏人体必需的营养而面黄肌瘦日渐枯槁的时候，见到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的偶像，却只会埋怨爹妈给的身子不如人，对偶像的崇敬又添了三分，真应了那个笑话：
“我家老爷心肠最善，见不得穷人受苦，吃肉时都不叫他们看见。”
以“天然正确”的环保主义理念作为理论支撑，又有“身体力行”的流量明星摇旗呐喊，要成为高高在上，举着生态大棒裁决谁环保，谁不环保，谁该排放更多碳，谁该排放更少碳，谁能吃肉，谁不配吃肉的环保法官，只差一片合适的土壤。
反智的土壤
众所周知，观念的灌输犹如播种，只有在合适的土壤上才能更好地生根发芽，最终变成土地的一部分。“环保主义者们”将目标选定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平民阶级传统的饮食习惯中，关于低蛋白质饮食结构的惯性。
清朝是距离现代最近的秦制王朝，也是古代农耕社会的一个饱和期，如所谓的“康乾盛世”，在土地资源有限、农业生产技术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剧烈的内卷导致了以存活所需最低营养水平维持最庞大规模人口的匮乏困局，在这种匮乏困局之下，各种普通的高热量和高蛋白食物，如红糖、鸡蛋、肉类自然而然都成了稀少的“补品”，既然是“补品”，那么一来不应轻易食用，二来如果吃的过多，则会导致“不受补”，反而对身体有害。
在匮乏困局之中，这是控制有限资源的一种有效的方式，而偏偏因为中国从清中后期开始持续近200年的匮乏困局太长，导致这种“清粥小菜养肠胃，白菜豆腐保平安”观念在一些人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点从张文宏主张早餐食用鸡蛋牛奶竟然遭到部分人围攻的舆论事件中可见一斑。
这种违背科学、理性和常识的观念痼疾几乎与“环保主义者”的主张一拍即合，时至今日，如果有人公开将鸦片战争时清朝官员声称英国兵与中国人腿脚构造不同，摔倒了便爬不起来（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的言论拿来说事，绝大多数人都会嗤笑以为愚昧滑稽，然而如果有人宣扬“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肠胃构造不同，消化不了那么多的肉蛋奶，吃下去就会上火便秘痛风三高”，却绝对附和者众。这种观念痼疾一方面使人轻易地接受了“中国人不适合（不配）摄入和欧美人一样多的动物蛋白”这个概念，另一方面又使这个概念通过不断的自我强化变成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
最荒谬的是，这种观念痼疾往往以“传统”“养生”“国学”的面目出现，利用人们尊崇传统文化的心理，以虚假光环为远渡重洋而来的素食主义和植物人造肉生意提供文化背书。
不买账的中国人
尽管有高大上的环保理念支撑，又有各路流量明星代言，还有种种伪国学和野中医背书，大多数中国人依然在整体上不买素食主义和人造肉的账。
归根结底在于，第一，中国人关于饥饿和匮乏的集体记忆太深刻、太惨痛，中国人对于“好日子”的追求太坚定、太执著，他们坚持自己有享受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第二，营养条件的改善，给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体格和体质的改善是巨大的、直观的，从1985年到2019年，青少年男性的平均身高排名从全球第150名上升到65名，青少年女性的平均身高则从全球第129名上升到54名，肉蛋奶摄入量的稳步提升功不可没。第三，中国人对“人造肉”并不陌生，中国不但是全球肉类消费大国，同时也是全球大豆和豆制品消费大国，在肉类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匮乏年代，中国人就开始尝试使用豆制品模拟肉类的外观和口感。时至今日的“人造肉”尽管在技术上获得了一些进步，但本质上仍未脱离这个范畴，中国人有制作、烹饪、食用豆制品的漫长历史和丰富经验，并不需要谁来教。
最后，不仅是素食主义者们，还包括极端环保、动保等一系列打着保护环境的幌子，实际上进行成本转嫁和极左意识形态扩张的“头等车厢乘客们”，包括他们最著名的代言人，“气候神童”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恐怕都很难回答丁仲礼院士当年对央视主持人那个著名的灵魂之问：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这个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
参考文献：
1、杨志海，刘灵芝，王雅鹏．城乡居民肉类消费及其结构演化的差异、原因与趋势研究[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8.
2、王金水,边 燚,刁 溯.“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批判[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
3、EGGLESTON.H.S，BUENDIA.L，MIWA.K，2006年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Ｒ］． 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2006．
4、胡向东，王济民． 中国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J］． 农业工程学报， 2010.
5、庄友刚. 生态问题的历史性及其意识形态化批判[J]. 人文杂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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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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