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经去世四年多了……父亲去世的那天早晨，不就是一场梦境吗？，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子欲养而亲不待爸爸?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子欲养而亲不待爸爸
父亲已经去世四年多了……
父亲去世的那天早晨，不就是一场梦境吗？
头天，我还在老家给他和母亲装空调，只为了他能安然度过即将来临的暴风雪——那场暴风雪几年不遇，气象台为此专门发了黄色预警。父亲有严重的颈椎病，怕冷。只要一冷，他就前心后背地扯着疼，疼得路都走不了，汗珠子从额头直往下掉。给他装好空调的那天夜里，我回来睡得很香。我心想：这下好了，有了空调，父亲就不用再遭罪了。没想到，次日清晨，我就接到了父亲“住院”的消息。
我打了辆出租车，从100多里远的外地赶往老家，一路上都恍恍惚惚。等我进了村子，走上那条熟悉的小路，走到老家那再熟悉不过的门口，门口已经变了模样。十多个乡亲在那里忙碌，门口的走道一侧已经支起一个长长的半旧的绿帆布帐篷，下面摆放了一些桌椅板凳。大门的两侧，白得惨淡的白纸条幅已经贴上，上面各写着一行墨黑的什么字，黑与白的对比是那么鲜明！我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已经成为定局。
我走进院子。院子里有人正在支厨锅，有人正在大塑料盆里洗涮一大堆碗盘，有人正在往临时支起的灶里添木柴烧火，所有的人都忙忙匆匆。
我抬眼望向正对着走道的堂屋，就看见盖着被子的父亲的遗体，躺在低矮的小床上，正对着堂屋的门——这是老家农村千百年来停放家中去世的老人遗体的习俗。
我走到父亲的遗体旁边，掀开蒙盖在他脸庞上的那层粗糙的黄色的火纸。我看到的父亲的面容，今生难忘！那是一个至少年轻了十岁的父亲的面容。脸上的皱纹全都舒展开了，额头饱满、光滑，鼻梁笔挺，嘴唇轮廓分明，唇色宛若孩童那般润红，嘴角仿佛含着笑，面色不再是原先的黑里透红，而是白皙，两腮上甚至有淡淡的红晕，就像桃花一样。他看上去那么安详，又那么英俊，仿佛就是暂时睡着了一样……
我蹲下身来，抚摸父亲的脸庞，他的脸庞还是温热的。我抚摸父亲额头上的头发——它们从他头上那装饰着暗红色团花的黑边寿帽里露出来，黑发中夹杂着白发，软软的，并不枯燥，比父亲平常留的有点儿长——还没来得及理。我握住父亲的一只手——那是一只劳作了一辈子的男人的大手，有些粗糙，关节都有些变形，手指甲有点长，还没来得及剪，指甲有些残破，指甲里还留有一点干活留下的泥垢。那双手也是温热的，软软的。我把手从被褥伸进去，透过父亲贴身的干净的白色新衬衣，摸到父亲的胸膛。父亲的胸膛也是温热而柔软的，只是它是平坦的，没有一点波澜，一点点高低起伏——那种心脏在胸腔里面跳动形成的高低起伏——都没有……
我不禁嚎啕大哭……
弟弟和妹妹正在赶回来的路上，几百里和一千几百里的路程。我一边握着父亲的手哭泣，一边不停地跟父亲说，让他再等等、再耐心地等等，弟弟和妹妹他们正在回来的路上……
中午时分，弟弟到了，但是妹妹还没有到。
我相信父亲一直在等着妹妹。我就一直不停地跟他说，再等等，再耐心地等等，妹妹正在回来的路上……
下午两、三点钟，妹妹和妹夫终于踉踉跄跄地走进了院子。我一见，就赶紧对父亲说，“妹妹来啦——！”
就在我话音落地的那一刹那，我惊讶地发现有一层黄色的幕布，从父亲的额头上均匀地快速地落下，随着我追逐的目光，转眼就落至他的鼻梁——那是一种象征没有一点生命迹象的蜡黄。我惊恐地收回目光，不敢再看，但我忍不住又想看。也许仅仅只过了一、两秒钟，当我定神再看时，父亲刚才还像桃花一样白里透红的英俊的面庞已经完全变成了死寂的蜡黄。
人死后真的有灵魂吗？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凿无疑的答案。但是在那一刻，我相信人死后是有灵魂的。父亲的灵魂一直坚持在等，在等他的小女儿。父亲的肉体凡胎虽然已经死去了，但他寄居在肉体凡胎里面的灵魂还没有死，还不想离开，因为他还没有见到他的小女儿，还没有跟她告别。终于，妹妹来了，父亲的灵魂可以放心地走了。它飘飘悠悠地离开了自己寄居的躯壳，离开了这个花花绿绿、不失精彩却也不断烦扰的世界，去它该去的地方——那个我们人类可能永远也破译不了的虚空，永恒的虚空……
后来有无数回，我回想起这个场景。我并不迷信，也没有眼花。虽然我无法解释它，但是它确确实实发生了。
我就想：有些事情，确实是我们人类所难以理解的，是我们所从未知晓的，但不管我们理解不理解，知晓不知晓，但它们都是确实存在的，存在于那些我们目光所不能及，思维所达不到的某个永恒的“虚空”的地方。
