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杂剧，是中国古典戏曲鼎盛的标志，是戏曲艺术的奇范。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关汉卿、王实甫、郑光祖、白朴、马致远等一众杰出的剧作家，如果没有《窦娥冤》、《西厢记》、《倩女离魂》、《墙头马上》、《汉宫秋》等一大批优秀的剧目，我们灿烂辉煌的文艺发展史就会黯然失色，我们的骄傲自豪也会失去今日的底气。那时，一流的剧作家像日月辉耀，而众多的剧作家如满天星；城市的勾栏瓦肆的演出夜以继日，风雨无阻，广大的乡村也常常锣鼓喧天，国家和人民都沉浸在戏曲艺术所带来的欢乐气氛之中。
到这里，关键的问题就产生了：杂剧为什么会兴盛于元代呢？
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汉族知识分子反抗蒙古人的爱国主义的悲剧感情，赋予了元曲以生命的力量，是元杂剧成长的基本因素。艺术发展决定于是否具备先进的、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决定于表现生活的深度。正因为元代社会产生了新的观念思想和感情，要求用新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因而引发了新的戏曲形式的出现。
二、元杂剧的兴盛是艺术发展规律支配的结果。中国的戏曲在元代之前已经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唐代参军戏—宋金院本、宋代音乐、诸宫调、宋词—元杂剧，它是水到渠成的必然性的产物。
三、宋代以来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为杂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元代虽然整体经济衰退，但许多城市却经济繁荣，市民众多，使杂剧有了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值得重视，即蒙古族爱好音乐舞蹈，他们一方面对杂剧内容予以限制，另一方面也对杂剧加以适当的利用，推广那些合乎他们口味的戏剧。这样，对于杂剧的繁荣也起了推动的作用。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了元代废除科举促进了元杂剧的兴盛的说法，但他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寻找元杂剧兴盛的原因应当从元代社会背景和一般人民的遭遇去分析。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蒙古贵族统治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作家们根据现实情况，或借题发挥，或意存希望，而一般人民在元代统治者的宰割下，客观上也存在着用戏剧形式反映现实的要求，因而造成元杂剧的兴盛。
一般人都认为元代由于蒙古人用落后的游牧经济方式取代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再加上政治昏暗、经济倒退，元杂剧的繁荣不但没有得到经济的支持，倒恰恰说明了文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道理。从经济条件来看，蒙古族入主中国，旧的封建统治垮台，新的地主阶级未完全形成，农民的生活暂时有了改善。蒙古人打通了久已闭塞的东西交通，刺激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这些经济因素，为戏剧活动的昌盛提供了物质条件。
也有少部分学者这样认为：由于蒙古族自身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忠、孝等封建伦理观念的薄弱，造成元代封建道德强制力比较弱，因而给予作家的写作以较广的活动园地和较少束缚，对作家的创作是一个有利的环境。自唐以来，艺人不再是一味投靠宫廷、贵族来谋生，而开始直接向普通群众卖艺，但贵族地主的艺术仍占统治地位。至两宋，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向市民长年卖艺的地方直接将伎艺当做商品出卖，各类市民艺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从内容、风格到剧团组织、剧场形式等都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属于市民的艺术就出现了。
元杂剧的兴盛与杂剧的发祥地河北真定、山西平阳的和平、繁荣、民间艺术基础厚实有关。在宋金战争时期，真定和平阳是金朝统治者首先占领的地区，宋王室南迁后，金朝统治者便把这一地区作为统治北方和对抗南宋的基地，残暴地劫掠其他地区的财物和人口来充实这一地区，因此，在当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停滞的情况下，真定和平阳地区的相对稳定和繁荣，为杂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真定和平阳一带，当时与戏曲有关的各种民间伎艺也十分兴盛，如对杂剧的曲调有很大影响的诸宫调，就是在平阳府的泽州创立的，《刘知远诸宫调》和《西厢记诸宫调》的故事也都发生在平阳地区的蒲州。直接孕育元杂剧的金院本，在这一地区也十分流行。现存的金朝平阳侯马董墓中搬演金院本的戏台和戏佣，便是金院本在这一地区流行的历史见证。
有的学者则从演员的角度探索了元杂剧兴盛的原因，元代有许多出色的女演员，如《青楼集》中记载朱帘秀等人，毫无疑问，这些女演员为杂剧艺术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而元代社会的黑暗恰好为杂剧表演提供了大批出色的女演员。元人在战争中到处掠夺妇女，然后拿到人市上出售，使许多妇女被迫从事妓业。经济的凋敝也使大量良家女子走上了出卖色相的道路，如《马可·波罗游记》说“大都营业之妓女，娟好者达两万多人”。从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中挑选色艺双全的演员，当然不是什么问题。
杂剧兴盛原因的讨论，总的来说，还比较肤浅，因为至今还没有将与杂剧兴盛的各种原因都列出来加以系统深入的探讨，这项工作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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