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晓平
刘震上将是我军一员能征善战的猛将，素以勇挑重担、敢打恶仗、敢啃“硬骨头”的顽强战斗作风而享誉军内外。尤其是在东北战场上，他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打得敌军望风而逃，被誉为“东北猛虎军”。抗美援朝战场上，刘震指挥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重创水平一流的美国空军，引得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不由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被徐海东称赞为有战术眼光
刘震，原名刘幼安，1915年3月出生在湖北省孝感县小悟乡刘家嘴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早丧、父亲多病，年幼的他早早便参加了劳动，在备尝生活艰辛的同时也养成了敢于斗争的性格。
1930年三四月间，孝感东北部的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刘震参加了赤卫军。在斗争中，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真正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1931年10月，他毅然辞别年迈多病的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于1932年8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932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留在鄂豫皖的部分红军不久即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刘震所在的鄂东北道委特务第四大队改称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成为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直接指挥的一支尖刀部队。
面对国民党多次大规模的“清剿”、“围剿”，刘震和红二十五军的战友们克服了缺衣少粮少弹药的重重困难，始终坚持战斗。在生与死的洗礼中，他逐渐显示出不同寻常一兵的特质。
1934年5月6日，红二十五军手枪团进入皖西北，奔袭了远在罗田县城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的后方仓库，歼敌一部，缴获银元7000多枚和大批武器弹药。这次战斗是红四方面军西撤后，红二十五军获得的首次大胜仗。在最困难的时候，一下子缴获这么一笔巨款，个个喜笑颜开。可是，支部总结会上，在手枪团任副班长并暂代党支部书记的刘震，发言却出人意料：“这一仗不能算全胜。”参加会议的军长徐海东一听，有些奇怪，问道：“你说说看。”刘震说：“我们主要是战术运用上出现问题，一在进攻敌人山头时，火力没组织好，机枪没起到掩护作用，造成了较大的伤亡；二在退却时没周密部署，队形混乱，致使部队有损失；三是手枪团进仓库背银币时机略晚，如早半个小时，就可以多运出一些。”听了刘震的发言后，徐海东十分吃惊，感慨地说：“刘震这个兵讲得好，有战术眼光，我看可以当连长、指导员!”
有了徐海东军长的赏识，刘震随即担任二二四团一营一连指导员。对于这次升职，他的战友、后来也同为开国上将的韩先楚打趣道：“刘震，你是三句话升了两级半。”
随后的事实证明，徐海东没有看错人。1934年6月下旬，红二十五军遭到鄂豫皖三省国民党军联合“围剿”，刘震协助连长指挥战斗，始终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确保全连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的刘震。
这次战斗后，天气已经很冷，全连好赖都穿上了棉衣，只有刘震还光着膀子，实在冻得不行，他就把打土豪得来的一件红花棉袄紧巴巴地裹在身上，调皮的战士不时把他的外衫撩起，露出红艳艳的棉袄，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谁知这一路上的玩笑却养成了刘震爱打扮的习惯，无论是在战争环境还是晚年离休在家，他总是十分注重仪表，穿着时髦，博得了“潇洒将军”的美誉。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很快，刘震又迎来了一次考验。当部队行进到河南方城县的独树镇附近时，敌“追剿队”突然发动袭击，情况十分险恶。按照军部就地抵抗的命令，刘震和连长带领一连在被敌兵占领的段庄、马庄的正面抢占了一个小山头，堵住敌兵，掩护部队突围。在第五次反冲击时，连长不幸牺牲，危难之际，刘震受命代理连长，指挥作战。他向全连动员说：“这是关系到我军能否打进伏牛山和继续西进、也就是关系我军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命令，打退敌人的进攻。”在他的带领下，经过反复冲杀，全连伤亡将近一半，但始终坚守住了阵地，完成了军部交付的作战任务。
在突围和转战途中，重伤员们都担心把自己留下。刘震斩钉截铁地说：“同志们放心！轻伤的同志能走的就自己走，重伤员我们一定抬！”他带头抬起担架，连续抬了十几个日日夜夜，一直抬到陕南，没有丢下一个伤员。
