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殷商时期文学语言的代表文献是殷商甲骨卜辞、铭文和《尚书·商书》，这些文献的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西周时期存在两套书面语言：一是沿袭前朝的“殷商古语”，另一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文言”。这两套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西周铭文、周原甲骨卜辞、《周书》《周颂》《大雅》语言因袭“殷商古语”，《周易》卦爻辞、《国语》中西周散文和《诗经》西周风诗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殷商古语”逐渐走向衰落，“文言”因其接近时代、贴近生活、易懂易写、便于交流而广为接受，成为春秋战国以后的主流文学语言。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商周文学语言的演变”(项目编号12BZW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桐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孔子诗论研究》等。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变化最大：一是在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殷商古语”艰深古奥的特色。西周时期，“殷商古语”继续占据文坛主流地位，但亦有部分作品尝试运用周人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周人“文言”逐渐取代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殷商古语”，成为自春秋战国至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学语言，这是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大变革。二是在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取代“文言”。第二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是由当时文坛领袖胡适、陈独秀等人振臂提倡，它来得迅猛而剧烈，堪称是一种“断崖式”巨变。第一次语言变革则呈现出一个长期的、自然的、渐变的过程。惟其如此，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而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 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殷商古语
什么是文学语言?学术界将文学语言划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文学语言，泛指在民族共同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成的规范化语言，它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包括科学著作、政治论文和报纸杂志上所用的一切书面语言，以及经过加工的口头语言。”“狭义的文学语言，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即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散文等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以及人民大众口头创作中经过加工的语言。”①文学性和审美性是文学语言的两大特性，“文学语言是对普通语言的语音、语义等的审美特性的运用、加工与升华”(《文学语言学》，第4页)。本文所指的商周时期文学语言大都是在广义层面上而言的。
殷商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成熟的中国文字，因此我们将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定在商朝。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甲骨卜辞与铭文是可靠的第一手殷商语言资料，而著于简帛的《商书》和《商颂》就要复杂得多，因为它们在传播过程中或多或少地经过后人的改动。《商书》中的五篇文章，《盘庚》(上、中、下)是古今学者公认的殷商文献，但即便如此，《盘庚》中也有后人羼入的文字。其他四篇殷商文诰中也有周人的文字②。因此我们在论述时要特别谨慎小心，尽量避免将《商书》中的周代语汇作为殷商语言来讨论。情况最复杂的是《商颂》，古今学者对《商颂》有“商诗”和“春秋宋诗”两说。从现有文献来看，“宋诗说”遇到强有力的反证材料③；但如果将《商颂》视为商诗，它的语言难度又明显低于《诗经·周颂》；若要将它视为周诗，文献又不足以证明。为了行文的严谨，本文采用阙闻则疑的方法，暂不将《商颂》作为殷商语言的论述对象。