人们习惯于把这种虚空想象成是天堂和地狱的组合。天堂是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福地，是良善之人死后要去之处；地狱则是血与火、痛苦和恐怖交织的无穷梦魇，是邪恶之徒死后去受永无止休的惩罚之所。而我宁肯把虚空想象成是永恒的自由。万生皆是大自然的产物，万生皆苦。我希望万生消亡以后，大自然母亲能让它们的灵魂全部进入永恒的自由的虚空，永不受苦……
父亲就这样走了，走在他和我们以为永远都不会致命的颈椎病的疼痛上。啊——，不！致命的疼痛背后隐藏的应该是心肌梗死。然而这点，我们都忽视了。多次求医，并没有哪一个医生告知我们，父亲存在这样的风险。父亲临走之前，疼得三天两夜都没睡着觉。速效救心丸，他没有备——他曾经吃过的，很有效。膏药也没有备——他曾经贴过的，也很有效。他只喝某药酒——以前没舍得喝（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假药——尽管它曾经在中央电视台CCTV1上打了很长时间的广告）。父亲不会打120，等到托人打的时候，已经晚了……他本可以早点去住院的，但是他不忍心麻烦我这个女儿，因为我带着孩子不方便。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女婿，总觉得女婿也很忙。他要等他在外地的儿子元旦假期回来带他去医院，可是那个假期，他的儿子偏偏没有回来。他本来也可以自己去住院的，可是他要等家中喂养的老母猪下完窝再去。——果然，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夜里，老母猪就产崽了，母亲生火在猪圈里照看了一夜……
父亲以他自己以为正确的方式走完了他的一生，那一年，父亲67岁，离国人的平均年龄（77岁——2018年）差了10岁……
父亲小时候，由于家里穷，12岁才上小学，直接上二年级，所以父亲一直不会拼音。他靠着硬记，学会了识字，顺利地上到了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初中毕业之后就到小队里当了会计。父亲靠自学学会了识谱，学会了吹笛子和拉二胡。他会修自行车，会打猎，会叉鱼，会修电器，甚至还会蹬缝纫机缝缝补补（这点，母亲倒不会）。每到春节，庄邻们会拿着红纸上门来，父亲就在院子里给他们写春联。谁家有红白喜事，父亲就去掌礼薄。
父亲后来又到大队去当了不少年会计。遇到一任大队书记，他让父亲做假账以便中饱私囊，父亲一向坚持原则，当然予以拒绝，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坚决不做假账。那个大队书记就到县里去告父亲“贪污腐败”。县里为此专门派了三个人组成的调查组，来大队蹲点调查。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少有的事情，相当于现在的纪委监委下去调查反腐。调查组三个人的算盘噼里啪啦地响，加班加点地打了一个多月，硬是没有查出一分钱的差错。
父亲是个心细的人，他把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每年年底，他就把当年的账目全部分门别类归纳整理好，带回家，整整齐齐地收在家里的一个红色的老式木箱里——那是母亲陪嫁的箱子。十几年的账目，装了满满的一箱子。父亲这样做，就是怕哪天出了差错，可以核帐，没想到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我从小听到父亲教育我的最多的话就是：不要贪财。这短短的四个字，能够反映出他对金钱的态度以及对自己作为一个会计——每天手上有多少现金从手上流过的岗位——在工作上严肃的底线意识，严格的纪律要求和自我约束。
后来还是这个大队书记，他不做二不休，上告父亲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当时父亲已经离开了大队，到镇上去当总账会计了。那是1983年，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管理非常严”，一告一个准。父亲因此不仅被撤了职还被开除了党籍（后来又被恢复）。实际情况并不是父亲有意违反计划生育，而是母亲的身体承受不了流产手术。母亲意外怀孕，由于她患有多年难以治愈的妇科病——曾一度被诊断为癌症，医生告诫她不能流产，只能把孩子生下来，而且生孩子很可能把母亲的疾病带愈。尽管医生开具了相关证明，但还是没有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被撤了职务又被开除党籍（后又被恢复），母亲也不得不带着弟弟外出“跑反”——弟弟为此不得不晚上学一年，直到八周岁多了才上一年级。而我当时正上小学三年级，不得不寄宿在同村的姑姑家里。
