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法治周末特约撰稿邢小利：陕西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兼任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忠实传》一书作者）
写完以鹿子霖的死亡作最后结局的一段，划上表明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把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他从小竹凳上欠起身，移坐到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
1986年，陈忠实44岁。这一年，陈忠实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
这种生命的警钟并不仅仅是在这一年敲响。早在1981年，在他临近40岁的时候，他感觉生命已到中年，就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就考虑着要在文学上寻求一种更大的突破，只有如此，才能不辜负自己。
44岁这一年，生命的警钟再次敲响，而且是那样的强烈。44岁，是生命的正午。生命已过不惑，迫近知天命之年。陈忠实遥望50岁这个年龄大关，内心忽然充满了恐惧。他想：自己从15岁上初中二年级起开始迷恋文学至今，虽然也出过几本书，获过几次奖，但倘若只是如以前那样，发一些中短篇小说，看似红火，但没有一部硬气的能让自己满意也让文坛肯定的大作品，那么，到死的时侯，肯定连一本可以垫棺材、做“枕头”的书也没有！
写《白鹿原》，使的就是这个“豪狠”劲
也是在1986年，37岁的路遥在这一年的夏天，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创作。这一年的11月，广州的《花城》杂志在第六期刊载了这部长篇小说。12月，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
陈忠实与路遥同在陕西省作协大院工作，都是专业作家，路遥的创作情况如果说对陈忠实一点触动都没有，似乎不大可能。但已经44岁的陈忠实，对于文学创作，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对自己来说，也不能视文友们的辉煌成果而感觉压力在顶，心理要平衡，心态要放松。
1985年8月20日至30日，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于延安、榆林召开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陈忠实和路遥、贾平凹、京夫、王宝成等30多位作家和评论家与会。召开这个会议的起因是，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可以参评的长篇小说，自新时期以来，陕西的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出版，所以会议要促进一下。
会议讨论了国内长篇小说的发展状况，深入分析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落后的原因，制定出三五年内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规划。会上，有几位作家当场表态要写长篇小说。
会后，路遥就留在了延安，开始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陈忠实在会上有一个几分钟的简短发言，一是明确表态，尚无写长篇小说的丝毫准备，什么时候写，也没有任何考虑；二是谈了阅读马尔克斯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感受，认为如果把《百年孤独》比作一幅意蕴深厚的油画，那么他迄今为止所有作品顶多只算是不大高明的连环画。
没有想到的是，当陈忠实回到西安写他构思已久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一个若有若无的长篇小说的混沌景象却不断地撞击着他的心。他就此萌发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
1987年8月，陈忠实到长安县查阅《长安县志》和有关党史、文史资料。有一天晚上，他与笔名叫李下叔的《长安报》编辑记者李东济在旅馆，一边喝酒一边闲聊。两人说得投机，陈忠实第一次向外人透露了他创作《白鹿原》的信息。
说到后来，陈忠实谈起自己艰难而又屡屡受挫的创作历程，叹说自己已经是45岁的人了，说一声死还不是一死了之，最愧的是爱了一辈子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死了还没有一块可以垫头的东西呢。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枕头，身旁还要装其他物什，这些东西，有时是由死者生前准备或安排妥当的。
陈忠实说：“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心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但愿哇但愿，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哟！”也就是说，弄不下个像样的、能给自己交待的作品，陈忠实大有死不瞑目的恐惧。
李下叔用“豪狠”来概括陈忠实的气性，陈忠实觉得“豪狠”这个词很得劲，也很对他的心思。他写《白鹿原》，应该说，使的就是这个“豪狠”劲。
“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1988年4月1日，农历戊辰年二月十五目，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了《白鹿原》的第一行字。漫长的《白鹿原》创作开始了。当他在《白鹿原》的草拟本写下第一行字时，他的“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历时4年，1991年深冬，在陈忠实即将跨上50岁这一年的冬天，小说中白鹿原上三代人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了最后的归宿。陈忠实在这4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终于迎来了1949年。白鹿原解放了，书写《白鹿原》故事的陈忠实也终于解放了。这一天是农历辛未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92年1月29日。
