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所采纳。从此，儒家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开创了以后两千余年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意识以儒家为正统的局面。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曾任博士、江都相、胶西王相。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研究儒家思想，专治《春秋公羊传》。据说，他的专心致志达到了三年不看窗外园林景色的程度。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他建立起一个以儒家宗法思想为基础，以“天人感应”论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一气的封建神学体系，为君权神授制造了一整套理论。
当时，西汉在学术、意识形态方面，各家各派争论不休，以阴阳五行学、黄老刑名学及儒家为最。
汉武帝即位后，迫切希望在思想文化上结束这种局面，建立与西汉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文经化体系，使学术思想更好的为统治者服务。因此，董仲舒抛出的这套理论，恰逢其时。
汉武帝首先下诏垂问“大道之要”，并望应对者能“至论之极”,“明以渝朕”。即是说，他想了解所应采取的根本治国原则及其实质，并希望应对者能说个透彻，使他这位皇帝能弄个明白。于是董仲舒呈上了第一道应对奏章，以“天人感应”为根据，认为应当采取儒家的德治原则治国，否则就是违背天意，会受到上天的惩罚。董仲舒指出汉朝立国七十多年来，尚未真正确立德治原则，现在确立德治正当其时。他详细说明了德治原则的基本内容和推行手段，对其效果充满乐观。
汉武帝看过这份奏章后，深感惊奇，于是又下诏书提出几个问题：既然德治原则不分朝代同出于天意，为何虞舜无为而治，周文王却忙得顾不上吃饭呢？为何周朝以前的帝王在推行德治原则时不重视礼乐等形式，而周朝却非常看重礼乐形式呢？为何商朝要用各种刑罚来惩治过失和犯罪，而周朝成康时期有40多年却将刑罚弃而不用，以致监狱一空，但秦朝又再次采用，并弄得罪犯成群，死人成堆呢？汉武帝要求应对者完满回答这些问题，只要言之有理，就不必顾虑官方以往的看法如何，表明自己决心励精图治、锐意进取。
于是，董仲舒又呈上了第二道应对奏章，回答了汉武帝提出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设立学校来为推行德治原则培养人才等具体建议。汉武帝看过后，已基本上接受了董仲舒的观点，只是感到对“天人感应”论还有点不太明白，于是三下诏书，要求应对者再作说明，并提出一个问题要求回答：既然德治原则是经久不变的，为何夏商周三朝开国君主在推行德治原则上采取了不同的作法，并均有不足之处呢？
对此，董仲舒又呈上了第三道应对奏章，进一步解释“天人感应”论，并指出“天人感应”的征兆总是从小到大，由暗到明，逐渐发展，逐渐明确的。奉行德治原则应从小事抓起，于微小之处见精神，不要放过有可能引起大乱的小过失，也不要错过有可能带来大治的小机会。
与此同时，董仲舒回答了汉武帝提出的问题，指出夏商周三朝开国君主在推行德治原则上的不同作法只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不是原则本身问题，正因为是方法，所以难免有不足之处，这就需要有所改变，对业已变化了的具体条件作出反应。但改变的仅仅是方法，而不是原则本身。因为原则出于天意，天意不变，原则就不会变。这就是董仲舒著名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论点。
最后，董仲舒根据“大一统”观念，向汉武帝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建议，以图用思想统一来促进国家统一和天下大治。经过这样三次策问应对，汉武帝终于接受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主张，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一致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得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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