在一个白天，计生办浩浩荡荡来了一群人，砸开了我家锁着的门，把院子和屋子里所能拉走的东西全都拉走了，包括剩下的一点粮食，吃饭的桌子，坐的小凳子和睡觉的床。连院子里的石磨——那么沉重的难弄的大家伙也被他们想方设法给撬下来拉走了。他们甚至要把我家堂屋的门也卸下来拉走。这时，“执法”队伍中的一个远房表叔开口了，他说，“XX（我父亲的名字）家里还有一个小孩子上学，这大冬天的冷冷呵呵的，你们好歹也给她留扇门挡风吧！”那扇门才没有被拆走。有段时间，南庄的大姨带我住在那房子里，我们不得不用麦草铺成地铺来睡觉。不过那地铺竟然很暖和，觉得比铺的棉被还舒服，我倒也挺喜欢。怕的就是夜晚那盏点着的小油灯，万一打翻了，就很有可能引起火灾。为此，我和大姨每晚都小心翼翼，有点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打翻了它。只有把它吹灭，并且过了一会儿确信灯芯凉了，我和大姨才敢放心地睡觉。家里面真的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
有天深更半夜，庄子里的狗“汪汪”地叫个不停，黑夜的空气中透着一种奇怪的不安宁。计生办的人又来抓人了。他们准备翻院墙进到我家院子里来，最后不知是由于确信我母亲不在家，还是由于我家的院墙太高，他们爬不过来，反正他们最终没有翻进来，又是喊门又是拍门地折腾了一阵就离开了。
我当夜睡得迷迷糊糊，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大姨跟我说起，我才知道夜里发生的事情。
父亲、母亲和弟弟先是跨省跑到了远在山东的大姑家，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后又跑回来，躲在十几里之外的一个表姨家里住了有一个月。母亲临产时，又躲到了十里之外的姥爷那里，在那里生下了妹妹后才敢回家。母亲多年的妇科病竟因为生育而不治而愈，以后再也没有犯过。
现在，全社会都在为社会的老龄化而焦虑，国家的三胎政策已放开，呼吁年轻人多生育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知父亲的在天之灵若知道了这一点，会作何感想？我估计他会先笑一笑，再摇摇头，最后是一声叹息……
之后，父亲先是到镇上的一家集体单位的建筑公司去当会计，随着工地跑南闯北，有好几年。但同样是由于不肯做假账为经理个人谋私，他最终受到经理的排挤，不得不离开建筑公司。那是1990年左右。从此以后，父亲就回家和母亲一起种地、养猪，供我们兄妹三人上学，开启了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生涯。种黄瓜、小瓜、西瓜，批发价八分、一毛、一毛二，县里小贩卖的价是五毛、一元。小瓜和西瓜需要晚上摘好，黄瓜则需要凌晨两三点到地里去摘。在凌晨的凉雾里，夜暮的黑影还没有完全散尽，父亲一脸疲惫地开着简易的手扶拖拉机（机斗是平车）去镇上的批发市场卖瓜，手扶拖拉机运转时那特有的“突突”、“突突”的声音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畔，让我的心里不禁有些发酸……
印象最深的有一回，我们一家五口人在地里摘西瓜，再通过肩挑手抬，把西瓜一点点的运到地头去批发给南方来的小贩。收到的1200元钱里面有一张100元的假钞，回家清点时才发现。
100元钱，一角钱一斤的西瓜，要整整1000斤呀！按一个大西瓜10斤算，也要100个大西瓜呀！按每趟背50斤算，一个人也要在田里背20趟呀！西瓜从买种、泡种、焐种、播种到嫁接、移栽、覆地膜，再到田间管理——浇水、打药、磨杈、传粉、早晚放风，从生长到成熟，里面耗费了多少汗水呀！可黑心的小贩，就这么卑鄙地把父母的血汗钱偷走了……
父亲和母亲就这样，用他们经年累月的辛苦劳作供我们三个孩子上了小学、上了中学、又上了大学……
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仰起脸来看父亲，我觉得他是那么高大！父亲的脸上永远带着微笑，皮肤白皙，两腮带着红晕，嘴里还常常哼着小调“哩个啷当，哩个啷当”……那时，我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成年男人，而母亲则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成年女人，为此，我的小心眼里常常充满了自豪。那时的世界，在童年的我的眼里，充满了阳光和美好……
