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笔者之前因为家中事务繁多，所以没有能够及时更新，在这里先给读者朋友说一声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在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我本人着重将解读历史的视角放在那些个被人淡忘的历史人物身上，试图将他们人生的起起伏伏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沉沦连接在一起，想要从中寻得一些启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后人不忘却前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亡所做出的努力。与其用 ”靖康耻，尤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这样略带愤懑之情的话语来警示后人，不如用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 来让诸位后来者铭记于心。要用理性去化解偏执，要用坚韧不拔去取代一腔热血，要用科学精神去消除狭隘的意识形态。
图为汉阳铁厂
（一）太平天国的覆灭
同治元年5月（1862年），湘军主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精锐直捣太平天国的心脏—— 天京（也就是现南京），不久后就包围了这座人口众多的南中国政治&经济中心。洪秀全见状，心急如焚，连忙派遣其弟洪仁玕外出催促各地诸王回援天京，以求解除包围。然而事实没有像洪秀全预料的那样子发展，各地诸王在接到命令之后，很多都熟视无睹，甚至心怀鬼胎，对于进京勤王的命令没有贯彻执行下去。这不得不提到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本人胡乱封王的这一滥政。正是由于他个人的随心所欲，导致后期太平军诸王互不相服，明争暗斗，早早就把他们所谓的抗清大业抛诸于脑后，只注重于眼前的蝇营狗苟。
两年后，也就是同治三年（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享年50岁。一个多月后，也就是同年的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湘军涌入城中，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溃散的太平军将士展开了屠杀，城中惨状可参考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能靜居日記》：
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
据有关资料统计，死于湘军的那次大屠杀中的老百姓，可能多达20-30万人，堪称是湘军版的“南京大屠杀”。由洪仁玕、黄文金护送出逃的幼天王洪天贵福不久后在江西被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慈禧太后下令凌迟处死，实年仅十四岁，是有史以来凌迟死刑纪录中最年幼者。这场如风卷残云般席卷南中国十余年的农民暴乱，居然是以此等方式终结，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不幸的是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创伤，东南半壁的人力与物力资源都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损耗，很多繁荣的城镇都毁于战火之中，更不要说是那些名胜古迹了。万幸的是这些叛乱者总算是被消灭了，社会秩序恢复了稳定，而由湖湘士子集团集团所引导的洋务运动也得以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下展开了。
图为太平天国三河镇古城墙
（二）两害相权取其轻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人就提出了以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方法来拯救清帝国垂危的统治，只不过这些提议被当时朝中的顽固派所抵制，以至于庸庸碌碌20余年无所得，时局依旧危如累卵。1860年，清廷在面对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双重的压力下，终于向现实妥协，将 “师夷长技以制夷” 重新提上日程。不过这一举动，是在经历了4年（1856-1860）的酝酿讨论之后，才付诸于实践中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师夷长技” 的实施对象并不是所谓的 “夷”， 而是自己国内的农民阶层。也就是说，“师夷长技以制夷” 是靠着镇压农民起义而被启动的，与其抵御外侮的初衷 （制夷）是有些相悖的。小标题中的两害相权取其轻, 就是源于此处。在面对国内外双重压力下，安内而后攘外成了绝大多数士大夫阶层的共识。怎么样才能够尽快地结束国内的动乱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工业化和改革旧式军队。
1860年，清王朝所面临的局势可谓是内外交困，国内太平军进兵沪杭、捻军驰骋于广阔的黄淮平原，国外英法联军兵临京津要地。同年8月21日，大沽口炮台失守；9月21日，僧格林沁所率的蒙古骑兵在八里桥被英法联军击败；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将圆明园抢夺一空后，一把火烧掉了这座拥有无与伦比艺术价值的皇家园林。也就是在10月24日和10月25日，以恭亲王奕訢为谈判代表的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根据《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1卷，17页中记载，奕訢对那时的情景有以下几句的描述：
“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故不得不权益办理。”
由此可见，在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惨痛教训后，清政府的统治阶层已经向洋人倾斜，想借着对外妥协的办法将国内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而达到这目的主要途径，便是学习西洋科学技术、改进原本的生产体系、改革旧式军队，先安内自强而后制英法。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的展开虽然是带有 “制夷” 的目的，但是却是站在太平天国的对立面而发生的，而不是站在外国资本的对立面而展开的。它的目的在于先安内，而后攘外。主次不能颠倒，事件的发展是有自身的一套逻辑顺序的。
图为恭亲王奕訢
(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洋务运动的展开，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催发而成。它既有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面，也有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的一面。而其展开的标志，又以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的成立最为显要。这个新成立的政府部门是根据奕訢、文祥、桂良等所上的 “通筹夷务全局折” 六条章程中的首条 “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 所建立的。其功能虽以通商为为主要任务，但亦包办一切涉外事务。至此，以前专职处理 “夷务” 的理藩院的职能便逐渐开始退化，最终被总理衙门所取代。同时，恭亲王奕訢作为首席总理大臣也走向了权力的中心，成为了洋务派的领袖，一时间权倾朝野。这个被人称为 “鬼子六” 的恭亲王，开始了属于满清皇族的自我救赎。
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总理衙门是一个与军机处同级的最高行政机构，兼有管理商务、外交、教育、关税财政、军事情报等权力。到了后期，其权力更是到了职能部门的巅峰。它主要的活动内容在于 “自强”，那么如何才能自强呢？ 那便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而后循序渐进，发展属于自己的近代民族工业与企业。因此，奕訢等洋务派领袖在 “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对旧式军队的改革。首先从1861年北京的神机营开始，而后慢慢扩散至湘军、淮军和各省兵营的。与此同时，练兵所带来武器装备的革新，又间接地推进了整个国家工业基础的发展。1861年曾国藩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设立上海洋炮局，1864年建立江南制造局，1866年设立福建马尾造船厂。这一系列制造局、船厂的诞生，都离不开总理衙门在背后的鼎力支持。
图为金陵制造局
此外，总理衙门对本国科技人才的培养也是异常重视的。虽然奕訢等人赞同购买洋枪洋炮，聘请洋人为器械设备的导师，但却丝毫没有放松对本国知识分子的要求。他们曾计划着让翰林进士五品以下的官员学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建立天文算学馆，培养后续人才。奕訢甚至在1865年就与李鸿章秘密商议，派遣八旗兵赴海外学习机器制造技术之事。虽然这件事直到1871年第一批留美幼童才得以实现，但好歹也算是尽职尽责了。至于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矿业、纺织等新兴民族企业的创办，总理衙门也是积极支持，帮着筹措经费、购置设备、以及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只不过这些计划都受到朝廷内顽固派的抗衡，所以执行起来异常的艰难。
综合以上所述，总理衙门的创办以及所发挥的作用，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它虽然没有能够让改革向顶端的政治三角区迈进，也无法对全局起到根本性的逆转作用，但却是以往有识之士们挣扎的一个缩影。对于我们后辈来说，继承他们的遗志，吸取他们的教训，在当下的这种混乱的局势下显得尤为重要。百姓强则国强，百姓开民智则文明必有复兴的那一天。
图为留美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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