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武威古称姑臧，郦道元《水经注》云，姑臧“有龙形，故曰卧龙城。西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经前凉张氏政权扩建为闻名天下的姑臧七城。姑臧地扼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咽喉，是控制河西地区的兵家要地，自汉魏以来，先后成为前凉、后凉、南凉政权的都城、西夏陪都。
凉州大云寺始建于前凉张天锡升平七年（363），唐武则天时改大云寺，西夏易名护国寺，置感通塔碑于寺内。
凉州大云寺旧影
张掖弘仁宝觉寺大佛殿
张掖弘仁宝觉寺大佛殿位于甘肃张掖市区西南隅，俗称大佛寺，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本名迦叶如来寺。据寺内明宣宗朱瞻基御制《敕赐宝觉寺碑记》，西夏国师思能（嵬咩氏）在此发现古卧佛像数尊，遂发愿建造宏刹，募集四方。此举得到崇宗李乾顺的支持，遂建卧佛寺为其母梁太后祈求冥福。今寺内主体建筑大佛殿为甘肃境内最大的西夏建筑，殿内保存有全国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释迦牟尼佛涅梁像，身长 34.5米，亦西夏时所造。
张掖大佛寺西夏卧佛
张掖金书大般若经
明正统十年（1445）
每页纵38.0厘米 横12.7厘米
明正统十年（1445）十月，英宗朱祁镇颁赐《北藏》一部，藏于张掖弘仁宝觉寺。此为泥金书玄奘法师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局部，卷前有“钦差镇守陕西甘肃御马监太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写经序言，云:“夙承愿力，气禀忠良，亲奉敕命，会集多士，用泥金而书写，裁绫锦以装潢。”经文以《永乐北藏》为蓝本抄写，书体为明代官方流行的“台阁体”楷书，一丝不苟，装潢华美。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
高260.0厘米 宽90.0厘米 厚30.0厘米
清嘉庆九年（1804），金石学家张澍在大云寺内一封存碑亭内发现，是我国现存西夏文与汉文对照，字数最多、内容最丰富的碑刻，具有重要史学、文字学和书法价值。（参见罗福颐《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文物》1961年第四五期合刊）
西夏文碑首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又称《西夏碑》，是西夏崇宗李乾顺天祐民安五年（1094）为称颂西夏帝后修复因地震毁坏的护国寺感通塔而立的碑刻。碑两面刻。碑阳额西夏文篆书2行8字，译为“敕建感通塔之碑文”。碑阳西夏文楷书，28行，每行65字。碑阴汉文篆额“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3行12字，现仅存下部6字。碑阴汉文楷书，张思政书，凡26行，满行70字。碑额两侧线刻伎乐菩萨，作挥舞绸带姿态。碑文述及感通塔的来历、灵验以及西夏修塔的过程，碑阴、碑阳内容大致相同，但在段落次序、官职名称、人名、时间以及叙事详略上略有差异。2004年重新发现了碑座，四面高浮雕舞狮、飞马、麒麟、莲花等图案。
碑阴局部
此碑被封存在碑亭中，安然度过700余年光阴。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一九《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记述了发现经过：“此碑在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中，有碑亭，前后砖砌，封闭己久。耆老亦不知为何碑，但言不可启，启则如有风雹之灾。余于嘉庆甲子年（1804），自贵州玉屏引疾归家，暇与友人游览，欲圻其封，僧不可。强之，亦不可。乃言：‘若有祸祟，我辈当之，与主持无预。’乃允，遂呼佣人数辈启其前甓瓿而碑见，高一丈许，尘土积寸许。帚之，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字体方整与今楷书无异。……按，史言夏国家系其臣野利仁荣所造，或元昊作之，未知其审。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碑阴篆额
张澍发现《西夏碑》后，撰《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跋语，是第一个研究此碑的学者。1898年，法国人德维利亚（Deveria）根据此碑拓片，撰《唐古特西夏国的碑刻》一文，首次确定该碑正面为西夏文。1932年，罗福成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三号上，全文发表译写的西夏文、汉文碑文。此后，日本西田龙雄，以及史金波、陈炳应、李鼎文等人先后对碑文进行了考证、补充研究，《西夏碑》蕴含的重要价值越来越清晰和完整。
2004年6月重新发现的碑座
碑阴汉文碑铭云：“众匠率职，百工效技。朽者缋者，是墁是饰。丹菔具设，金碧相间。辉煌日月，焕然日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汉文碑文题记云：“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正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书番碑旌记典集冷批浑嵬名遇，供写南北章表张思政书并篆额。”又有石匠人员、修塔寺监石碑番汉僧众题名。碑阳西夏文第一行译为：“大白上国境凉州感应塔之碑铭。”碑颂节译为：“无色端云，朝朝更复金光飞；三世诸佛，夜夜如绕圣灯现。一节毕已，先地道得心欢喜；七级悉察，福智人得神宫到。”描写修复后的宝塔，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参见李范文《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张澍画像