经过一路艰苦奋战，刘震和二十五军的战友们历时十个月，行程近3000公里，于1935年9月15日胜利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长征途中，刘震升任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一营政治委员，到达陕北后又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政治委员。1936年4月，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扩编为红七十三师，刘震改任红七十三师政治委员。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的刘震重返红十五军团，担任七十五师政委。此时他年仅21岁，是红军最年轻的师政委之一。因其历次战斗中展现出的杰出军事指挥才能、敢打硬仗的作风而多次受到红二十五军首长的表扬。
扎根淮海开花结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十五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刘震任政治委员。部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先后转战晋东北、冀西和晋东南。1938年11月，三四四旅组建独立团，刘震任团长，参加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这次职务的变动对刘震来说是一次较大转折，他由政工干部改任军事指挥员。
1940年2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成立，刘震被任命纵队所属第三四四旅旅长。7月，奉命南下支援新四军的二纵队在涡阳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三四四旅编为第四纵队第四旅，刘震任旅长，并率领四旅担负起开辟和坚持淮上根据地的任务。皖南事变后，刘震的四旅又奉命改编为新四军四师十旅，同年奉命拨归三师建制，在豫皖苏和皖东北地区坚持抗日斗争。
在日、伪、顽、匪夹击之下，十旅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严峻，斗争极其艰苦，部队减员严重。1941年3月3日，刘震的二十九团一营遭到敌军袭击，虽经殊死搏斗，但终因力量悬殊，全营只有二十多名战士夺马突围，其余全部牺牲。听到这个消息，一向坚强的刘震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三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虽然深处腹背受敌的严重境地，十旅仍然在淮上地区坚持进行了十个月的艰苦斗争。
1941年9月，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十旅进入苏北淮海地区。为度过困难时期，部队奉命实行主力地方化，刘震任十旅旅长并兼任淮海军分区司令员。由主力军变成地方部队，许多同志认为自己是规格下降了，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牢骚议论满天飞。刘震最初也非常矛盾，一方面考虑部队确实需要恢复元气，安个“家”，另一方面又担心变成地方部队后不能再机动作战。经刘少奇、陈毅等首长的开导，刘震很快提高了认识。他负责组织确定了彻底地方化的具体方案，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内后党外，通过各种会议、利用各种方式，反复讲清道理，打通思想。他鼓励大家：“只有大家从思想上‘化’下去，尊重地方党的领导，紧紧地依靠群众，根扎得深，果结得快，根据地巩固并发展了，才能很快回到主力部队。”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绝大多数同志打通了思想，群众武装得到发展，对敌斗争之火迅速燃遍整个淮海平原。1942年春天，刘少奇去延安，路过淮海区时，看到刘震部队“化”下去的情况，高兴地说：“你们坚持‘化’下去了，并且做出了成绩，这很好。根要扎得深，花才开得好，果才结得大。”
在扎根淮海的同时，为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刘震军事上采取了分散游击，消耗、疲劳、打击敌人的方针，避免和占优势兵力的敌军正面硬拼。他以一部主力配合各县武装和民兵在根据地内与敌人进行游击战，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在有利条件下再集中兵力进行反击。后来，为了便于分地区坚持斗争，以主力加强地方军，使主力进一步地方游击化，实现一元化领导下党政军民协调行动，刘震同地委商议决定，将淮海全区分为四个地区，建立四个中心县委，同时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合编为四个支队，在四个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下就地坚持斗争。军分区机关也同时实行了精简，刘震带着一个加强特务连，每天从一个地区跳到另一个地区，灵活机动地指挥全区斗争。
◆抗美援朝时期的刘震。
