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因此整理儒家经典、注解儒家经典，为儒家经典的现代化阐释提供权威、典范、精粹的典籍文本，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奠基性工作和重要任务。
先秦时期是儒家经学文本的生成时代和经学体系的奠基阶段。孔子之前，《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皆掌于官府，经孔子编定之后，以其文本教授，私学大昌，从此六艺由先王的政典逐渐变为学者传习的事业。可以说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子夏序《诗》、传《易》、受《春秋》、作《丧服传》，贯通群经。其后儒门弟子代有相传，至战国时有孟子一派、荀卿一派，递相授受。《庄子·天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说明儒家“六经”逐步固化为一个经典体系。这一时期，出现对六经的注释，除了师儒相传的章句之外，有传、有记、有说。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说的繁荣时代。秦火之后，《乐》经失传。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儒学，置五经博士，儒家学派尊崇的经典《易》《书》《诗》《礼》《春秋》五经，由学派经典上升为王朝治国经典。汉代经学虽有齐学鲁学之别、今文古文之争，众说频出，各具特色，但论其贡献，真正值得重视的是整理保存西汉以前的儒家经籍，并且对这些经籍作了深入的注释，因此这一时期经书文本出现了一系列新变，表现有四：一是刘向校书。经书及其早期传注原来多以篇卷单行，师儒所传，各家有别，至西汉刘向等整理编校，才有定本。二是马融因经作注，使经书文本由原来的经、注单行走向经、注合一。三是蔡邕主持刊刻《熹平石经》，这是经书文本刊石之始，也是统一经书文本的重要举措。《熹平石经》共刊《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七经，今有残石传世。四是郑玄遍注群经，融合今古文之学，使今古文文本走向统一，为后世经学文本的传承和经学注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王弼退象数而言玄理、宗老庄以注《周易》，杜预废贾逵、服虔之注而解《春秋》，梅赜上伪古文《尚书》，皆属经学文本的又一变化。南北朝时期，北朝服古不改旧章，《左传》用服虔注，《尚书》《毛诗》《三礼》均用郑玄注。南朝承袭魏晋学风，《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传，《左传》用杜预注，《毛诗》《三礼》用郑玄注，多以玄理谈经。值得重视的是，义疏之学兴起，兼释经注，广采众说，唐代《五经正义》实以此为基础。
隋唐两朝在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兴盛后，对南北朝时期造成的经书文本和经说的南北分歧，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一，并在统一过程中大幅提升了经学的水平。这期间值得特别关注的成就有以下五项：第一项是隋末唐初陆德明撰定《经典释文》。该书收录了汉魏六朝二百三十余家的音切、训诂、异文、句读等材料，总结了各经文本及注释的流变，是一次经学史的总结。该书确定的十二种儒家经典的注释，除《孝经》用郑玄注，其余十一经与唐宋时期形成的《十三经注疏》的古注完全一致。第二项是隋朝经学家刘炫、刘焯对诸经撰写的义疏，成为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最主要的来源。第三项是唐太宗贞观中颜师古奉诏考订五经，形成五经定本。第四项是孔颖达奉诏撰定《五经正义》，是后来《十三经注疏》的主体部分。唐代的义疏比较重要的还有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疏》、杨士勋《春秋穀梁疏》四种，后来都进入了《十三经注疏》。第五项是唐文宗时刊刻开成十二经，成为宋元以来经书正文的范本。经过隋唐两朝持续努力，经书文本和经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形成了经学史上的新高峰。
五代两宋时期，经书文本和经解方面的演进及其成绩，值得特别重视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五代宰相冯道奏请国子监雕版印刷《九经》，由田敏主持，这是儒家经典由国家系统整理、雕版、印刷的开端。五代监本《九经》包括《孟子》以外的十二经及其古注，加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第二是五代后蜀宰相毋昭裔在成都主持刊刻的《蜀石经》，该项工程至北宋仁宗年间才陆续完成。北宋徽宗宣和五年，蜀守席贡奏请增刻《孟子》，一载而成，历史上首次形成了《十三经》的版本；《蜀石经》属于《十三经》的经注本。第三是北宋国子监重刻五代国子监本《九经》，南宋国子监又重刻北宋国子监本《九经》；各地官刻经书大都与国子监本有直接关系。第四是北宋国子监刻诸经单疏本，南宋国子监重刻诸经单疏本；单疏本存有义疏文本的原始面貌。第五是北宋邢昺奉敕修《孝经正义》《论语正义》《尔雅疏》，加上题孙奭撰的《孟子正义》，大约在南宋前期，实际完成了《十三经注疏》。第六是南宋初年，浙江绍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陆续刊刻八行本诸经注疏；这是经、注、疏合刻的开端。第七是南宋福建书坊刊刻诸经经、注、释文合刻本。第八是南宋福建书坊刊刻诸经纂图互注本。第九是南宋福建书坊刘叔刚等刊刻经、注、释文、疏合刻本。根据周密《癸辛杂识》，南宋末廖莹中曾计划开雕“手节《十三经注疏》”，看来南宋末年整套的《十三经注疏》已经形成。第十是南宋后期廖莹中校刻《九经》，用国子监本、地方官刻本、书坊刻本数十种进行校勘，并撰《九经总例》，罗列诸家版本，总结校勘条例；元代相台岳氏又重刻廖本，影响深远。第十一是南宋至元初逐步形成了宋元人注释的《五经四书》，包括朱熹《周易本义》、程颐《周易传》、蔡沈《书集传》、朱熹《诗集传》、胡安国《春秋传》、陈澔《礼记集说》、朱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成为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五经四书》是中国经学史上“宋学”的标志性成果，而汉唐人的成果则以《十三经注疏》为标志，称为“古学”。五代两宋是进入雕版印刷普及的黄金时期，是经书版本百花齐放的阶段，后来经书的刻印几乎没有超出两宋的版本模式。
