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外国语文研究
作者简介
李洁，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生，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安东尼• 皮姆，墨尔本大学翻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翻译理论、跨文化交际等。
内容摘要：国际知名翻译学家安东尼 • 皮姆（Anthony Pym）教授强调译者是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协调者，信任是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在访谈中，皮姆教授综合谈论了翻译过程中的信任与风险问题。他先谈及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的不足，然后重点阐述他在翻译实践和教学中如何从社会学视域研究译者的信任与风险应对策略。访谈内容还涉及风险分析与管理、机器翻译、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皮姆教授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去应对风险从而赢得客户的信任。希望该访谈对翻译社会学中译者信任与风险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翻译过程；信任；风险；安东尼 • 皮姆
引言
安东尼• 皮姆（Anthony Pym）是翻译学与跨文化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国际知名专家，他是最早将翻译研究从文本转向人的翻译研究的学者之一。皮姆教授的学术成就颇为显赫，已出版专著、合著和编著共计 28 部，发表翻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论文 200 余篇。皮姆教授对国际翻译学科的前沿动态把握敏锐，是国际翻译学研究前沿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影响较广的代表作为《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该书于 1998 年首次出版、2006 年再版、2014 年又版，为翻译史学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黄勤根据文献计量学分析研究，发现“2014 年到 2018 年间皮姆教授在国际上年发文数量最多，被引次数高达 276 次，是同期国际翻译研究最高产的学者 ”（Huang& Liu 47）。
访谈内容
2019 年 11 月，皮姆教授受邀在华中师范大学进行讲座，笔者有幸对其进行访谈。访谈中，皮姆教授就翻译过程中译者面临的信任与风险应对策略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以下是经过皮姆教授审核原文文稿之后整理翻译的访谈内容，涉及到翻译过程中的风险与信任议题，希望能够对国内相关的翻译研究有所帮助。
李洁（以下简称“李”）: 您好，皮姆教授，非常荣幸能访谈您 ! 您是位享誉世界的翻译研究专家，您也研究了一些翻译理论，传统语言学和翻译理论有很多，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传统理论呢？
安东尼 • 皮姆（以下简称“皮姆”）：翻译研究实际上是从对等概念开始的，对等理论的前提是文本有且只有一个意思。但通常一个文本可以有多重解释，文学文本也不例外。阐释学认为无论多么复杂的文本都可以被解释，对于文本的不同解释没有对错，因为文本在本质上允许读者对其进行不同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伟大的经典著作通常会有不同的译本，而且每位译者对同一文本的解释不尽相同。虽然一些中国的经典作品被翻译成多种不同的英文版本，但这些译文都可以是正确的。如果存在意义对等，那这种现象怎么可能产生呢？其实问题出自文本本身，德国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汉斯 • 弗米尔（Hans J. Vermeer）认为，文本就像火柴，经过摩擦能产生火花。文本本身没有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读者，文本才有了意义，读者各不相同，译者亦然。所以我认为对等理论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且行不通了，并且很多人指出对等理论无法应对具有多重解释的文本。
下面我们将视角转向弗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是希腊语词汇，意为 “ 目的 ”。简言之，目的论认为译者的翻译方式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在这里，目的指的是翻译目的。如果我翻译是为了让人们购买产品，我会按照这个目的去翻译；如果是为了让人们了解这篇文章的语言构造，我会逐字翻译。翻译的方法太多，因目的而异。文本之所以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译文，那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读者和客户，即有着不同的目的。目的论解决了对等理论存在的部分问，对于支持对等理论的人而言，他们认为对等理论很好，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达到对等。但是，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会根据翻译的目的进行增译或减译，以及做一些其它的处理。解构主义认为，语言没有固定的意义，没有超验所指，语言具有多意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使用语言时，我们总是在追求近似（approximation），因为我们所表达的和想要表达的内容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对等理论是理想化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目的论亦是如此。生活中，我们的行为很少只受一个目的约束，大多数翻译活动都有许多不同的目的， 而其中之一就是得到翻译酬劳。所以目的是本质主义，而本质主义意味着它假装是封闭的和静态的，而实际上我们生活中的目的是动态的和多重的，就像意义本身一样。因此，我认为目的论在这方面也同样具有缺陷。
