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郭威起兵之时，其家属皆被后汉隐帝所杀，其子郭侗、郭信都在战乱中遇害。称帝建立后周之后，郭威又未再有子嗣，所以郭氏江山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在没有亲子的情况下，如同那个时代很多帝王一样，郭威并不排斥将皇位传给养子，故而，兼具养子和侄子双重身份的柴荣成为郭威的接班人。
《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中记载，“年未童冠，因侍圣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时太祖无子，家道沦落，然以帝谨厚，故以庶事委之，帝悉心经度，资用获济，太祖甚怜之，乃养为己子。”柴氏本为邢州尧山富豪之家，柴荣之父、祖皆是乡里极有势力的土豪。但是，后来柴氏家道中落，柴荣才投奔了姑父郭威，成为郭氏养子。
柴荣的郭氏养子身份是自幼确立，与朱温、李克用那些纯粹互相利用的养父子关系有着本质不同，一直深得郭威的信任和爱护。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之时，郭威以佐命功授为枢密副使，柴荣被任命为左监门卫大将军。郭威任邺都留守、枢密使、天雄军节度使，柴荣被任为天雄牙内指挥使、领贵州刺史、检校右仆射。可以说，在郭威的政治派系中，柴荣的身份一直显赫重要。
郭威
郭威起兵反汉之后，亲率大军以清君侧为名杀向汴京，而柴荣受命留守邺都，主持邺都事务。后周建立，由于郭威亲子已经全为后汉所杀，所以柴荣以皇子身份拜澶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太原郡侯。
在澶州任内，柴荣“为政清肃，盗不犯境······吏民赖之”，政绩着实不错。但是，仅仅一个优秀的藩镇节帅，并不意味着柴荣就一定能够成为大周皇位继承人。后周建立之后，有两派势力是柴荣成为接班人的潜在障碍。一派是为王峻、王殷这些后周的立国功臣。譬如王峻一直“自以天下为己任”，柴荣屡请入朝，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极力阻止柴荣入朝领兵和郭威立储。
至于王殷，在郭威即位之初，先是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而后又出为天雄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天雄军节度使位高权重，王殷赴任之后，“凡河北征镇有戍兵处”，皆归其节制。天雄军其实就是魏博镇，是历史上有名的“河朔三镇”之一，魏博军人集团是晚唐五代很多重要斗争的关键力量，后唐庄宗李存勖、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少帝石重贵、后汉高祖刘知远，以及郭威本人都曾担任过天雄军节度使。身居强藩王殷，事实上也对柴荣怀有敌意，多方阻挠其入朝。
除了勋臣之外，后周皇室内部也有可能威胁柴荣地位的人。譬如郭威自己的外甥、福庆长公主之子李重进。郭威称帝之后，广顺元年（952年），李重进为殿前都指挥使。广顺三年，加领泗州防御使。李重进比柴荣年长，且又是周室外戚，继统的呼声也不低。
后周版图
欧阳修曾经感慨“五代为国，兴亡以兵”，武夫政治逻辑中军功是最重要的政绩，五代帝王几乎全是战功卓著的将帅出身。但是，一直靠着郭威提携而获得高位的柴荣几乎没有什么军功，这也是他很难得到军功集团支持的重要原因。
尽管柴荣很能干，郭威也属意于他，但是正如王夫之所言，“自朱、李以来，位将相而狂争者，非一人也。郭氏之兴，荣无尺寸之功，环四方而奡立者，皆履虎咥人之武人，荣虽贤，不知其贤也，孤雏视之而已”。在桀骜骄横惯了的武夫眼中，柴荣不过就是一个没有实力的“孤雏”而已。
基于种种因素，柴荣的储君之路不会一帆风顺，郭威立储也不可操之过急。广顺三年（953年），郭威“自入秋得风痹疾，害于食饮及步趋”。从史书记载的这种病征看，郭威当时已经非常危险，立储似乎已经刻不容缓。
但是，由于王峻、王殷等军方势力的存在，立储传位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当时位居枢密使、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的王峻，“晚节益狂躁”。那么王峻又是如何“狂躁”的呢？他竟然干预起朝廷宰相的人选问题，“奏请以端明殿学士颜衎、枢密直学士陈观代范质、李榖为相”。郭威的回复是“进退宰辅，不可仓猝，俟朕更思之。”但是，王峻依然力争，而且“语浸不逊”，一直从早晨争辩道中午，“帝尚未食”，饿着肚子在应付这位咄咄逼人的悍臣。
郭威表面应承了王峻，暗地里却在布置动手。数日之后，郭威命人召见宰相、枢密使数位重臣入宫议事。等王峻来到，立即命卫士将其拿下，幽禁于宫中别所。郭威为了证明自己抓捕重臣的正当性，向宰相冯道等人哭诉道：
王峻陵朕太甚，欲尽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专务间阻，暂令诣阙，已怀怨望。 岂有身典枢机，复兼宰相，又求重镇！观其志趣，殊未盈厌。无君如此，谁则堪之！