元明两朝在经学上的主流是对《五经四书》各书的增注、讲疏与集成，值得重视的是元朝出现的“附录纂疏”体。元代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注》《诗集传附录纂疏》、汪克宽《春秋胡氏传纂疏》、陈栎《书集传纂疏》、倪士毅《四书辑释》等，有一定代表性。明代永乐时期官修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则是对《五经四书》增注、讲疏的集成，是明代经学的代表成果。
元明时期经书的刊刻，值得重视的成绩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元代福建书坊重刻宋代福建书坊的《十三经注疏》。由于宋元两次刊刻的版式都是半叶十行，历史上称之为“十行本”。元代的十行本版片在明代屡经修补、刷印，直到嘉靖初年才废弃不用。这一时期刷印的十行本，称为“元刊明修十行本”。二是明嘉靖前期福建提学佥事江以达、巡按李元阳重刻“十行本”《十三经注疏》，版式改为半叶九行，世称“闽本”。这个版本到南明时期还在修版刷印。三是明万历前期北京国子监据闽本重刻《十三经注疏》，字体规范，版式整齐，进行了一定的文字校勘，形成了《十三经注疏》第一个朝廷刻本。这个版本到清初康熙间还有修版刷印。四是明朝崇祯年间，苏州府常熟县的出版家毛晋汲古阁据万历北监本重刻《十三经注疏》，为清代前期的学者提供了主要读本。明代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是对“宋学”的延续和发展，元明时期陆续不断刊刻《十三经注疏》是对“古学”的继承。发展到清代，形成了经学领域“宋学”和“汉学”两大阵营。
清代的经学出现了新气象，那就是“汉学”的兴起。“汉学”又叫“考据学”，渐成鼎盛，称为“乾嘉学派”，延续到晚清的孙诒让、俞樾，以及二十世纪的“章黄学派”，这一学风久盛不衰。清代的经书刊刻和经解都有值得称道的成果。一是《御纂七经》的纂修和刊刻。康熙年间敕修《周易折中》《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乾隆间敕修《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陆续由内府刊刻，汇为《御纂七经》，并命各省翻刻。道光至同治年间各省又有重刻，流布甚广。这套官书，在宋元人注释的基础上，广征汉唐注疏，对开启“古学”之风具有推动作用。二是出现了一批代表清代经学新水平的十三经新注、新疏。包括惠栋《易汉学》《周易述》、焦循《易章句》《易图略》《易通释》、张惠言《周易虞氏义》、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王鸣盛《尚书后案》、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黄以周《礼书通故》、刘文淇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陈立《公羊义疏》、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等。可以说，继代表“古学”的《十三经注疏》和代表“宋学”的《五经四书》之后，以考据学为特色的清人十三经新注、新疏，代表了中国经学注释的第三次高峰。清代以后一百多年的我国传统文史哲学科，大抵以这三组经解为其文献根基。
清代经书的刊刻和校勘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刊刻经书和撰写校勘记两个方面。一是清代乾隆前期武英殿校刻《十三经注疏》，世称“殿本”。殿本的特点是校勘精审，每卷附《考证》，主要讨论文字异同是非问题，全书加断句，是一部重要的官本。二是清嘉庆间阮元在南昌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世称“阮本”。阮元在浙江任巡抚期间，主持完成了规模较大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及至江西任巡抚，又据元刻明修十行本重刻《十三经注疏》，并把《校勘记》摘附于每卷之后，二百年来阮本成为《十三经注疏》的首选版本。三是重刻或影刻宋元旧本经书。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利用皇宫天禄琳琅收藏的元代相台岳氏刻本重刻《仿宋相台五经》，并附《考证》。不久以后，嘉庆二年皇宫大火，包括相台岳氏刻本在内的天禄琳琅收藏的善本付之一炬。嘉庆十一年张敦仁把宋严州刻本《仪礼》郑玄注、宋刻本《仪礼疏》合编为《仪礼注疏》，精刻印行。嘉庆二十年黄丕烈又将这部传世孤本宋代严州刻《仪礼》郑玄注单独影刻行世，并附《校录》。这部宋版《仪礼》后归杨氏海源阁，咸丰年间毁于战火。道光十年汪士钟同样把珍藏的孤本宋刻《仪礼疏》单独影刻行世，这部宋版后来失传。乾隆六十年和珅把宋刻十行本《附释音礼记注疏》影刻印行，后来这部宋版同样不知所踪。以上种种皆幸赖影刻以窥原貌，可知清人重刻、影刻宋元旧本在保存经典珍贵版本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贡献。四是经书校勘成果。除了殿本的《考证》、阮元《校勘记》之外，清初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仪礼石本误字》、顾炎武《九经误字》、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卢文弨《群书拾补》以及何焯、惠栋等人的校勘记，使《十三经注疏》的文字校勘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同样成为清代以后经书及注疏整理点校工作的主要基础。