写完以鹿子霖的死亡作最后结局的一段，划上表明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把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他从小竹凳上欠起身，移坐到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仿佛从一个漫长而又黑暗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
陈忠实有一个习惯，个别重要的或有创意的作品写成后，会让周围熟悉的文学朋友看一看，把握一下“成色”。《白鹿原》写成后，他复印了一份，手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复印稿他让陕西作协的评论家也是他的朋友李星看一看。
复印稿交给李星之后十来天，估计李星应该看完了，有一天早上，他专程从乡下进城，想听听李星的意见。陕西省作协的家属楼在作协后院，是一座1980年代初建的那种简易楼。陈忠实进入家属院，拐过楼角，正好看见李星在前边走着，手里提着一个装满蔬菜的塑料袋。陈忠实叫了一声：“李星！”李星转过身，看到是陈忠实，却没有说话。陈忠实走到跟前，李星只说了句：“到屋里说。”陈忠实看李星黑着脸，没有平时的笑模样，感觉大事不妙。
李星前头走着，陈忠实后边跟着，从一楼上到顶层五楼的李星家，李星居然一言不发，陈忠实一颗吊着的心此时沉到了底。进了家门，李星先把菜放到厨房，依旧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到他的卧室兼书房，陈忠实又跟着进了门。这时，李星猛然拧过身来，瞪着一双眼睛，一只手狠劲儿地击打着另一只手的掌心，几乎是喊着对陈忠实说：“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李星情绪很激动，也顾不上让陈忠实坐，自顾自地在房子里转着圈边走边发表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看法。陈忠实跟在李星屁股后头，爬上李星家五楼的时候，心先是吊着，后是沉着，等到听了这一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一种巨大的惊喜如潮水般冲击而来，一时倒僵硬在那里，一动不动。李星后来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脑子里只盘旋着那一句最结实的话：“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有这一句就够了，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了。
李星当时还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2010年9月28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周文福等人为拍陈忠实专题电视片采访李星，李星对周文福等人说：“《白鹿原》完稿后，陈忠实请我看，陈忠实后来咋只记住了‘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一句？我当时还说了三个预言。这三个预言后来都实现了。第一个是，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第二个是，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第三个是，《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周文福第二天把这话说给陈忠实，陈忠实呵呵笑着，说，李星好像说过，但当时只深刻地记住了“事情咋叫咱给弄成了”这一句。
当日，在五楼李星家，陈忠实听完李星激动的评说之后，问李星：“稿子呢？”
李星稍微愣了一下，回过神来，说：“稿子传出去了。单位的人、朋友们都在传看哩。现在在谁的手里，我也不知道。”
陈忠实也就没有再多问多说什么，只是心里踏实地离开李星家。
李星的话不仅使陈忠实重新恢复了自信，而且心情变得轻松和愉快起来。现在要等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审稿意见。
后来，接到高贤均对《白鹿原》高度评价的来信后，陈忠实想到了李星，觉得应该把高贤均来信肯定书稿的喜讯，也告诉他的这位朋友。在诗人晓雷的办公室，
陈忠实把高贤均来信的情况和信中大意告诉了李星这一屋子的朋友。李星既为《白鹿原》被出版社看好而高兴，也为自己最先的评判和预见而得意，高兴地说：“看看，我说得怎么样？我早就这么说了么！”在场的路遥说：“忠实应该出一部好长篇了。”
“可以不去养鸡了”
1992年早春，陈忠实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写了信，告诉他《白鹿原》的写作已经完成，修改也将于近期完成，稿子是送到北京还是出版社派人来取，请何启治定夺。
20年前的1973年，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西北片的编辑何启治，在读了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就约陈忠实将之改写为长篇小说。1984年，他又在《当代》杂志第4期编发了陈忠实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初夏》，两人二十年来互相惦记，联系不断。
在等待出版社回音的间隙里，陈忠实开始慢慢地修改《白鹿原》。
《白鹿原》的前途命运如何，陈忠实这时的心中并没有底，或者说，信心并不很足。他在3月7日致好友李下叔的信中这样说：“我还在乡下，长篇到最后的完善工作，尚需一些时日。当然，编辑看后的情况尚难预料，我不乐观，所以也不急迫。正是您说的‘挖祖坟’的题旨，您想想能令人乐观起来吗？”
