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十年，高铁成武汉人上班“公交”
武广高铁线上的天兴洲长江大桥
长江日报记者李子云 摄
10年前的今天，武广高铁开通，沿着中国高铁由南到北画出的“第一笔”，首趟G字头高速动车开出武汉火车站，以平均350公里的时速，奔向广州。
10年后的今天，基于“八纵八横”的国内高铁骨干网，每10分钟有780多名旅客出入武汉站，直达全国大部分重点城市。
高铁，昔日的商务人士之选，而今渐入百姓家，成为新的大众“公交”。
搭高铁上下班 最短间隔5分钟一趟
9.5元，23分钟，贴地飞行的高速列车，便从汉口站驶至武汉站。这是“60后”刘淑娟日复一日的上班路：家住汉口站周边，在武汉站附近工作，穿江而过的中国高铁大动脉，构成她最熟悉的“两点一线”。
“跟搭公交差不多，”提前1小时买票，预留15分钟进站，“肯定不会误点”。一天工作结束，她轻车熟路地穿过人潮涌动的站前广场，轻松坐上高铁。
这位喜欢靠窗F座、同事眼中“上下班都坐高铁”的大姐并不惧怕加班，“只要不超过零点，都能买到票”。一路上，听听音乐看看风景，浩荡长江与四季天兴洲尽收眼底，温暖家门便触手可及。
她算过一笔账：坐地铁，需要4号线转2号线，再转725路公交，最快需80分钟；搭出租车，单程起步60元。综合起来，坐高铁准点、快捷，还价格适中。
而对于“80后”吴永红，京广高铁线上的G553（武汉—咸宁北）、G1546（咸宁北—武汉）是每周一次的固定“公交车”。
家在咸宁市咸安区，事业发展在武汉的他，每周都往返于京广高铁——这条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线路，它是吴永红心中的“鹊桥”，一头是妻子与孩子，一头是工作伙伴。
2017年4月之前，吴永红在河南南阳工作，南阳到咸宁无高铁可达，回家需要乘普快列车转高铁，或者大巴转高铁，最快需6小时。转入武汉工作后，吴永红的归家旅途只需24分钟。
资料显示，2009年，武汉火车站日发高铁24-30趟，2019年增长到400余趟。在最繁忙的京广高铁线上，每隔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从武汉开往长沙。
就在这10年里，中国高铁的里程数从9000多公里增加到了3万多公里，占世界总里程数的2/3，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
正是这10年，伴随着中铁二院中标俄罗斯项目，中国高铁正式走出国门，成为展示我国实力的新名片。
搭高铁出行 一部手机一日逛全国
搭一班飞机，需要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乘一趟高铁，只需提前15分钟进站。
周三上午，桂心怡临时接到公司通知：出差，当日往返杭州。她拎着电脑包，在出租车上用手机买到40分钟后的G584次高铁车票。
抵达武汉站东进站口。手机屏幕显示，9点07分，短信提醒：出票成功，9点22分发车，A5检票口。
3秒“刷脸”通过自助闸机，30秒安检机“吐”出随身行李，3分钟步行至检票口。
等踏上第9节车厢，将背包放上行李架，车还没开。她从容坐下，喝着站内购买的热咖啡，随手登录“铁路12306”App，订购了一份盐水鸭外卖，在途中的南京站取货。
当晚9时，她已乘高铁返程，再次出现在武汉站。
25岁的桂心怡从事金融租赁行业，到全国各地出差已成“家常便饭”，高铁是她的首选，“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在全国各地‘闪现’，很方便”。
相比高铁的“无纸化”出行，“智慧”车站让旅客的体验同样美好。
下午，跟随拥挤人潮走出站台，19岁的深圳学生王晓彬好奇地打量这个陌生城市，一眼就瞥见了智能导航标识。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详尽的武汉站平面图便映入眼帘，规划出到“公交站上客区”的最短路线。
身旁，一对母女正向系着蓝丝巾的机器人“求助”，想去黄鹤楼。数秒后，机器人“头雁宝宝”给出了详细的乘车方案，还吟诵出崔颢的《黄鹤楼》，惹得小女孩拍手大呼“好厉害”。
前方的电子寄存柜边，几名背包客正用手机操作，将随身大件行李物品存入柜中，说笑着走进一家热干面馆。
一队骑着智能平衡车的执法人员迎面而来。“1分钟后到现场。”执法队员放下对讲机，熟练左转，片刻便驶入密集的人流中。
而这一切，身处1公里外，驻守督察办公室与指挥中心的站区办管理人员尽收眼底。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站覆盖200余个高清摄像头，可随时监测异常。
10年来，武汉站日均客流量增加50倍，站区管理人员人数变动却不大，“智能科技让旅客更舒心，也让服务更高效”。
售票大厅内通宵排队的疲惫面庞，核验闸机通道口检票员忙碌的身影，服务台前焦急咨询的人流……曾经出现在武汉火车站的这些景象，在2015年后加速消失。
几乎在同一时期，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悄然席卷全球。高铁、共享单车、移动支付和网购被国际友人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的“智能化”让高速出行更有品质。
搭高铁回乡 大家都买得起票
2010年2月，武汉站启用后3个月，哐当哐当的绿皮车仍在中国铁路上奔驰，乡镇居民是主要客源。
湖北麻城的“90后”胡超记得，当年第2次南下深圳打工。“坐高铁莫想。”车票动辄数百元，对月收入1500元的胡超来说，可望不可即。在人潮涌动的火车票代售点，他死守三天三夜，终于抢到280多元的硬座票。
临上车，胡超身体瘦弱，全靠车站工作人员的推挤才勉强蹭进车厢。月台上，他母亲偷偷抹眼泪；车厢里，从人缝中看到母亲的胡超，难过得不能自已。
厕所里都挤满了人，胡超不敢喝水，一夜无眠。10多个小时颠簸后，胡超方才抵达。来接车的姐姐，面对满眼人头，只能一遍又一遍呼喊弟弟的名字。一个小时后，姐姐喉咙喊到嘶哑，终于与弟弟碰面。
遭罪，是胡超和伙伴对“前高铁时代”的共同记忆。2010年老乡来鹏城投奔他，也坐绿皮车。接车时，小伙蓬头垢面，第一时间跑去澡堂，“总觉得浑身怪味”。当时的他们并没有想到，高铁会成为自己的出行选择。
2012年，胡超毅然回湖北，加入中建三局二公司，成为一名塔吊司机。因工作勤勉，他的收入年年看涨，月工资一路升至8000元，从武汉回乡，也不再乘坐16.5元的普快车“挤破头”，坚定选择41.5元的高铁，体验出行的尊严。
那位老乡从装修工人干起，一步步蜕变为窗帘品牌代理人，常年往返于甘肃、浙江等地，高铁也是出行首选。
武汉火车站相关人士介绍，近3年来，在高铁春运期间，“民工潮”日渐凸显，带着大蛇皮袋，拖家带口的务工人员逐年增加。
从“坐不起”到“坐得起”，胡超人生故事的背后，是湖北人均收入“跑”赢高铁票价。
资料显示，2009年至2018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4367元涨至34455元，增长近1.4倍；与此同时，高铁票价十年来浮动不大，且大幅低于国外。
作为中国高铁故事的亲历者，胡超觉得，“我们真的了发展的成果。”
长江日报记者杨菁 龙京 陶可祎 通讯员李涛 杜微波 陈星宇 郭威 张庆芳 王智 马有为
(责编：张隽、关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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