中国经学史是中国学术史的核心，历史上创造的文本方面和经解方面的辉煌成果，大量失传了。西汉是经学的第一个兴盛期，除了当时非主流的《诗经》毛传以外，其他经师的注释后来全部失传了。东汉的经解只有郑玄、何休等少数人的著作留存下来，其余也大都失传了。南北朝至隋朝兴盛的义疏之学，其成果仅有皇侃《论语疏》幸存于日本。五代时期精心校刻的《九经》、北宋时期国子监重刻的《九经》以及校刻的单疏本，也全部失传。南宋国子监刻的单疏本，我国仅存《周易正义》、《尔雅疏》、《春秋公羊疏》（三十卷残存七卷）、《春秋穀梁疏》（十二卷残存七卷），日本保存了《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七十卷残存八卷）、《周礼疏》（日本传抄本）、《春秋公羊疏》（日本传抄本）、《春秋正义》（日本传抄本）。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我国保存下来的有《周礼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绍兴府刻）、《论语注疏解经》（二十卷残存十卷）、《孟子注疏解经》（存台北“故宫”），日本保存有《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凡两部，其中一部被清杨守敬购归）。南宋福建刻十行本，我国仅存《春秋穀梁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日本保存有《毛诗注疏》《春秋左传注疏》。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经书代表性的早期注释和早期版本国内失传严重，有的仅保存在东邻日本。
鉴于这样的现实，一百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努力搜集影印了多种珍贵版本，但是在系统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唐代开成石经共十二部经典，石碑在明代嘉靖年间地震中受到损害，明代万历初年西安府学等学校师生曾把损失的文字补刻在另外的小石上，立于唐碑之旁。近年影印出版唐石经拓本多次，都是以唐代石刻与明代补刻割裂配补的裱本为底本。由于明代补刻采用的是唐碑的字形，这种配补本难以区分唐刻与明代补刻，不便使用，亟需单独影印唐碑拓本。
为把幸存于世的、具有代表性的早期经解成果以及早期经典文本收集起来，系统地影印出版，我们规划了《儒典》编纂出版项目。《儒典》主要收集影印以下几个系统的古本和经解成果。
一、唐开成十二经。用山东省图书馆藏旧拓本，该拓本没有用明万历补刻拓本割裱配补。山东省图书馆藏本稍有残缺，用日本京都大学藏整拓本配补。
二、宋刻单疏本。宋刻本不传的，用单疏本的传抄旧本、影刻或影抄本。
三、宋刻八行本。
四、宋刻十行本。其中《附释文尚书注疏》为台北“故宫”藏南宋福建魏县尉宅刻九行本（缺卷十七至二十，用元刻明修十行本配补）。
五、宋刻经注本。宋刻经注本大都源于五代两宋国子监刻经注本。宋刻不传的，用影宋刻本。
六、宋刻经注释文本。
七、宋刻纂图互注本。
八、宋元刻《五经四书》本。
九、元刻“附录纂疏”本。
十、明永乐内府刻《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本。
十一、清康熙至乾隆内府刻《御纂七经》本。
十二、清朝有代表性的十三经新注、新疏本。
十三、其他历代重要的经书注释本。
十四、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儒学研究论著，如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宋朱熹《朱子语类》；儒学家传记及儒学史料，如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宋朱熹《伊洛渊源录》、清黄宗羲《明儒学案》等。
《儒典》作为《齐鲁文库》的首部系统文献，其编纂是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山东出版集团的统筹下，由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四家单位共同参与、协同进行的。参与的专家在主编主导下，经多次反复研讨、论证，先根据儒学发展的历史和儒学典籍的存世情况，拟定“儒典初次选目”，具列书名、撰者、版本和馆藏。然后在“初次选目”基础上，根据儒学及其典籍的发展规律，着眼于儒学主干典籍，最终议定出“儒典定本目录”，共分“经解典”“义理典”“志传典”三个部分，选定典籍二百一十五种，对入选典籍和版本均一一进行审定。其中《儒典》的“经解典”一百四十六种的复制、审稿、印刷等工作由山东人民出版社负责，“义理典”“志传典”六十九种由齐鲁书社负责，与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孔子基金会、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等处达成合作协议，复制底本，予以原大影印，线装出版。
《儒典》作为对儒家经典的一次精选和萃编，集合了历史上儒学文献经典著作的优良版本，集中体现儒学形成和发展的主脉络，为文化学术界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儒家经典代表性版本、儒家经典注释的代表性成果、儒学研究的代表性专著和儒学人物的师承传记，是一部系统丰富、蔚为壮观的精华之典、时代之典、传世之典，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相信对学习研究、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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