作为一个翻译实践者， 多年来我已经意识到我经常面临语言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不确定 ” 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表达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意思。自爱因斯坦以来，不确定性一直是科学的一个特征。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是量子力学的产物，但它却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虽然语言具有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研究为什么人们对于同一文本有不同解释的现象，但这并不能在翻译过程中帮助我决定该如何去翻译。面对一个翻译问题，我既可以用这种方法处理，也可以用那种方法处理，到底选择哪个方法呢？然而，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 译员通常能够很快做出决定。既然语言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译员可以自由选择方案， 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语言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帮助译员做出具体的翻译策略决定， 所以我认为不确定性理论也有不足。
李：既然您认为几个传统的西方翻译理论有所不足，那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在翻译问题研究中的新视角吗？
皮姆：无论是对等理论、目的论还是语言的不确定性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于是我开始寻找其它的方法来探讨翻译，即从风险和信任视角考察翻译过程。长期以来， 大家都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强调功能重于形式、强调翻译的目的性。然而，据我所知， 现有的这些翻译理论没有一个试图分析风险的具体作用。显然，翻译理论还没有看到风险分析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思维能力。在这里，我们将试着指出大致的方向。
假设你正在翻译一份出生证明，证明文件上有出生人的姓名、出生日期、父母的姓名、助产士的姓名及报告填写人的姓名。现在，如果要你在翻译时只能犯一个错误， 你会在哪里出错呢 ? 虽然所有的成分在词性上一样，但它们的功能绝不相同。如果在出生人姓名或出生日期上出错，将带来灾难性后果。而助产士或报告填写人的姓名出错， 往往不会影响译文，依然能够成功发挥作用。所有错误广义上都被认为是风险：一些是高风险（在本例中是出生人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其他为低风险（助产士和报告填写人的名字）。该例源自罗伯托 • 马约拉尔• 阿森西奥（Roberto Mayoral Asensio）的《公文翻译》（Translating Official Documents）一书。书中讲到翻译巴基斯坦移民到西班牙的官方文件中，接收来自巴基斯移民的当局（即西班牙警方）需要知道孩子父亲和母亲的名字，但无需知道助产士的名字。而巴基斯坦出生证明上却只写着父亲和助产士的名字，没有母亲的名字，这点很奇怪。译员在翻译这份文件时该怎么办？答案是加上母亲的名字。
巴基斯坦签发出生证明的机构并不关心助产士是谁，因而在助产士信息一栏都被填上乌尔都语 “ 助产士 ”（音译为 “ 马莎瓦 ”）作为所有助产士的名字，这就导致移民到西班牙的五千名巴基斯坦人看起来都是由这位叫 “ 马莎瓦 ” 女士接生的。出生证明上三个人名都是名词短语，虽然它们在语言学层面上地位相同，但它们的功能截然不同。译者可能会犯错误，第一个是弄错出生者的姓名，这是高风险错误，因为姓名一旦出错， 其它信息都无法对上号。第二个是弄错助产士的姓名，这是低风险错误。因为如果此处出错，西班牙警方最多可能知道没有叫马莎瓦的这个人。所谓风险就是有可能没有达到翻译目的。助产士的名字是一个低风险成分，因为翻译出生证明的目的不受助产士身份的影响。出生日期是则高风险成分，因为它区分了同名同姓的人，并被移民和公民身份认证机构用来归档和检索公民身份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机构是唯一赋予翻译目的的机构。
我们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到三个教训：一、一些成分是高风险的，一些是低风险的，但大多数都处于高低风险之间，这种风险本质上不一定仅仅是语言层面的风险。二、为了确定这些相对风险，译员必须分析其翻译要达到的目的。三、在翻译时，译者应该在高风险上投入更多精力，在低风险上不要过度努力。
李：谢谢皮姆教授，您刚才的风险分析视角非常独特和新颖，那么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员应该如何进行风险分析呢？
皮姆：我在翻译课上要求学生将一句话从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用于我们大学招生的网站。学生的译文是 “Foreign students will need to convalidar or homologartheir first degree.”。译文中保留了两个西班牙语单词，这两个词如何用英语表达？虽然字典给出了五到六个候选译文，但我的学生更聪明：他们只花了几秒钟在谷歌上找到了一些平行文本（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些英语国家大学官方网站），他们通过比较想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翻译方法 :accreditation plus cognates（认证加上同源词）。因此，最终的译文是 “Foreign students will need to seek accreditation of their first degree.”