我小的时候，父亲常用他那长着络腮胡子的脸来亲我的小脸，每次我都觉得怎么那么扎人呢？我就一边不耐烦的喊着：“扎人呀，太扎人了！……”一边把小脸挣脱开。每当这时，父亲就会开心地笑起来，但是他下次又照扎不误……
我小时候的指甲都是父亲给我剪的。每次他把我的小手握住，低头仔细地给我剪指甲的时候，我都不耐烦的地左看看右看看，脑袋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边不耐烦地说：“剪好没有啊？……怎么还没剪好啊？……怎么这么慢啊？……太慢了！……”父亲总是一边低头仔细地给我剪指甲，一边应诺“哦……哦……哦……”从不生气。等他一剪完指，我就立刻抽出小手，像个小兔子一样一溜烟跑出去玩了。
我小时候的耳聋（耳屎），也是父亲给我掏的。母亲不敢掏，怕把我的耳朵弄聋。在阳光好的某个时候，我把头枕在父亲的腿上，他调整好我头的位置，让阳光的光线正好照进我的耳洞里，他用火柴棒或者小卡子给我掏。他一边掏一边提醒我说，“不要动啊——不要动啊……”又问，“疼不疼？……”我一说“疼”，他就立刻住了手，重新调整火柴头或小卡子的位置和力度，再轻轻地掏——让我感觉很舒服的那种。
父亲还给我洗头，一直洗到了我上初三的时候。那时我留长发。每回，我在放在凳子上的脸盆旁边弯下腰来，双手掌往盆边，低下头，闭上眼睛，父亲就用毛巾蘸上盆里温热的水，洒在我的头上，等我的头发湿匀了，再给它打上洗头膏，然后把它洗好、擦好，再小心地梳好。
父亲从来没骂过我。但我挨过他的一顿打——在我三岁的那一年，从小到大唯一的一顿打。那个场景很特别，我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请了当时的大队书记连同其他的几个同事，加上做陪客的亲朋好友，一共是两桌人来家里吃饭，在院子里推杯换盏、欢声笑语，非常热闹。三岁的我哭闹着要去，不管母亲怎样哄我，都无济于事。当时奶奶负责烧火，母亲负责炒菜。每炒一道菜，只要是不辣的，特别是肉类，在出锅的时候，母亲都会专门拨点在锅边的小碗里，留给我。她一边拨，一边柔声细气地对我说，“玲子，你看，好吃的，每样我都给你留一点——给你留最好的！你别哭了……”可是没有用，我照样哭个不停。母亲又劝我说：“玲子，大人的桌子，你不能去——挤，坐不下。他们喝酒，回不小心碰着你……”我不服气，心想，“挤吗？是有点……让我坐在俺大（爸爸）的腿上不就行了吗？喝酒，回碰着我？俺大和他左右两边的人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母亲不得已，让奶奶把我抱到院门南边不远处的小河边上去玩，她自己一个人烧火炒菜。我不买帐，仍然哭闹不停，在奶奶的怀里挣来挣去，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母亲忙活完，接替奶奶来哄我，仍旧无济于事。
酒席从下午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汽灯点上了，“嗞嗞”地响，那么白，又那么亮，把整个小院子都照得亮如白昼。透过那些笑语喧声，我的哭声始终时断时续，时强时弱地传过去，传到父亲和客人们的耳畔——在他们举杯的时候，在他们吃菜的时候，在他们交谈的时候，在他们暂时含笑不语的时候……。
酒席散了，送走了宾客，父亲一把把我拎到堂屋门后，一脸怒气，用从未有过的严厉的目光盯着我，问：“下次，你还要上桌吗？”我生气地回答：“上！”“你要再'说’上，我就用鞋底打你！使劲打！”“我就上！”父亲咬了咬牙，脱下了鞋底，狠狠地朝我的屁股打去，一边打一边还问我：“你还上不上？！……”“我就上！……”母亲在旁边看得心疼，皱着愁眉柔声对我说：“玲子啊——，你就认个错吧！你认错了，你大就不打你了……”尽管屁股一下下被打得很疼，可我就是不服气、就是不认错。最后被打了有几十鞋底，我喊得声嘶力竭。母亲叹了口气，对父亲说：“算了，别打了！她犟就犟吧！”父亲扔下鞋底，叹了口气，把鞋又拾起来套在脚上，出门去了。
我挨揍的结果，是次日声音嘶哑、低沉到说不出一个清晰的字来。父亲吓得赶紧骑着自行车带我到40多里之外的县城，找当医生的舅舅给我看。舅舅给我开了点药。一路上，我仍在生父亲的气，一声都没吭。父亲也没有说话，他始终微笑着，不过他的表情好像有些尴尬。终于在回来的路上，走到村子东头，快要到家的时候，父亲开口对我说：“玲子，以后别再犟了啊？你看，你犟得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父亲的脸上的微笑仍旧挂在那，说话的声音也特别的柔和。想到他一路上也没有说一句责备我的话，我这才消了气，从喉咙里低低地应了一声：“哦！”