经过一段时间的残酷激烈斗争，日军被拖得筋疲力尽，退回原地，伪军也大部缩进了据点。刘震乘机于1943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夏季攻势作战以及之后的多次反“扫荡”、“蚕食”斗争。斗争中，他将游击战术运用得酣畅淋漓，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水平。四个支队的主力被机动使用，有时围城打援，有时强攻据点，有时突然袭击。敌人据点纷纷被拔掉，主力活动区域扩大。而十旅在淮海区实行的主力地方化，也全面开了“花”，结了“果”。一个旅“化”下去几年便发展成了两个旅的兵力。后来，三师十旅向东北挺进，留下一个旅的兵力，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二纵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苏北伪军仍盘踞淮阴、淮安、盐城等县城，企图负隅顽抗。此时，刘震的十旅刚刚恢复为主力部队，便接到了攻取淮阴城的命令。9月6日，刘震指挥部队采取重点爆破与猛烈火力相结合的打法，迅速攻入淮阴城，击毙伪军二十八师师长，全歼该师9000余人。这场战斗充分展示了十旅顽强的战斗力，同时还取得了部队从长期游击战转向对外有防御城市的攻坚战的重要经验。新四军首长特发来嘉奖电：“淮阴之战赖我指战员奋勇于命，于短促时间内突入敌伪坚固城防据点，击毙敌酋，解放淮阴城，使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殊堪嘉慰。”
掌帅“东北猛虎军”
抗战胜利后，按照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新四军第三师奉命奔赴东北开辟根据地。1946年9月，正在创建吉江根据地的三师（欠七旅）奉命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简称二纵），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五、六师和炮兵团，全纵队1.3万余人。
新成立的二纵很快便迎来了1947年春的三下江南战役。在靠山屯、新立窑等一系列战斗中，二纵连战连胜，声名大振，迅速在东北战场崭露头角。5月，东北夏季攻势作战开始后，二纵很快便捕捉到头仗的先机。刘震带领队伍沿中长路南进途中，根据侦察得知战略重镇怀德守敌孤立、兵力较少。他分析认定，如打怀德立即可以调动附近的长春、四平守敌出援，这样就可以在运动中歼灭援敌主力，于是，立即建议总部以二纵主力远距奔袭怀德，速歼守敌。为及时抓住战机，未等总部回电，刘震即令部队轻装疾进，奔袭怀德。一夜强行军后，部队于5月14日凌晨到达并严密包围了怀德城。总部同时发来指示，同意攻城并要求放开手脚打。
怀德战斗是夏季攻势的头一仗，刘震深知意义重大，他在战前进行了精心部署，决定首战必胜。16日下午总攻开始，激战大半夜，守敌大部被歼，17日上午全歼残敌，当场击毙敌团长项殿元。为实现围城打援意图，在怀德战斗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刘震于17日凌晨三时率二纵主力迅速迂回，在大黑林子围歼增援怀德国民党军八十八师全部、八十七师主力和七十一军军部，就连亲往前线督战的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也险些被击毙。怀德一仗为夏季攻势打出了“开门红”，也显示了刘震大胆、出奇的军事指挥才能。
夏季攻势作战后，刘震率二纵又先后参加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作战。冬季攻势作战中，刘震随机应变，放弃法库改攻彰武，调敌增援，在运动中歼敌，5小时全歼敌一个师，中共中央专门来电予以嘉勉。彰武攻坚战是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大口径炮，也是使用得最好的一仗，堪称攻坚战中步炮协同作战的典范。
攻势作战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得刘震成为驰骋东北战场的一员名将。此时，他的一些战役战术思想也逐步发展成熟，如积极求战，主动捕捉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各个歼灭；集中使用炮火，充分发挥步炮协同作用；搞好通讯联络等。其中，他尤其擅长于用炮，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现了步、炮、坦联合作战，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威力。对于用炮，早在红军时期刘震就开始重视，当看到部队把缴获的追击炮掩埋掉时，就曾向徐海东建议用牲口驮运，学会使用。抗日战争中，他把缴获的10门日本迫击炮，改装成曲射平射两用炮，在苏北大地上大显神威，连续打掉了日军140多个据点。进军东北途中，刘震得到一本国民党丢弃的炮兵教材，如获至宝，日夜攻读。他的二纵最先采用分炮包干射击目标、炮火延伸掩护步兵继续前进的先进方法，就是从中学到的。还有一次也是在东北战场，有一个炮兵团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刘震一见381野战山炮乐开了花。当时部队正在后撤，有的领导嫌麻烦，不同意要。刘震说：“我要，一切由我负责。”后来他又在大兴安岭一带捡了日本人留下的5万多发炮弹装备了部队。正是由于刘震的远见卓识，强大的炮兵团和大批炮弹不仅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大显神威，还随同他一直打到了广西镇南关，余下的一部分还支援了越南抗法游击队。
作为二纵的军事长官，刘震不仅强调战役战术，还利用战斗间隙休整时，向部队提出关于战斗作风的要求，提出“树立和贯彻五个思想”的号召：打大仗、打硬仗，一连串打几仗，克服和忍受一切困难，争取打更多的歼灭战；英勇顽强，不怕伤亡，坚决进攻，和敌人拼到底，不歼灭敌人不完成战斗任务决不休止；高度的行军能力，不怕走路，不怕饥饿，不怕疲劳，要有奔袭85公里走到就打的精神；在任何情况变化下，经常保持旺盛的士气和高昂的求战情绪；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工作，不等待不依赖上级指示，发扬独立工作和独立作战的精神。