这个时候的何启治，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他收到陈忠实的信后，交给当时主持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朱盛昌等人传阅。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西北片的编辑是周昌义，但是周昌义1986年在西安拿到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稿子，没有读完就自作主张退掉了《平凡的世界》，从而错失了一次茅盾文学奖作品，有此前车之鉴，周昌义也因故推托。
大家商量后决定派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主管长篇小说书稿)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一起去拿稿。并提醒他们不能轻易表态，不能轻易否定这部长篇小说。
高贤均和洪清波二人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是去成都看作家邓贤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顺便在西安把陈忠实的稿子拿回。
这一天陈忠实说他记得很清楚，是“公历3月25日”，他提着《白鹿原》的手稿赶往城里，在高洪二人所住的房间里，他把近50万字的厚厚一摞手稿交给高洪二人，那一刻，突然有一句话涌到口边：“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但他把这句话硬是咽了下去。他没有因情绪失控而任性。他意识到，这种情绪性的语言会给高、洪造成压力，甚至还不无胁迫的气味，他便打住。从事创作多年，他明白，出版社出书，只看作品的质量，不问其他。
中午，他请二位编辑在金家巷作协后院的家里吃午饭。在饭馆吃饭，陈忠实这时还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夫人王翠英尽其所能，给客人做了一顿头茬韭菜做馅的饺子。两位编辑很随和，连口说饺子好吃。下午，送二位编辑去火车站。天黑时，陈忠实又赶回乡下老屋，先看生病卧床的母亲。母亲说，腿可以动了。陈忠实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由慨叹，在他完成最后一笔文字并交稿的这一天，天灾人祸竟然都来凑热闹了。现在好了，《白鹿原》的手稿由高洪二人带走了，母亲的病也大有转机。陈忠实点了一支烟，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3月底的一天早上，陈忠实按习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突然听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报道。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听了邓小平南巡中关于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讲话，陈忠实感到很振奋，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思想文化的春天也将随着自然界的春天一起到来了，《白鹿原》的出版也有望了。
大约20天之后，陈忠实再次回到城里的家。进门以后，陈忠实按往常的习惯随意问妻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妻子随意地说在沙发上。他过去翻捡了一下，看到一个寄信地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封，不禁一愣。拆开信先看最后的署名，竟然是高贤均！陈忠实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
陈忠实回忆说：“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了起来，噢唷大叫一声，又跌爬在沙发上。”这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难遇到一回的激动时刻，他在另一处是这样回忆的：“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叫了一声还是三声，陈忠实当时肯定并没有数，所以说法不同并不奇怪，他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把在心底憋了很多也很久的块垒一下子倾泄而出，流出眼泪自然也很正常。
陈忠实后来回忆说，“让我震惊到跃起又吼喊的关键，是他对《白》的概括性评价。他的评价之好之高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笔者认为，高贤均这封信非常重要，这是对《白鹿原》的第一个评价。笔者曾向陈忠实说想看这封信。陈忠实说他找找，过了几天，说没有找到。笔者不好再催，只是觉得遗憾。有一天，忽然看到了《当代》编辑周昌义的一个长篇对话，其中引用了高贤均当年读了《白鹿原》手稿后的一个评价，话是这样说的：
老周：其实，《白鹿原》手稿复印件递到清波和小高手上的时候，好运就开始了。他们在火车上就开始翻，到了成都，在和邓贤谈《中国知青梦》的间隙，就把稿子看完了。还没回北京，感受就传回来了。
小王：怎么说的？
老周：开天辟地！
“开天辟地！”这是高贤均读了《白鹿原》手稿后传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评价，四个字，却有千均之力。想来高贤均写给陈忠实的信，基本上也是这个调子，难怪陈忠实读信之后在沙发上又是跃又是伏的，又是吼又是叫的。陈忠实难得有这样的性情表现。这里，既有类似十年寒窗苦一朝登金榜一样的欣喜若狂，也有千里马遇到了伯乐、俞伯牙遇到了钟子期那样的欣慰。
陈忠实在平静下来之后，对妻子王翠英说：“可以不去养鸡了”(在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其妻曾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忠实说：“我就去养鸡。”编者注，详见邢小利著《陈忠实传》)。