榆林窟位于甘肃瓜州县西75千米榆林河峡谷断崖两岸，现存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清洞窟42个，尤以吐蕃时期修建的第25窟、西夏时期修建的第3窟艺术成就最高，是与敦煌莫高窟在时代上紧密相连的石窟体系。
榆林河两岸风光
榆林窟保留了五代沙州归义军以及西夏、元代的墨书题记百余则，具有史学与艺术价值。如第16窟甬道两侧回鹘夫人与曹议金供养像及题记，榜题“北方大回鹘圣天公主陇西李氏一心供养”“敕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托西大王谯郡开国公曹议金一心供养”，均为书画俱佳之作。又如第35窟东壁的画师供养像，有“施主沙州土匠都勾当画院使、归义军节度使押衙银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竺保一心供养”“节度押衙知画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武保琳一心供养”等，说明归义军曹氏政权仿照中原在敦煌设立画院，且画师地位远高于中原政权。
榆林窟西夏惠聪墨书题记
榆林窟第3窟开凿于西夏，是一处显密结合而以密教为主的洞窟，甬道现存西夏和元代供养人题记。其西壁北侧的“文殊变”与南侧的“普贤变”，皆绘成于西夏时期，以党项族偏爱的白色和青绿色调为主，构图宏大精密，笔法曼妙，刻画细腻，生动传神，宫殿、山水、人物皆深谙唐宋中原名家的绘画技法，可谓隋唐以来这一题材的巅峰之作。窟顶壁间的曼荼罗坛城以及“净土变”“维摩诘经变”“观无量寿经变”等都是享誉世界的壁画杰作。
斯坦因与蒋孝琬在榆林窟第17窟留下的汉文题记
西夏文字是党项族建国之后，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借鉴汉字字形和笔画创制的文字，有6000余字，号称“国书”推行，官府文诰、法典、佛经典籍、碑刻印章以及民间文书皆用之。西夏文贯穿了西夏王朝始终，而且其灭亡之后，分散于各地的遗民依然使用，如北京居庸关云台、保定莲池书院经幢上都发现有元明时期的西夏文刻石。
榆林窟第29窟西夏供养人题记
《宋史·夏国传上》云:“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绎之，成十二卷。字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同卷《元昊上宋廷称帝表》称:“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辽史补遗》谓西夏文“字画繁冗，曲屈类符箓”。经当代学者考证，西夏文每字多在十画左右，撇捺斜笔较多，具有比较完备的构字体系和规律，如今已基本可以释读。西夏语属于汉藏语系羌语支的语言，其读音已失传。
力士志文支座像
西夏（1038-—227）
长68.0厘米 宽65.0厘米 高62.0厘米
1974年宁夏银川西夏王陵6号陵出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石雕神兽像表情夸张，充满张力，座顶左上方刻西夏文三行，译为“小虫旷负”“志文支座”“瞻行通雕写流行”。背部刻汉文楷书“砌垒匠高世昌”一行，应是西夏石匠姓名。其功能可能是碑座。
力士志文支座像上的题记
西夏文首领印
西夏乾祐六年（1175）
长5.7厘米 宽5.5厘米
铜质，阴刻。征集品。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西夏文工匠监督印
西夏（1038—1227）
纵6.1厘米 横6.0厘米
铜质，阴刻。征集品。故宫博物院藏。
印文直译为“工监专印”。西夏官印由党项人创造的西夏文篆书铸造，构图饱满，风格独特。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颁布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官员用印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如“诸司行文字时，司印、官印等用纯金、纯银及铜镀银、铜等四种，依司位、官品等，分别明其高下，依以下所定为之”。可见西夏官印的质地、轻重、大小是随官职高低而有严格区别的。西夏官印自清代金石家著录，一直无人辨识，也不知所藏为何印。目前共发现西夏官印150余方，印文皆为阴刻，线条多为流畅的白文篆法，具有汉印遗意，与隋唐官印的风格区别较大。西夏官印对当代篆刻创作具有借鉴意义。（参见罗福颐等《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
西夏文残碑
西夏（1038—1227）
纵28.5厘米 横49.0厘米
1975年宁夏银川西夏王陵2号陵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寿陵遗址出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西夏文、汉文两面刻。此石由五块残石粘成，是拼合后存字最多的一块。碑文笔画匀称，笔力遒劲，是西夏文书法珍品。（参见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灵芝颂残碑
西夏（1038—1227）
纵63.5厘米 横20.0厘米
楷书。1975年宁夏银川西夏王陵7号陵碑亭遗址出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据考，残碑碑文为西夏崇宗李乾顺大德五年（1139）亲撰之《灵芝颂》断章。书法方整凝重，得颜柳笔意。
西夏仁宗李仁孝寿陵碑篆额