◆1965年空军党委常委合影（前排右一为刘震）。
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在刘震的率领下，二纵迅速成长为以打大仗、硬仗而闻名的“东北猛虎军”，与一纵、三纵、四纵、六纵同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尤其是二纵五师被东北军区司令部评价为：“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1948年9月，举世震惊的辽沈战役即将揭开战幕，刘震的二纵奉命与三纵并肩从锦州西北方向突破。10月14日上午10点左右，攻城部队向锦州城发起总攻，500多门大炮轰击城墙碉堡，很快轰开若干缺口。在刘震指挥下，第二梯队第五师第十四、第十五团各两个爆破队轮番突击，并以350公斤炸药炸毁护城壕。配属二纵的坦克迅速越过步兵，冲向城垣。第十五团尖刀三连紧随其后冲击。14日11时，第十四、第十五团并肩突破城防。刘震不顾危险进城指挥纵深战斗，战果迅速扩大并同兄弟部队取得汇合。经31小时鏖战，锦州守敌七次增修的坚固工事，被东北野战军打得落花流水。此役，二纵共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其中俘国民党军冀热辽区中将副司令贺奎等以下1.1万余人。攻克锦州后，二纵又连续两天两夜急行军挺进沈阳，同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于11月2日胜利解放沈阳。
辽沈战役后，二纵奉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刘震任军长，随即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在天津前线指挥部作战会议上，确定由三十九军和三十八军自西向东突破，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对刘震说：“你们的对手是六十二军，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四十四军军长邓华插话说：“刘震牙口好，没问题!”与会者哄堂大笑起来。刘震憨笑着说：“虽然骨头不如肉可口，但用力嚼也有味道！”1949年1月14日10时，总攻天津的战斗打响。三十九军各部队在刘震的率领下，沿着炮火一路血战，迅速攻破城防，与兄弟部队胜利会师。至15日15时，天津解放，守军13万人全部被歼。三十九军共歼守军2.8万余人，俘将级军官5名，缴获各种火炮257门以及大批枪支弹药器材。
1949年4月，刘震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十四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九军军长（后拨归十三兵团建制），继续指挥部队向华中南挺进，相继参加衡宝战役、广西战役，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大迂回、大包围和断敌退路的作战方针，先后解放柳州、南宁等重要城市，把红旗插上了祖国西南边陲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
指挥志愿军空军酣战朝鲜上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鉴于入侵朝鲜的美军向中朝边境鸭绿江持续进犯，中共中央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于10月19日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志愿军入朝后，美国空军十分猖狂，当时志愿军共有汽车700余辆，半个月内，就被美空军炸毁339辆，占总数的48%。为了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和掩护北朝鲜交通线，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在司令员人选的问题上，中央根据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提议最终选定了刘震。
当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刘震传达了中央军委对他的任命和任务时，刘震有点措不及防。他对刘亚楼说：“司令员，我自己连飞机都没坐过呀!”他不是怕打仗，而是担心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经验，搞不好会对空军建设不利，甚至会有损军威国威。
事实上，刘震的担心不是凭空而来。当时的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不久，仅有作战飞机不足200架，飞行员驾驶米格15歼击机仅飞行过20小时左右，毫无作战经验可言；而美国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1000小时以上，有着丰富的空战经验。二者比较，各方面均相差悬殊。
可是，当听到毛泽东主席为了空军的事三天三夜没睡好觉，这次工作调动是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点的将，经周恩来审定、毛主席批准的，刘震敢啃“硬骨头”的作风又一次发挥出来，他“霍”地站了起来，以军人特有的洪亮声音答复刘亚楼：“服从命令。困难再大，我也要把它干好!”