殷商文献中有相当多的生僻词语，语汇底色相当古老，殷商文法在大的方面与后世文言相近，但也有不少特殊之处。奇异的文字符号，古老艰深的语汇，具有特定含义的成语，大量的通假字、假借字，似通非通的语句，没有规律的浓缩，间或出现的特殊文法，程式化的行文，还有因为甲骨断残和青铜器锈蚀而造成的文字残缺，这些因素使殷商文献很难读懂。殷商文献语言与春秋战国以后的语言差异甚大，为了区别起见，本文将殷商文献语言以及西周时期仿古的文献语言称为“殷商古语”，将从周民族兴起并逐渐流行的语言称为“文言”。卜辞、铭文、《尚书》文诰三者语言差异甚大，但它们仍然存在某些相同的时代特色，古奥艰深是“殷商古语”的共同点，其中各体文献语言又有自己的特点。
甲骨卜辞是殷商文献中难度最大的语言。现存殷商卜辞始于盘庚迄于帝辛。完整的卜辞有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几个部分，格式固定，有一套不易理解的占卜术语。例如：“癸巳卜，争，贞有白彘于妣癸，不左。王占曰：‘吉，勿左。’”④在这条卜辞中，“有”通“侑”，是商代祭名。“左”意为“吉利”。不懂得“有”“左”就无法读懂这条卜辞。又如：“戊申卜，贞：其品司于王出?”(《甲骨文合集》23712，第3038页)“品”是商代祭名，“司”是神名。这条卜辞贞问：在商王出去的时候，以品祭方式来祭祀司神好不好。卜辞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特有词汇，如未来名词“羽”“生”，车马单位名词“丙”，语气副词“惠”“气”“骨”，否定副词“弱”“妹”，情态副词“迟”“迅”，时间副词“鼎”，范围副词“同”“历”，介词“邲”“挛”，连词“兄”“氐”“延”，语气词“执”等，都不见于殷商其他文献⑤。卜辞中还有一些成语，如“兹卜”“求年”“大启”等等⑥。卜辞文法与后来“文言”大体一致，但也有一些特殊文法，例如，卜辞以“勿”作为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词，用“惠”提示宾语前置，将副词“其”用在动词和宾语之间，一个动词带三个宾语，等等(《甲骨文语法学》，第291—296页)。
甲骨卜辞具有某些文学因素，但对它的文学成就不能估计过高。卜辞往往从东南西北几个方位进行贞问，构成整齐的句子排列，例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甲骨文合集》12870，第1816页)有些论者将这条卜辞与汉乐府《江南》比附，视其为歌谣，其实四方贞问是卜辞的格式要求，与《江南》只是偶然的形式巧合，虽然这类卜辞句式整齐，但不能将它们视为古代歌谣。此类卜辞每句最后一字相同，也不能将其看作是押韵。不过，有些卜辞善于描写事物，例如：“王占曰：有祟。八日，庚戌，有各云自东，宦母。昃，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甲骨文合集》10405，第1532、1533页)卜辞大意是，商王占卜说，有灾祸。到了八日庚戌，东边乌云弥漫，天空昏暗。到日头偏西时，天上出现彩虹，虹的一头在天空北面，另一头直插黄河，如同巨龙饮水。卜辞从乌云弥漫写到彩虹出现，特别彩虹饮河的描写，充满了想像力，“饮”字尤其传神。
卜辞并非通体难解，它有一批浅易的基本词汇。如“日”“月”“星”“麦”“禾”“粟”“牛”“羊”“马”等，它们在“文言”和“白话”中仍然继续运用。
殷商铭文出现的时代较甲骨卜辞要晚一些。现存最早的青铜器铭文是武丁晚期作品。从武丁晚期到文丁时期的铭文语言比较简单，少则一两个字，多则三五个字。有些铭文记载族名，如“亚矣(疑)”“亚弜”等⑦。有些铭文记载器主之名，如“子妥”(《殷周金文集成》3.1301，第287页)、“妇好”(《殷周金文集成》3.1337，第295页)等。有些铭文记载被祭者之名，如“且(祖)丁”(《殷周金文集成》3.798，第41页)、“司(一说“司”当为“后”)母戊”(《殷周金文集成》4.1706，第52页)等。有些铭文标记铜器所放位置，如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商代墓葬出土的三件盉，铭文分别为“左”“中”“又(右)”(《殷周金文集成》15.9317，第71页)，这三条铭文就是标明三件盉在墓室摆放的位置。有些铭文记载职官，如“夫册”(《殷周金文集成》2.392，第14页)。这些早期铭文只是青铜器上的标记，还不能算是一种独立文体，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到帝乙、帝辛时期，开始出现三四十个字的记事铭文，如《我方鼎》四十一字，《四祀卣》四十二字。此时铭文重点渐渐落在记载功烈祭祀先祖之上，并有“用乍(作)某尊彝”等套语。如《小臣缶方鼎》：“王易(锡)小臣缶湡责(積)五年，缶用乍(作)享大子乙家祀尊。”⑧商王将湡地五年的赋税赏赐给小臣缶，缶为此作祭祀礼器。又如《小臣邑斝》：“癸子(巳)，王易小臣邑贝十朋，用乍(作)母癸尊彝，隹(唯)王六祀，彡(肜)日，才(在)四月。亚矣(疑)。”(《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6页)癸巳日，商王赐小臣邑贝十朋。小臣邑为此铸作祭祀母癸的斝，时在帝辛六年四月，族徽“亚疑”。殷商铭文中多用通假字和假借字。通假字如“隹”通“唯”，“彡”通“肜”等。假借字如“锡”借为“易”，“泛”借为“凡”等。殷商铭文中不少人名、地名、官名、祭名、物名难以辨认。从总体上看，殷商铭文语言简朴，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后世散文影响最大、传播最广、最有代表性的“殷商古语”，还要算《商书》语言。传世的《商书》有五篇：《汤誓》《盘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和《微子》。殷商古老语汇构成了《商书》语言的艰深底色。这些古老语汇分两种情形：一是文字生僻，如“懖懖”(意为“拒绝善意”)、“敩”(意为“体察”)、“憸”(意为“小”，以上见《盘庚上》)、“厎”(意为“致”)、“咈”(意为“违背”)、“颠隮”(意为“陨坠”，以上见《微子》)等。