随后，陈忠实又收到了何启治的来信，信中充满了一个职业编辑遇到百年等一回的好稿子之后的那种兴奋和喜悦。何启治强调，作品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中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因此，出版社一致认为应该给这部作品以最高的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93年6月，《白鹿原》单行本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数是14850册。这是一个有整有零的数字。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文学市场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在事后看来，还是显得相当保守。
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文学市场情况。当时的文学市场总体上相当萧条，小说作为最贴近大众的一种文学体裁，市场景况也相当冷落。作家甚至是名作家的小说集征订数很少甚至没有征订数是很正常的情况，长篇小说相较于中短篇小说集，市场可能略微好一些，但总体上也是很不景气。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第一部1986年12月出版，印数是19400册，到了1988年4月第二部出版时，印数平装本只有9100册，精装本印了895册，总共不到一万册。所以，《白鹿原》能印14850册，陈忠实已经很高兴了，而出版社则认为还多少冒了一些风险。据《当代》杂志编辑周昌义说，《白鹿原》在新华书店第一次征订的数量只有800册，数量如此之少，但还是大胆地印了14850册。
持续20年的火与热
令陈忠实惊喜而令出版社意外的是，《白鹿原》的销售异常火爆。
《白鹿原》在《当代》刊出后，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轰动。据何启治回忆，音乐家瞿希贤的女儿在法国学美术，她在《当代》上看到《白鹿原》上半部之后，委托父亲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屠岸，寻找《白鹿原》的下半部。1994年秋天，画家范在法国巴黎读了《白鹿原》，“感极悲生，不能自已，夜半披衣吟成七律一首”，称《白鹿原》为“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
《白鹿原》第一次印刷的书还没有印出来，西安新华书店就从文学界的大量好评中嗅到了商机。书店找到了陈忠实，让他在西安北大街图书市场签名售书，书店自己开卡车到北京堵在印刷厂门口，等着拉书。签售当天是一个大热天，早上8点，签售开始。陈忠实到现场的时候，读者排出了一里多长的队伍。陈忠实第一回遇到这种场面，很兴奋，坐在那里没动，一直签到下午一点多，四五个小时连头都不抬，只写他的名字。
《白鹿原》于1993年7月在西安首次发行销售，十天后盗版书就摆在了书摊报亭里。人民文学出版社手忙脚乱地加印，6月第一次印刷，到了11月，已连印7次，半年内印了大约50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顺林当时在策划部，他记得，第一次印的14850册还没有全部印出来，全国各地追加的数量就开始大幅增加，印刷厂就连着印，“批发商在甜水园等着提货，每送去一批，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白鹿原》出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同时联播，在读者和文学界迅即引起巨大反响。
《白鹿原》以及其他几位陕西作家长篇小说在京城的相继出版，一时构成了媒体上称之为“陕军东征”的现象，而媒体上关于“陕军东征”的报道和宣传，也给包括《白鹿原》在内的几部陕西作家作品的热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早在媒体上公开使用“陕军东征”一语的是《光明日报》编辑记者韩小蕙。韩小蕙经过阅读和采访，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文章《“陕军东征”火爆京城》，于5月2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二版头条位置，介绍了陕西几部长篇小说引起轰动的经过和作家创作的一些内情。很快，《陕西日报》也转载了该文。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由于《白鹿原》等作品的热销即所谓的“陕军东征”竟引发了长篇小说的出版和阅读热潮，这个热潮后来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周昌义后来有一段话，说到了这个热潮对于后来文学市场的影响，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白鹿原》当年的火爆和威力：“出版社出书，第一看市场，第二才看好歹。《尘埃落定》遭遇退稿的时间，应该是1995、1996、1997那几年。还记得不？《废都》和《白鹿原》及陕军东征是在1993年。那以后，长篇小说有了赚钱的可能。但对于大多数作品来说，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绝大多数作家，还只能自费出书。还有，《废都》和《白鹿原》开拓的纯文学市场，只适用于《国画》和《沧浪之水》这一类紧贴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不适用于现代主义先锋们。《白鹿原》对于火爆了近十年的现代主义先锋们其实是丧钟，那以后，一切不能以正常人的思维和正常人的口气讲故事的这主义那主义都被正常人视为‘神经’，开始了永无休止的盘跌。97年前后，恰恰是他们最凄凉的时候，坚持跟他们一起‘神经’的期刊都开始了跟他们一起凄凉的绝路……”
陈忠实后来说：“回首往事我唯一值得告慰的就是：在我人生精力最好、思维最敏捷、最活跃的阶段，完成了一部思考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和命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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