毫无疑问，译文还存在一些问题。西班牙语原文有两个词语，译文却只用了一个英语词语代替。但在美国，“accreditation”（认证）不是指学位认证，而是对颁发学位的机构进行认证。而西班牙语指的是为学生的学位或文凭等进行认证。译文 “seek accreditation”（获得认证）可能并不完美，但它至少有某种类似的功能，一定会引导读者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低风险选择。同样，如果担心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对不同文化的解读，译员可决定保留西班牙语术语。那将是另一个低努力、低风险的选择，因为译员没有说谎，读者可以自己去发现术语的含义。另外，删减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方法，尤其是在低风险的情况下。然而，就这个案例而言，省略不译可能是高风险的选择。因为，如果大批外国学生没有携带必要的学位认证文件到西班牙， 他们可能会遭到移民当局的遣返。
因此，我们确定了三种可能的低成本解决方案。其中两个是低风险的，一个是高风险的。从逻辑上讲，译员要么选择一种低风险方案（或者更好，将它们结合起来），要么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如果选择后者，译员应该去寻找更多关于翻译目的的信息。为了证明在研究这个问题上付出额外的努力是合理的，译员就必须知道风险有多高。只有在高风险的时候才投入更多的精力，低风险时则投入较少的精力。翻译初学者认为文本中的一切都很重要，于是紧抠词语和句法。然而当他们一旦熟悉翻译后，便会意识到语言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工具。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碰到问题和困难时，译员有时需要停下进行沟通。我们曾做过一个比较新手译员和资深译员的实验，实际上有很多类似的实验，但这些实验有一个共同点：新手译员和资深译员在精力分配上存在较大差异。新手译员碰到一个不会翻译的词时会花大量时间去研究文本的字词翻译。资深译员虽然翻译速度快，但碰到问题后也会停下来与客户或读者进行沟通和确认。新手抱怨看不懂这些单词，因为在字典里查不到。资深译员则会给客户打电话，确认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这些话语。从这点可以看出认知能力和认知策略对于资深译员来说更加多样化，工作量和精力分配也更加灵活。
李：您刚才举到的教学实例让我们对翻译过程中的风险分析有了一定的了解。译员在翻译过程中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译员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皮姆：风险是商业、经济和数学中的一个大话题，但我在这里简化了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总结为三种基本态度：风险规避 (risk aversion)、风险转移 (risk transfer) 和承担风险 (risk taking)。不愿冒险的译员可以选择规避风险，虽然在常规翻译中不必特意承担风险，但可以转移风险。例如，与客户进行核实或者参考以前的译文， 又或者查一下词汇表。如果为政府翻译一篇文章，就要参考相关术语的官方英文翻译。即使官方译文不好，那么也请你采纳，因为这样你就将风险转移了。虽然译文可能是错的，但终究不是译员的错。如果有人责问，译员可以解释称是参考了官方译文的结果。使用中性语言或者概括是规避风险的一个翻译方法。如果你不知道某物是什么，可以找到它的词类然后翻译。打个比方，“armchair” 是什么 ? 它是一种椅子，翻译成椅子虽不错也不对，但这么翻译却是安全的。在翻译方法上进行泛化就是风险转移的具体方法之一。
李：通过您刚才的解答，我们知道译员对于自己知识上的不足可以采用风险规避或风险转移策略，也可以选择承担风险，译员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冒险可能会取得成功，也可能失败，请问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皮姆：前面讲到高风险时应投入更多的精力，那么译员能承担风险吗？这是我感兴趣的研究问题之一。因为，我们发现除了一些伟大的文学翻译家外，大多数翻译家都属于风险规避类型，虽然有时他们也能运用风险转移策略。但译员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翻译不像是非输即赢的零和博弈，我们更喜欢安全行事。风险也是失败的概率， 而失败可以分为两类：个体失败和社会失败。第一种个体失败是当你为之努力工作时， 投入五个小时的工作却只得到一小时的报酬。不管翻译质量如何，但你确实投入了过多的精力。第二种社会失败则更有趣，根据格莱斯（Paul 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沟通就是合作，并不是零和博弈。理想情况下，沟通之所以能持续下去是因为我赢了、你赢了、我们都赢了。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失败。在我的理论中，沟通失败基本上是由于没有合作，但合作的价值必须大于付出努力的价值。所以，即使你很努力地去沟通，但若合作太少，这仍然被认为是失败。我试图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使用机器翻译。机器翻译很省力，这也是低合作、低回报的低精力投入。正因此，使用机器翻译的客户不会花钱请专业翻译，他们认为原文不值得他们付出更多， 缺乏足够的合作效益。这就是为什么职业译员经常被用于国家元首和军队之间的高风险性交流。我认为，这就是失败中的成功。失败中的成功可以用风险和努力来衡量，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任何你喜欢的其它测量方法，但这就是我对成功和失败的定义。