第二天，刘震就启程去了沈阳。到沈阳后，刘震抓紧机构的筹建工作。1951年3月15日，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在丹东（当时叫安东）成立，刘震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兼党委书记。
根据志愿军空军的实际情况，刘震确定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健全机构、学习业务，尽快担负作战任务。1951年4月25日到28日、5月28日至6月16日，他相继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部队演习活动，飞行员和指挥员业务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在业务学习和战术演习过程中，刘震和机关的同志一起听课、讨论、指挥演习，精心探索抗美援朝空中作战这一崭新课题，有时他还请苏军顾问“开小灶”，这样很快便具备了对参战部队实行统一指挥和全面领导的主动权和发言权。看到志愿军空军指战员的日新月异的进步，苏联空军顾问对刘震说：“奇迹，奇迹，你们真是一步登天!”
在大批航空兵部队迅速组建，相继投入紧张战备训练的同时，刘震从敌强我弱和当前任务的需要出发，确定了志愿军空军的作战方针:从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为地面部队服务，以地面部队的胜利为胜利。这一方针的贯彻，使志愿军空军的各项工作有了共同的目标，对部队建设和作战等诸方面顺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1年8月，美军空军开始展开大规模的“绞杀战”，集中轰炸志愿军后方运输线，企图断掉中朝军队的运输补给，达到阻止中朝军队再次发动决定性地面进攻的目的。鉴于志愿军空军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空战经验，具备了一定的空战能力，9月，刘震决定派遣大批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从实战训练进入反“绞杀战”阶段。朝鲜的蓝天开始上演一场又一场漂亮的空战。
9月25日至27日，志愿军与美军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大机群空战。在刘震的直接指挥下，志愿军空军第四师3天打下了美机26架，击伤8架，敌空军连日受挫，不得不承认志愿军空军“严重地阻碍着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铁路线的活动”。毛泽东看到战报后，当即批语：“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10月至11月，敌我双方又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空战，敌空军受到打击，遂回避空战。针对这一情况，刘震召集参战部队指挥员、飞行员分析敌情，制定对策，确定把陆军打游击的战法用于空中，即根据敌机活动规律——出动时间、批次、架次、活动区域等，提前起飞，隐蔽待机，突然攻击。在后来大机群空战中，这种策略被充分运用，取得良好效果。
美国空军改装F-86E型战斗截击机后，妄图凭借装备优势，组织一二百架大型混合机群对志愿军空军侵袭。根据志愿军空军迅速成长的实际，12月2日、5日、8日，刘震又指挥空三师参加了敌我双方达300架次飞机的大规模空战，志愿军飞行员越打越强，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11架的辉煌战果。毛泽东又欣然命笔：“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
美国空军连续遭受打击后，在清川江以北的空中优势受到很大削弱，被迫放弃对“三角地区”的封锁，绞杀战彻底失败。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我们过去依赖的空军优势已遭到严重的挑战。”
不甘失败的美空军之后又发动了多次攻击，但依然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尤其是那位被美国吹嘘为“空中英雄”、“成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驾驶员”戴维斯驾驶的飞机被击落后，更是让敌人垂头丧气。消息传到国内，毛泽东非常高兴，在中南海召见部队领导人时说：“志愿军空军击落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的重大胜利你们都知道了吧？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跟你们商量商量，我准备把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飞机，以鼓励志愿军空军去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也算是论功行赏嘛！”
从1951年3月志愿军空军成立到1952年5月底，志愿军空军在刘震的率领下边学边战，先后共有9个师18个团按计划进行轮战锻炼，出战中计有85批1602架次进行空战，击落敌机123架，击伤41架，志愿军被击落84架，击伤28架，敌我飞机损失比为1.46∶1。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谁会想到啃下美空军这块“硬骨头”的志愿军空军司令员一年多前竟然连飞机都没有坐过！
为培养空军人才和边防建设殚精竭虑
1952年9月26日，刘震奉调回国，出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之后，调任空军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7月军事学院毕业后，他受命组建空军学院。从指挥千军万马到进行科研教学对于刘震来说又是一次全新挑战，他二话没说立即进行筹建学院的各项工作。
1958年9月12日，国防部命令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刘震兼任空军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9月30日，组成学院临时党委会，刘震为党委书记。1959年1月，刘震主持召开了学院临时党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边教学边编写教材和完成其他各项基本建设，采取逐步扩建和扩大招生的办法加快学院建设。
