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天真得像孩子。
有时得知某个孩子和他们夭折的孩子是同年出生时，周恩来也会颇有感慨地和邓颖超说，我到上海参加领导三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你在广州难产，我们的孩子夭折了。我如果不离开广州，我们的孩子可能活下来了。
在这种时候，邓颖超总是内疚地说：我不该背着你打掉第一胎。那时我才21岁，年纪轻，看着广州革命形势好，你忙我也忙，就开了点中药打了胎。
但这种父母思儿之情，一瞬就过去了。他们以父母慈爱之心，去关心、爱护革命的后代。
所以，当周恩来的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时，周恩来反驳说：“谁说没有？我们有10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生长得顶不错嘛！”
这10个孩子是谁？或许这数字只是一种泛指，可以不必考证，但他们抚养革命后代的故事，却早在革命队伍中流传。
1937年，16岁的孙维世和大哥孙泱一起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她，又觉得她年龄太小，没有同意她的要求。
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为周恩来遇见。周恩来看到她哭得伤心，立即查问原因，才知道她是老战友孙炳文的女儿，于是马上把她带进办事处，端详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机灵孩子，连连叫着她的名字。
（周恩来、邓颖超与孙维世（中）在一起）
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派人把她送到了延安，并写信给她的妈妈任锐说，他们愿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女儿。此后，他们所给予孙维世的关怀，远比父母所能给予的多。
参加南昌起义的二十五师党代表李硕勋是在1931年被捕遇难的，烈士的夫人赵君陶（赵世炎的胞妹）那时也带着孩子李鹏东躲西藏。
直到1939年，周恩来、邓颖超得知李鹏住在成都的亲戚家中后，把他接到重庆，后又送到延安学习。从那以后，周恩来、邓颖超每回到延安时，都关心他的学习、思想与生活。
1945年11月，李鹏被分配到前方工作，那时他已入党。当他去向“周伯伯、邓妈妈”告别时，周恩来对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要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烈那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邓颖超也勉励他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还将宋庆龄送给他们的丝棉被转送给李鹏，而他们自己床上摆的仍是两条洗得发白的普通战士用的旧棉被。
1983年6月，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已八十高龄的邓颖超还专门到他办公室谆谆嘱咐：“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其他如蔡和森的孩子蔡博，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等，都是周恩来、邓颖超将他们找到并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始终给予关怀的。
不仅革命烈士的子女，凡是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小鬼，都曾感受过他们慈父慈母般的亲切关怀。
（周恩来和邓颖超）
1963年1月31日，周恩来曾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并说这次拜访“实现了八年前的愿望”。周恩来一边亲切地同周瘦老交谈，询问他的盆景园艺技术，了解他的创作情况，鼓励他“写出好作品来”！一边抱起了周瘦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
周瘦鹃见到此情此景，忽然老泪盈眶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
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这就是周恩来的胸襟，这也是邓颖超的胸襟，这也是他们共同的家庭观。
作为家庭，总有一些亲朋故旧，总有一些应酬，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不例外。他们对亲友在政治上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对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总是慷慨援助。
周恩来一生公私分明，从不假公济私。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讲，他们自己的生活非常俭朴，家庭的经济支出，比较多地用在以下四个方面：抚育培养烈士后代；补助有困难的同志；资助亲属；支付来开会同志（包括外地来的）的就餐费。
邓颖超有一次说：“对恩来的家属，生活上有困难的，我们从经济上接济他们，最初占我们两人工资的三分之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解决，实际上增加了组织上的负担。我们自己解决了，就是替社会承担了一部分责任，恩来逝世后，我还负担着。”
这就是他们的家庭。这个社会组织的细胞，已完全同党的事业、同国家、同社会融为一体。这是一个伟大的、忘私无我的革命家庭。
选摘自《周恩来家世》李海文 主编，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周氏家族史全面、权威的渊源考，作者以权威的资料、详尽的史实，由点及线，由线到面，全面、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了周恩来的家族史，并以周恩来个人家族史的兴衰为参照，展现了大时代下中国家族的发展与兴衰。
从这本书中，不仅可以了解周恩来的家族文化对其的影响、熏陶，也能窥见整个中华民族家族文化的发展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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