李：您刚才谈到用风险和努力来衡量失败中的成功，见解非常独特。还有一种风险是您刚才谈到在翻译沟通层面上的，您能简单谈一谈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这种风险吗？
皮姆：沟通风险是指整个沟通系统出现故障。例如，我曾经为加泰罗尼亚总统做过政治文本的翻译。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的一部分，但该地区一直希望争取独立。当我在为其总统将加泰罗尼亚语翻译成英语时，总是会加上一些信息，解释加泰罗尼亚是一个位于西班牙东北部的无国籍国家。原文确实并没有这个信息，是我特意把它加进去的。我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想提高该地区人们的文化和政治形势意识，因为那样人们会进行更多的对话交流。如果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未来可能的益处。就我而言， 英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之间就会有更多的交流，这样我就有更多的翻译工作可做。虽然加泰罗尼亚只是西班牙很小的一部分，独不独立不那么重要，时间一长人们也许会忘记它。但这对我没有帮助、对我的客户没有帮助、对交流行为没有帮助。所以基于沟通风险层面上的考虑，我决定进行增译以确保双方对话能够持续下去并增加我与加泰罗尼亚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因为风险具有不确定性，这也是职业译员一直努力要摆脱的风险。
李：从您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翻译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请问如何系统的对译员进行风险分析和管理？
皮姆：我想探求学生实际的翻译过程，于是我要求学生用屏幕录制（screenrecording） 软件录制完整的翻译过程，让译者可以译后观察。这样做学生可以在翻译过程中用语言表达和描述他们解决实际翻译问题的策略。虽然这减慢了翻译过程，但却给我提供了译员认知过程的有用信息。之后，我把学生的视频转录成文字并根据风险管理策略对译文所采取的策略进行分类和分析，并为每位译员做了一个风险管理档案。我们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大多数译者都是风险规避型的，但当两个译员一起翻译时可以迫使对方做出更冒险的决定。合作翻译时译员更倾向于冒险，而译员独立工作时更倾向于规避风险。敢于冒险这种勇气的获取需要获得信任。通过对学生的译文进行定期的风险分析和管理，我发现有些译员对待翻译中风险的态度有所改观，从一开始的风险规避逐渐变得愿意承担风险。克里斯蒂娜• 诺德（Christina Nord）几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她在书中表达出担心译者在翻译时不够勇敢，她鼓励译员要更有勇气地去翻译。我认为我们在翻译时也应更具勇气。
李：经过刚才您一系列的解答，我们对于翻译过程中译员面对的各种风险及应对策略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从风险角度看待我们的翻译实践确实十分有趣。您的翻译社会学研究中还有一点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就是信任。您刚才也提到了信任问题，翻译过程中译员怎样获得客户的信任呢？
皮姆：信任实质上是另外一种风险。无论是作为笔译员或口译员，译员真正出售的是信任，且译员必须得到客户的信任。在机器翻译的浪潮中，职业译员必须推销专业的服务、知识和建议，这就需要建立译员信任机制。一旦客户不再相信你，你就无法继续为其翻译了。更糟糕的是，客户还会开始质疑你以前的翻译工作。我曾为一个巴塞罗那的社会学研究中心进行翻译，工作内容主要是把加泰罗尼亚语翻译成英语， 这对我而言是一份很棒的工作。多年来，我也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客户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法国学习过，当其知道我也精通法语后，他们让我把一些多种语言的碎片信息翻译成英语，并编辑成一个可读文本。他们并没有给我一个糟糕的原文本，相反却是让我创造一个文本，我这是在翻译吗？更有趣的是，我得到的报酬更多。