在建院初期的边建边训中，刘震着重抓教材编写。他代表院党委明确提出教材编写的方针是：以毛泽东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为依据，以空军的建军和作战训练为基础，参考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并研究敌人的战术和技术，从中国空军的现实情况出发，照顾到将来可能发展的情况，来编写自己的教材。学院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刘震亲自担任主任委员。
◆1975年刘震与杨得志韩先楚。
空军学院在编写教材和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编写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编写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刘震组织教员认真学习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亲自讲解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强调要深刻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真谛，并切实贯彻到教材编写和教学中。对于重要的学术问题，刘震善于在群众研究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概括提炼，有时还亲自组织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相继提出在未来卫国战争中空军的任务、使用原则以及各种情况下的各种打法，在教材编写和教学工作中试用。他还经常到课堂去听课，检查教学工作情况，听取学员对教学的意见，在教学的组织领导和方法上进行探索。在他的领导下，学院统一了教员的备课要求、重点和方法；统一了学员对自学为主的认识，密切教、学关系，调动教与学的积极性，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他还十分重视部队在空战中取得的经验，强调把1958年7月空军入闽打击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作战经验运用到教材之中。为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他亲自带领教员下部队调查研究，将调研成果充实教学。在刘震的管理和带领下，学院学习空气浓厚，学术研究十分活跃，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空军人才。
在空军学院期间，刘震还做了一次特殊的“红娘”，女方就是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刘思齐一个人生活了六七年，毛泽东很疼爱这位干女儿，讲过她还年轻，应当再找一个终身伴侣。根据毛泽东这个心意，刘震和夫人李玲商量后，细心地在空军干部中为刘思齐物色对象。经过多方了解和衡量，空军学院飞行干部杨茂之是个不错人选。毛泽东和刘思齐的母亲张文秋先后了解情况后都比较满意，刘思齐接触后对杨茂之的印象也不错。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刘思齐和杨茂之幸福结合了，刘震夫妇还作为介绍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就在刘震为空军学院建设殚精竭虑之时，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之风向他袭来。空军政治委员吴法宪不仅毫不顾及与刘震共事多年的感情，反而视耿直的刘震为眼中钉。他们根据刘震新四军时期曾在黄克诚领导下长期工作的情况，编造刘震与黄克诚“关系不正常”的谎言，把刘震往彭德怀、黄克诚等所谓的“反党集团”问题上拉，对刘震在空军学院的工作横加指责，施加了种种压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对刘震的迫害更为残酷。他被安插上“反毛泽东思想”、“彭黄反党集团成员”，“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等罪名，先被停职反省，批斗也随之成了家常便饭。在一次批斗中，刘震的两根肋骨被打断，造成了终身的残疾，此后一直不能系腰带。在逆境中，这位敢啃“硬骨头”的将军始终坚持信念，对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分裂军队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
1973年5月，刘震被平反恢复工作，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7年7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三书记(后改任第二书记)。此时，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身体状况也比较差。但鉴于新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抓好军队、搞好战备，刘震到任后不顾严冬酷暑，先后到北疆、南疆大部分边防调研。边防一线的阿克苏、伊宁、博东、塔城等地的哨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刘震修订了军区的作战预案，制定了边防建设五年规划（草案）。一次，刘震到南疆中苏接壤的地方勘察地形，他爬上光秃秃的大尖山顶，烈日烤得人喘不过气来。由于连日劳累，他的慢性肠炎犯了，但他忍痛坚持调研，使身边的人员深受感动。在新疆工作期间，刘震的言行充分践行了入疆前对邓小平作出的“竭尽全力做好工作，在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余生”的承诺。
1980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刘震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先是分工管战役战术部，后分管军制部。1985年，一向以党的事业为重的他，积极发扬“乐退精神”，主动离开了领导岗位。
1992年8月20日凌晨，刘震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