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当时让父亲不打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拼命一边哭一边叫，已经口吐白沫，吓得她不得不叫父亲停下手来。
其实，我当时一心要上桌，心里想的就是上桌去“热闹热闹”。父母不知道我的心思，我也不会去表达。
想一想，小孩子其实跟大人一样，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主见，不可小看。虽然他们年龄小，不会表达，但大人如果不尊重他们的意愿，可能会给自己惹来很多麻烦。所以，面对小孩子看似无理的要求，大人如果耐心启发他们开口，就能听到他们内心真实的声音，了解他们真正的想法，看到“无理”背后的合理之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父亲与母亲于1970年结婚，到2018年去世，他陪着母亲走过了48年的风风雨雨，不离不弃，相濡以沫。
当时的结婚证，一直被珍藏着。虽然其间几经搬家，有些值得珍藏的东西遗失了，但是这张结婚证仍然完好无损，只是它发黄的纸页带上了岁月沧桑的印记。
我不久前，在老家的一堆证件里见到了它。它上面鲜明的时代的印记让我惊讶。它由一个长方形的巴掌大小的纸页对折而成。封面上纵向用红色的字体印着当时应该是最流行的一条标语：
最高指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打开来，在封面的背面，一条同样纵向印刷的红色的语录：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落款：林彪
是林彪的笔迹。
对！就是那个从老一辈革命家里走出来，后来成了反革命的林彪——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接下来就是结婚证的正文，登记着男女双方的姓名和年龄。红色的印章是江苏省ⅩⅩ县XX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结婚证的背面，纵向印刷着下面两列字：
勤俭持家
勤俭建国
这张老式结婚证见证了父亲和母亲近半个世纪相依相伴的时光。
父亲和母亲一辈子言商议和，齐心协力，扶养我们几个孩子长大成人。他们从不当着我们的面吵架。用母亲的话说：只要听见大门一响，知道小孩放学回来了，她和父亲就立刻住了口——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争吵，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就这样，他们给了我们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给了我正确的人生观，给了我健康的家庭关系的模板，让我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不会走偏、不会走邪；让我面对挫折和打击的时候，能够扛得过去。
父亲走了，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走了。我心灵深处那个最坚强的后盾——任何时候，只要我遇到挫折和打击，就会给我以坚定的鼓励和支持的后盾倒下了。我茫然四顾，感觉心中永久性地缺失了一块什么……
去年秋天，我的婚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危机的余波一直波及到现在，它大概率会让我的婚姻解体。我一度非常痛苦、绝望，悔不当初。当初是我涉世未深，缺少智慧又固执己见，不听父亲和母亲的劝告，踏入了这段不该踏入的婚姻。它果然如父亲和母亲所预料和担忧的那样，是如此地复杂。父亲的话，至今仍然回响在我的耳畔，“玲子啊，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复杂呀！”“玲子啊，你不懂，俗话说｀后娘心，剩饭根’……”最终，我二十年的付出，收获的好象只有侮辱和损害。我在想，如果父亲在世，那他会给我什么样的指导和建议？我一定会认真考虑他的指导和建议，并尽量按照他的指导和建议去做。不管什么样的指导和建议，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父亲是真心地为了我好。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想起父亲，想起他曾经吃的那些苦，想起他曾经给我的那些无私的爱，我不禁再次泪湿眼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