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的源头上讲，孔子提出了“仁”和“礼”两方面的课题。这两个课题分别被孟子和荀子给发挥了。怎么发挥的呢？
中国自古以来就说君民一体，上下同德等等。其实，君主和老百姓的立场很少一致过。每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君主几乎都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
有的是没有办法，比如崇祯皇帝，他也想给老百姓减负，可是流民要围剿，辽东战局要管，还有天灾要处理。处处都要钱，不征税怎么办？结果叛军越剿越多，大明亡。还有一种就是主观不负责，比如隋炀帝，不管大运河给后世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好处，也不问他的初衷是什么，但是他过度使用民力，在南巡期间乘龙舟，沉湎于歌舞声色，鱼肉百姓，这是不可辩驳的。隋朝两代就亡了，隋炀帝责无旁贷。
在政治上，阶级矛盾始终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导火索。
可是古代中国，文化垄断在贵族(统治阶级)手里。对于阶级矛盾，圣贤都把精力用在规劝统治者身上。孟子说：“各位君主，你们要施行仁政，轻徭薄赋，与民修养，要知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荀子却发挥了礼的一方面，他的思想起源于他的“性恶论”，他认为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争夺之心，生而有之。所以为了整个社会能够和谐地发展，必定要通过“法”来约束老百姓。
就是普通人来看，是不是也觉得，孟子是一个年纪轻轻，光知道打嘴炮的小伙子。而荀子才是那个真正提出救世良策的人？更不要说统治者讨厌孟子了，他那句“君民关系论”放在明清两代，脑袋早已砍下不止一万次了。
纵观孟子和荀子的观点，其实都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孔子的儒学能够发扬光大的原因。但是事情就怕走极端，一走极端就不行。你瞧瞧，秦国的“严刑峻法”使秦始皇扫了六合，同时也是因为“严刑峻法”，历史把秦朝丢进了垃圾堆。短短15年，就验证了一个真理：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所以说“礼”固然重要，“法”也不可或缺，但是“仁”才是第一位的。如果丧失了“仁心”，所有的规规矩矩，框框条条，老百姓都会揭竿而起，把他们扫到历史的垃圾堆。荀子讲究的“礼法”，被发展成了“法家”，结果带偏了一个王朝。
而孟子才是那个真正为民着想，也为统治者着想的人。孟子不需要人喜欢，只要老百姓懂他就足矣！
在这里，我要赞美一下我的国，我的党，我们的政府。一个政权的仁爱程度，通过看他收录了多少《孟子》的文章就可以见分晓了。一个反动的政府是不敢提倡读孟子的。
少年读孔子孟子荀子这些文章，都觉得枯燥。但是真正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之后，投身于油盐酱醋的生活，学会为生计愁苦，再来读《孟子》，就好像一个老人在给你讲故事，孟子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对梁惠王说：
只要不违背农时，那粮食就吃不完；渔网不入池塘，那鱼鳖就吃不完；砍伐林木有定时，那木材便用不尽。粮食和鱼类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便使老百姓能够养活家小，葬送死者而无遗憾了。老百姓养生送死没有缺憾，这正是王道的开始。
在五亩大的住宅田旁，种上桑树，上了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着丝绸了；鸡鸭猪狗的繁殖饲养，不要错过时节，上了七十岁的人就可以经常吃到肉食了。一家一户所种百亩的田地，不误农时得到耕种，数口之家就不会闹灾荒了。注重乡校的教育，强调孝敬长辈的道理，须发花白的老人们就不再会肩挑头顶，年满七十岁的人能穿上丝绸、吃上鱼肉，老百姓不缺衣少食，做到了这些而不称王于天下的是决不会有的。
孟子在文章中提到了环境保护，提到了科学发展观，更提到了如何施行王道，注重社会教育和家庭熏陶。这些中国社会千百年来都讨论的话题，孟子其实都提及到了。孟子是一个语重心长的人，也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虽然说得话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话。可是，你看看人生，有多少的悲剧起源于违背了老生常谈的话？
看历史，你总能看到：描述汉文帝，宋仁宗这些帝王，都是什么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岁大稔，百姓安平之类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心中的“仁爱”又需要怎么表达呢？对老百姓好是不需要做什么的，只需要按照老百姓的意思办就行了。
正所谓：幸福的王朝都是一样的，不幸的王朝却各有各的不幸。
嘉靖问海瑞：“天下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你妄谈尧舜禹汤，妄谈汉文帝汉宣帝汉光武，还妄谈唐太宗唐玄宗、宋仁宗、元世祖。朕问你，既然为君的是山，你说的这些圣君贤主，哪座山还在？”
海瑞答：“都在，在人心里，在史册里。”
如果孟子这个老家伙生在现代，看到中国的太平盛世，他真的会激动地留下眼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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