我在蒙特雷任教时，我的一个博士生做了一项翻译研究，并把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了。学生分成三到四人一组进入三家不同的翻译公司去竞争一项合同，任务是把一家名为 Trader Joes 的美国超市介绍到中国，并对该超市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和演示。合同涉及金额较大，如果某翻译公司拿到合同就可以承担为这家连锁超市进入中国的所有翻译业务。由于这家超市还没有进驻中国，因此没有现成的译文可以参考。我的目的不是教学生如何翻译，而是教他们如何展示翻译工作并获得客户的信任。其中一组学生解释了在翻译连锁超市 Trader Joes 的名字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学生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西部的牛仔，但实际上超市却位于美国加州。该组认为为了适应市场战略， 首先需要保留商标名，因为对企业而言商标更重要。于是译员发邮件询问客户 Trader Joes 是否已经注册，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该组译员没有将 Trader Joes 直接翻译成中文，因为他们认为一旦翻译后，就失去 Trader Joes 品牌的辨识度。译员通过邮件联系过客户，展现出与客户互动的能力，这也增强了客户对他们的信任，这位译员的做法是对是错也就不那么重要了。音译外国名字有时可行，有时则行不通。但该公司的客户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了译员的努力。
李：译员需要通过自身不断努力获得客户的信任，但译员失信问题也时有发生， 您是如何看待译员失信的呢？
皮姆：翻译过程中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译员拿不到应得的报酬，我也有过此种经历。我曾为一个罗马的电影公司翻译了一整部电影的字幕，但并没付给我酬劳。那名电影导演已经去世了，我也无法拿回属于我的报酬。但也许事出有因，问题就出在失信上。另一个案例是我曾经翻译了一份关于西班牙奶牛的报告，虽然我对这方面很有了解，但我还是犯了三个错误。其中一个就是数字，我把一个只有 5000 人口的小镇翻译成了 500 万。原因是西班牙语的 “ 千 ” 是 “mil”，发音同英语单词 “million” 相似， 由于我翻译速度很快，于是就犯了这么愚蠢的错误。在这个长达 50 多页的报告中，类似这样的数字翻译错误还有两三处。更糟糕的是我的客户懂英语，他检查了我的译文后挑出了更多错误，以至于客户一度怀疑这份报告不是我翻译的。我们通过电话后， 我表示出希望看看修改后的译文，却被客户拒绝了。我知道这是由于我失信于客户导致的。信任是相互的，译员得到客户的信任才能拿到稿酬，若失信于客户，自然就拿不到，所以信任在翻译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如果译员不值得信任，其翻译过程也不值得信任。赢得信任和维护信任是译者职业实践的一部分，而信任是通过人际交流来实现的，但不仅限于网络交流。信任也有国别差异，中国学生参加人事部翻译资格证书考试通过后获得翻译证书，也就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翻译市场的信任。
李：以上您谈到了翻译中的风险以及信任问题，让我们翻译实践者受益匪浅。现在机器翻译发展迅速，变得十分流行，这对职业译员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皮姆：现如今机器翻译变得越来越强大，2016 年开始已有神经机器翻译了。我做了一项测算，结果显示翻译专业人士做的翻译工作不到世界上的百分之一。所以可以推断很多任务是通过免费的在线机器翻译来完成的，可见翻译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专业人工翻译只会在客户愿意支付酬劳的情况下才会启用，翻译任务也随之具有高风险性。我们翻译了多少字已经不重要，因为机器可以代替我们完成简单的翻译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再根据翻译字数来收费。但我们可以对提供的专业建议收费， 因为专业译员会根据具体情况对文本进行处理，使语言适应不同的风险。我们收费是因为我们值得信任、能提供好的建议，如通过省略和添加来调整和重写文本，从而应对实际风险。
李：机器翻译确实发展十分迅猛，这也给职业译员实践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我们知道翻译理论与实践历来都是翻译学者讨论的问题，您是如何处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您对今后的翻译研究有何看法？
皮姆：我从事翻译实践的同时也对翻译理论进行研究，我对研究很感兴趣，我认为翻译研究应该与实践结合起来。如果你有想法，就用一些数据来检测它们，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关于我的实践和正在进行的研究既没有使用对等理论也没有用到目的论的原因。我试着找到一种方法来探讨我们所做的翻译，研究一些译员比其他人做得更好的原因。我们可以建议译员如何做翻译决策，不一定非要给翻译实践强加一个翻译理论。取而代之的是，如若有一些概念性的想法，我们可以在实践中去测试它们。
我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也是这样做的。前面说过低风险，低精力投入；高风险， 多精力投入。但对于高风险而言，低投入是不好的，这种情况被称为投入不足或纯凭猜测（guesswork）。如果你在一个高风险的问题上投入了很少的努力，这意味着你在猜测。当你猜错的时候，你也许就失去了这份工作或者遭遇失败。所以我们要教学生不要去猜测，尤其是不要在重要的事情上猜测。另一个问题是低风险，多投入；换句话说是过度劳累，效率低下，我教的中国学生就是这类典型代表。所以对我而言，教学是表扬那些能够判断低风险、高风险、摆脱猜测和低效率的人，让学生提高效率。
李：皮姆教授，非常感谢您今天精彩的分享，您的独到见解让我们受益匪浅！
皮姆：不客气，我很乐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