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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的论断，由于幸运而得到君权的新君主要保持其地位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的政权基础非常脆弱，他所依赖的靠山毫不稳定，变化无常，他没有拥有对自己忠诚的武力，而且他从前一直是过着平民生活，缺乏行政经验，不懂怎样发号施令。
总之，这类君主除非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他不可能长久保持他的地位。
1、在位40年的宋理宗有多奇？出乎意料的是，宋朝这位由于幸运而得到皇位的理宗皇帝，克服了重重困难，静观世变，苦心经营，保住了他的地位。
更引人深思的是，他不仅保持了他的地位，而且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与北宋另一位皇帝宋仁宗统治时间几乎一样长。
宋朝国祚凡三百二十年(960一1279)，共有十八位皇帝，其在位时间占了12.5%！单从这一点来说，他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人物。
在宋朝皇帝当中，统治时间最长的是北宋的仁宗和南宋的理宗。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3一1063)，共用了九个年号（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仁宗在位时期是宋朝国势兴盛的黄金时代。
理宗在位四十年(1225一1264)，共用了八个年号（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开庆、景定)，理宗在位时期南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他曾经立志中兴宋室，进行了一番“更化”，鼎故革新，以延宋祚。然而，他最终没有让百病缠身的南宋王朝强大起来，无可奈何花落去，赵宋王朝江河日下，难以摆脱其衰亡的命运。从个人命运来看，理宗无疑是历史上一位非常幸运的天子。
这一点绝非笔者附会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故作玄妙之论，其实他的幸运早已引起前人的注意，元朝人就曾指出：
“吁，宋一代家法最正，诸后最贤，传授最明。至宁宗之末，杨后、弥远之恶，济邸之死，理宗之立，而后所谓家法之正、后德之贤，遂扫地矣。使潘壬、潘丙之谋成，则弥远将何所容其身哉！然理宗之立，犹能撑拄五十年而后亡，不可谓非幸也。”
理宗在位四十年，这里所言“撑拄五十年而后亡”是指自理宗即位(1225)至南宋首都临安被元军占领(1276)，其间实有五十一年时间。
南宋末年这五十一年，理宗统治时间占四十年，宋度宗在位十年，恭帝在位一年左右。理宗在位之时，南宋衰亡之势已经形成，他之所以能“撑住”，确有幸运的成份。
不过，如果把其统治长久的原因全归于幸运，这样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这段历史，我们不可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
2、宋理宗凭啥能在位40年？理宗统治时期治道设施也确有可称道的，不可一笔抹杀他的“中兴宋室”的努力。正如明代李贽所言：“理宗是个得失相半之主。”
理宗享国久长必有其内在原因，他的统治也必定有成功方面。人们往往偏重于责难他的错误及作恶的行为，而很少注意他的合理及成功的举措，因而不免导致对他的片面评价。
其实，王夫之在《宋论》中曾有较公允的论断：
“理宗无君人之才，而犹有君人之度”，理宗有宽宏的度量，而能力不足以力挽狂澜。即使就能力而论，与南宋的诸位皇帝相比，理宗仍然算是中才，比高宗、孝宗不足，而比光宗、宁宗、度宗有余。
关于理宗的能力高下及统治的得失，胡昭曦曾从理宗的“能”与“庸”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理宗“能”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1）策略：“渊默”韬晦。
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逝世，理宗继位，此后到绍定六年(1233)丞相史弥远病逝共九年多时间，都是史弥远独相擅权时期，这段时间内，理宗受制于史弥远，听任其擅权，“于万机谦逊无所预”，没有自己独立的建树，正如黄震所概括的，宋理宗“委旧辅史弥远，渊默十年无为”。
宋理宗对朝政深深地沉默达十年之久，确乎惊人！仔细考察，这种“渊默”乃是理宗自觉的韬晦行为，是他的一种策略，反映出理宗心计甚深，而目的是巩固自己的皇位。
（2）谋略：崇倡理学。
理宗之所以崇尚理学，是当时理学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也是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也可以看作是理宗的一种谋略。
理宗出身宗室远族，由于史弥远的矫诏拥立而成为皇帝，名不正言不顺，统治基础非常不牢固，声誉也不好，理宗上台后，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就要想办法收拾人心，争取理学群体的支持。这种用崇倡理学来笼络人心，稳定政局的谋略，史弥远行之有效，宋理宗也从中受益。
宋理宗崇倡理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将理学列为“正学之宗”；拔用理学名士；把理学树为官学。崇倡理学的谋略起到了收拾人心、稳定政局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理宗并非无能之君。
（3）才略：“端平更化”。
宋理宗的变革贯穿于端平、嘉熙、淳祐年间(1234一1252)，历时近二十年。他在拔贤黜佞、崇倡理学、部署抗蒙、整顿财政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效果。
“端平更化”的进行，表明宋理宗有变革弊政、“中兴”之志，从“更化”取得的部分成效来看，宋理宗是具有较强的治理朝政的能力的，表现了宋理宗的才略。