1975年9月宁夏银川西夏王陵2号陵碑亭出土。陵前碑亭两座，东为汉文碑，西为西夏文碑，凡出土残碑1775块。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释文：白上国大（大白上国）
护城圣德
至懿皇帝
寿陵志文
西夏王译经图
西夏乾道元年（1067）至大安十一年（1085）
纵27.0厘米 横27.0厘米
雕版印刷，为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扉画。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据西夏文题记，画面上部僧人为译场主译白智光，下部左为“母梁氏皇太后”，右为“子明盛皇帝”，即西夏惠宗李秉常。西夏时期，木活字印刷的经书已普遍流行，深受北宋文化影响。
《番汉合时掌中珠》书影
1909年，俄国探险队科兹洛夫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掘。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据末页题记，此书是西夏人骨勒茂才编写的西夏文、汉文双语双解字典。其序言亦为西夏文、汉文两种，曰：“不学番言，则岂合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汉合时掌中珠》自发现以来，被誉为“打开西夏学研究大门的钥匙”。
《番汉合时掌中珠》书影
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
上师像唐卡
西夏（1038—1227）
通长135.0厘米 轴宽94.5厘米
绢本彩绘，轴幅装帧式样完好。1986年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画面为密教题材的上师形象，态度安详，面露悲悯，施禅定说法印，具有吐蕃或党项人特征。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产生了深刻影响，西夏人直接从藏文译出《大藏经》。《黑鞑靼事略》云：“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仁宗李仁孝乾祐七年（1176）建立的《西夏黑水建桥敕碑》以汉、藏双语合璧刻成，西夏王陵10号陵亦有“土蕃是我邻邦”的记述。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人北上，一部分西夏人南迁至四川大凉山木雅地区，建立城邦，与藏族融合为一体，即今木雅人。（参见邓少秦《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中国学典馆1945年版）
西夏文草书佛经长卷
西夏（1038—1227）
纵16.0厘米 横574.0厘米
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此卷由九张白麻纸粘连，通篇为西夏文行草书，至今尚未辨识。据卷末题记，此卷为党项人酩布氏所有。西夏党项人参照汉文创造了篆书、楷书、行书和草书，皆有实物证明。此卷笔法流畅，书写随意，特色鲜明，是研究西夏文字及书法的珍贵资料。
西夏文草书佛经长卷局部
拜寺沟方塔塔心柱墨书题记
西夏（1038—1227）
通高290.0厘米 直径22.0厘米
汉文、西夏文合璧。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西夏五朝崇信佛教，曾多次向北宋以马匹贡献，求赐佛经，翻译流布，佛教在西夏迅速传播。此塔心木柱汉文行书题记云：“特发心愿，重修砖塔一座，并盖佛殿、缠腰塑画佛像，至四月一日起立塔心柱，奉为皇帝、皇太后万岁，重臣千秋，雨顺风调，万民乐业，法轮常转。今特奉圣旨……”可见是西夏皇室敕建。书风轻灵潇洒，挥运自如。
莲池书院西夏文经幢
明弘治十五年（1502）十月
每面纵146.0厘米 横16.5厘米
西夏文楷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于河北保定市韩庄。凡二幢，编为一号幢、二号幢，皆八面刻。现藏保定莲池书院。
二幢首题皆西夏文“胜相幢”、西夏文经文及题记，二号幢第一面有汉文题记“大明弘治十五年十月 日，住持吒失领占建立”，与一号幢第一面的西夏文题记内容相同，可见二幢应为同时所立。二号幢第八面又有党项族遗民题名凡五十人，内有西夏皇族嵬咩氏，故此二幢是探索西夏灭国之后遗民动向的重要实物。（参见武文革《明代保定西夏文石幢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版）
铭刻局部
一号幢拓本
张永强跋文：
莲池书院弘治西夏文二幢，所刻为佛顶尊胜佛母咒，为藏密经咒，汉地多刻佛陀波利尊胜咒，二者不同。《黑鞑靼事略》言西夏佛典多译自吐蕃，国俗亦被浸染。以此幢可知，虽国灭民散而其俗未改也。戊戌盛夏，余自西域历敦煌、至武威，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手扪其石，徘徊者久之。以书迹视之，此幢真娟秀可玩者矣，笔画亦如明人台阁之风。
昔游莲池，观苏灵芝《田仁琬德政碑》于柳风荷影之间，复于垣下观西夏文二幢，与李范文先生相语甚欢。后历涉南北，至银川兴庆府、王陵故地，追寻西夏遗踪。去年夏，于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观西夏壁画、题记，青绿灿然，恍若天宫。夫以索头遗种，其兴也勃焉，国家破灭，遗民散落，历元明数百年犹不绝。吁！可叹哉！
左汉文造幢时日、主持僧名与第一石第一面西夏文题记略同，盖一人所刻立者，笔意亦类。此幢宝盖及幢座亦完好，皆同时所造。第五面、第六面剥泐，了无字迹可寻矣。此第八面为造幢党项遗民题名，凡五十人，内有嵬名氏者，西夏皇族，或作嵬咩氏，若崇宗永安年间西夏国师思能（建张掖卧佛大寺，故迦叶如来寺，至今犹存，殿堂依旧）。以此幢可知，虽经成吉思汗屠城，然西夏皇族未尽灭也。己亥立夏，巡斋。
二号幢拓本
二号幢拓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