从郭威所言看，抓捕王峻似乎有为了柴荣接班扫清障碍的意思。王峻被郭威贬谪为商州司马，不久之后就莫名得了“腹疾”，死于谪所。为了安抚另一重臣邺都留守王殷，郭威命王殷的儿子飞龙使王承诲去邺都面见王殷，向其传达王峻“得罪之状”及朝廷处理结果，既是安抚，也是震慑。
柴荣
广顺三年（953年）三月，郭威将柴荣召至汴京，加封晋王并出任开封尹，算是明确了接班人的地位。坐镇邺都的王殷似乎并不甘心就此沉沦，广顺三年秋天，他以恭贺永寿节为理由，“上表请觐”。郭威虽然同意所请，但还是心存疑虑，不久又派使者去邺都阻止其进京。
当时，另一功臣何福驻节镇州，“素恶殷之太横”，入朝之后，向皇帝郭威告发了王殷诸多不轨之事，更是加重了皇帝的猜忌。这一年冬天，王殷终于入朝，郭威“令依旧内外巡警”，即是命王殷负责京城内外防务。
郭威的举动颇为可疑，总有点引蛇出洞的意思。王殷带来的军士“不下数百人，又以仪形魁伟”，令京城官民感到不安。一日，王殷又以郊礼在即，势必“兵民大集”，京城防务可能会面临突发问题，故而请朝廷“量给甲仗，以备非常”。当时，郭威已经病重，“步履稍难，多不视朝”，外界都认为皇帝快不行了，王殷言行颇有“震主之势”。
没想到的是，郭威竟然强忍病痛，“坐于滋德殿”，召见王殷。如同王峻下场一样，王殷一进殿就被武士拿下，然后下诏将其流放，但是待其出了都城，就被郭威派去的军士杀死。郭威诛王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谋杀，王殷不过是柴荣帝王之路的牺牲品。铲除王峻、王殷势力，是郭威为柴荣即位铺平道路所采取的非常时期政治手段。
诛灭“二王”之后，郭威又亲自出面爱抚外甥李重进，令其以君臣之礼拜见比自己年少的柴荣，“以定君臣之分”，同时也将其选入顾命班子内。后来柴荣即位，李重进一直恪守臣节，为后周王朝鞠躬尽瘁。
“二王”既除，柴荣入朝，但是并不意味着政局就真的稳定了。郭威病重，“时群臣希得见帝，中外恐惧”，待到正式以柴荣兼任侍中，判内外兵马事，才“人心稍安”。但是，禁军一贯骄悍，有流言说柴荣主持军务以后，“郊赏薄于唐明宗时者”。
这种流言有着很强的政治目的，当初唐明宗起兵夺了庄宗李存勖的皇位，正是借助禁军将领身份、依靠禁军力量的拥护而称帝。因此，禁军中提到唐明宗的事情绝非偶然，而是熟悉禁军管理事务、排挤柴荣的势力在作祟。
这件事还在郭威亲自干预下才得以解决，病入膏肓的皇帝将诸将召至寝殿，厉声斥责：
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今乃纵凶徒腾口，不顾人主之勤俭，察国之贫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赏，惟知怨望，于汝辈安乎！
禁军诸将慑于皇帝天威，“皆惶恐谢罪”。郭威更是“索不逞者戮之”，平息了禁军中的流言，以皇威之尊，再次为柴荣扫清道路。当时，柴荣身边近臣曹翰向其进言：
大王，国之储嗣，今主上寝疾，大王当入侍医药，奈何犹决事于外邪！
曹翰的话说明了一个问题，柴荣虽确立储嗣身份，但仍有潜在威胁，能否顺利继承帝位在当时仍存有变数。听了曹翰的劝谏，柴荣这才请求入宫侍奉郭威，其实就是要防范皇帝突然驾崩，另有政治势力发动宫变的风险。数日之后，郭威病情更加严重，诏令“停诸司细务皆勿奏，有大事，则晋王荣禀进止宣行之”，柴荣事实上获得了朝政的处置权。
禁军武力
郭威的厉害之处还在于他在确定柴荣接班之后，不仅铲除了威胁最大的“二王”势力，还重构了一个环环相扣、相互制衡的军政格局，能够确保柴荣即位之后皇权不动摇。除掉王殷之后，郭威即以符彦卿为大名尹、天雄军节度，进封卫王。符彦卿的女儿符氏是柴荣的继室妻子，日后大周的符皇后。符彦卿出镇天雄军，很明显是在拱卫柴荣日后的朝廷权威。
在中枢军政权力安排上，郭威构建了以冯道、范质、李榖、王溥、魏仁浦等为主的中央文臣及以李重进、张永德、樊爱能、何徽为主的高级禁军将领管理系统。禁军侍卫司最高统帅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是郭威的外甥，殿前司最高统帅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则是郭威的驸马，两人俱是贵戚，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对于未来柴荣未来的皇权起到了平衡拱卫的作用。
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壬辰日，郭威驾崩，庙号太祖。是月丙申日，晋王柴荣按遗命在柩前即皇帝位，是为周世宗。周太祖郭威起于寒微，称帝以后一直励精图治，相对而言也比较体恤民力，在那个五代乱世也堪称一代明君。在弥留之际，郭威仍然多次祝福柴荣“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史书誉之“勤俭之美，终始可称”，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亦开基之有裕矣”，为柴荣日后的帝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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