从上述三方面来看，宋理宗“渊默十年”是一种策略，崇倡理学是一种谋略，“端平更化”则表现出他的才略。南宋得以延缓灭亡，宋理宗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宋理宗是一位具有一定能力和有所作为的皇帝。
3、宋理宗在位40年有多昏庸?理宗“庸”的方面，主要表现在：
（1）随着时局的危机加深和年事的增高，他到淳祐末期就开始失去“端平更化”的励精图治的锐气，到他五十岁（宝祐元年，1253)以后就更加明显。
宝祐、开庆、景定时期，理宗贪欲怠政的问题日益突出。从宝祐元年(1253)到景定五年(1264)的十年间，理宗贪图享乐，骄奢淫逸，阎妃特宠骄横；宦官董宋臣居中用事；丞相丁大全广植私党，弄权乱政，政由贿成，打击排挤良相董槐；近幸马天骥也投理宗所好，胡作非为；宠信女冠吴知古，浊乱朝纲。
因而，朝政大坏，有人在朝堂门上写道“阎、马、丁、当，国势将亡”，以此直斥阎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之流挟君误国之罪。
（2）宋理宗晚年变得非常自私、顽固、专横、疑心重，朝中大臣几乎没人能让他满意、信得过的，尤其董槐、吴潜这样正直、不善于讨好他的大臣，就遭到他的厌弃。
宝祐时期，重用奸相丁大全，景定时期又委政于贾似道。理宗统治后期起用外戚贾似道是理宗昏庸的一个重要表现。
（3）理宗的另一个昏庸之处表现在确定皇位继承人时选择了低能儿、自己的侄子赵禥，在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形势下，把皇权交给一个低能儿，是一种不负责的行为，也是极端自私的行为。
而且因为在立太子问题上，与丞相吴潜意见不合，而将吴潜流放，以致贬死他乡。他给度宗留下了一个权相贾似道专政的局面。
“权在奸臣，则帝不胜相。”度宗完全成为一个傀儡。而贾似道又热衷于湖山歌舞，虽有几份才能，但用心于揽权，不勤于朝政。这是导致南宋迅速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4、宋理宗之“理”综观宋理宗一生的作为，影响最大且最具特色者要数政治上的“端平更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崇尚理学。而这两者当中，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又要数崇尚理学一节。
宋代理学到南宋中叶，朱熹已集大成，构建起严密博大的理论体系，但在朱熹生前理学未实现官学化。宋理宗“主张正理”，将理学树为官学。
就理宗的政治目的而言，他崇尚理学是为了收拾人心、改善政风、士风、维护和延续统治，“丕阐正学，图为久安长治之计”。不过，凡事有一时的利害，也有长远的利害。
自理宗时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历元、明、清迄于近代，统治中国思想界六七百年，影响既深且远。可以这么说：
在中国的政治史上，理宗时代无疑是比较黑暗的，但在思想史上，却有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程朱理学在理宗皇权的干预下由民间学术走上官学地位，为唐中叶以来儒家争正统的努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理宗逝世后，朝臣鉴于其对理学的贡献，认为他“有功于是理”，议定庙号为“理”，理宗与理学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理宗享用了宋代理学家生产的精神食粮，大摆理学思想的盛筵，成为他巩固统治的一种得意的谋略。
面对这场“思想御宴”，理宗并非饥不择食，全盘吸收，而是取其所好，弃其所恶，是一个“挑食”的主子，导致他的理学思想“营养不良”，空言多，而实政少，“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
言不顾行，理论不能联系实际，没有发挥出理学应有的积极作用，也没有很好地发挥当时理学之士的积极作用，像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杜范、董槐、吴潜、文天祥等人，都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有的还遭到打压、疏远、流放，甚至含冤而死。
所以，理宗崇尚理学主要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他喜好理学正如叶公好龙，并不喜真龙，对于死去的理学家抬得很高，对于当朝的理学家则将信将疑。推崇理学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是理宗崇尚理学的一个特点，他在表彰理学的同时，其实也在消蚀着理学的精粹。
世人看到的是一种变味了的理学和理学之士，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责难给刚刚走上统治思想地位的理学带来了不良的社会声誉。
明人姚允明《史书》中说：
“名尊道学者，君莫若理度。及行诸事，则非乱不袭，解说何当圣贤之实乎？不惟其行，惟其言，有国者之所大恶也。君蹈之，政之衰；臣习之，国必弱。夫所恶江左清谈者，空虚之论不可行也。圣言而行狂，犹虚空也。”
从这个意义上说，说理宗空谈性理误国也是有道理的。我们并不是说理学一定误国，而是说理宗空谈性理而不践履理学的真精神，不仅误了国，也误了理学。这是我们在认可理宗对理学的贡献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的一个问题。王夫之说过：“理宗之为理也末矣。”
理宗的思想和做法不能和同时代的理学划等号，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代表理学的真精神。然而，如果我们承认程朱理学在那个时代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话，那么理宗尊崇理学并使之成为正统思想的行为，就应当得到肯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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