二是常字古义，即词语是后世“文言”中常见的词语，但词义却是殷商古义，读者往往识其字而不知其义。名词如称国都为“邑”(《盘庚上》)，称年轻人为“冲人”，称天子为“天胤”(《高宗肜日》)，称众位官员为“师师”(《微子》)。动词如用“刘”(《盘庚上》)表示杀戮，用“厎绥”(《盘庚上》)表示安定，用“和”(《盘庚上》)表示宣布，用“猷”(《盘庚上》)表示谋划，用“话”(《盘庚中》)表示会合，用“臭”(《盘庚中》)表示枯朽。形容词如把大说成“丕”(《盘庚中》)或“图”“戎”(《盘庚上》)。代词如把如何说成“如台”。连词如把于是说成“越其”(《盘庚上》)或“丕乃”(《盘庚中》)，等等。《商书》所用的语助词是“越”“式”“诞”“肆”“猷”“丕”等，与春秋战国以后的“之”“乎”“者”“也”等完全不同。将这些古老语汇组成句子，读者便会觉得如读天书。例如：《盘庚下》“吊由灵各”⑨：吊，淑、善；灵各，神灵，“吊由灵各”意为“迁殷之善是由于上帝的神灵”。《微子》：“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第1076页)发，起；出，出逃；狂，读为“往”；吾家，我；耄，昏乱；逊，顺；荒，读为“亡”。这两句是说：“我是选择出逃呢，还是昏昏然随同殷朝一起灭亡呢?”《商书》古老语汇多如此类。
《商书》中有些语汇是殷商成语。王国维指出，“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⑩。古代不少注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往往从“单语”角度解释《商书》中的成语。例如《盘庚中》“咸造勿亵在王庭”，伪孔安国传：“众皆至王庭，无亵慢。”(11)伪孔传把“勿”解为“无”，把“亵”释为“亵慢”，这虽然勉强可以说得通，但却与上古礼俗不符：在商王掌握臣民生杀予夺大权的时代，焉有臣民敢在王庭亵慢之理?刘起釪指出，“勿亵”是古成语，意为“不安”(《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第903页)。这个解释准确地描绘了臣民在王庭紧张、惶恐、局促、不安的情态，比“无亵慢”之说强多了。近现代学者相继发掘出《商书》中一些殷商成语，诸如“罔知”(见《盘庚上》，意为“不保”，用杨树达说)、“慼鲜”(见《盘庚中》，意为“保护”，用刘起釪说)、“在上”(见《盘庚中》，意为“在上天那里”，用刘起釪说)、“爽德”(见《盘庚中》，意为“离心离德”，用刘起釪说)、“小大”(见《微子》，意为“从下至上许多人”，用刘起釪说)等等。“殷商古语”中的成语与“文言”“白话”中的成语有四点不同：一是“殷商古语”中的成语多为两字，而“文言”“白话”中的成语多为四字；二是“殷商古语”中的成语往往用通假字或音近字表示，形成同一成语多种字符的情形，如“致告”(见《盘庚上》和《微子》，意为“传达、相告”，用刘起釪说)又作“指告”，“文言”“白话”中的成语字符则基本是稳定的；三是成语来源不同，“殷商古语”中的成语是直接从口语中提炼的，而“文言”“白话”中的成语则一般来源于文献典籍；四是“殷商古语”中的成语到秦汉以后就不再有人使用，而“文言”中许多成语至今仍活在“白话”之中。
《商书》某些语句因其过于浓缩而导致理解困难。如《盘庚上》“无傲从康”，盘庚语意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放纵，不要贪图安逸”，史官本应写成“无傲，无从(纵)，无康”，但他省略了后两个“无”。今人可用顿号来表明这是三层意思，写成“无傲、从、康”，但古代没有句读，阅读难度可想而知。同样的例子又见于《盘庚下》“予其懋简相尔”，懋，勉励；简，挑选；相，视才而用。这一句意为：“我将会勉励你们，从你们当中挑选人才，视你们的才能而加以任用。”三层意思被史官浓缩为一句。再如《盘庚下》“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从东汉郑玄到宋人蔡沈都未能把此句讲清楚，直到近人戴钧衡《书传补商》，才把这一句话意思讲通。鞠，养育；谋，谋划；保，安；居，居住；叙，任用；钦，尊敬。这一句意为：“凡是那些能够养育民众的人，以及那些为民众安居谋划的人，我都会叙用他们，尊敬他们。”这些意思今天要用四句话才能表达清楚，却被《盘庚下》作者浓缩在一个九字句之中。以上是记言句的例子，语句浓缩的情形也见于《商书》的叙述句。如《盘庚上》“率吁众戚出矢言”：率，因；吁，呼；众戚，众位贵戚；矢言，誓言。此句因过于简略而导致注家不同解释：伪孔传以为是盘庚对忧虑之人讲话，吴澄、姚鼐以为是盘庚对不愿迁都之臣讲话，牟庭主张是不愿迁都大臣对盘庚讲话，俞樾认为是盘庚呼贵戚出来，让他们向民众传达自己的讲话(《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第935、927、927、930页)。从上下语境来看，当以俞樾解释为正确。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是盘庚呼贵戚出来；二是盘庚向贵戚发表讲话；三是盘庚要求贵戚将自己的誓言传达给民众。《盘庚上》作者或许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叙述句竟让后人猜了三千多年。
《商书》大量运用通假字和假借字(12)。例如，《西伯勘黎》“天既迄我殷命”，俞樾指出，当时殷朝尚未灭亡，“既”不能解为“已经”，而应解为“其”，意为“将要”。“天既迄我殷命”，意谓“上天将要终止我们殷国的大命”(13)。又如《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史记·宋微子世家》写作“天笃下灾亡殷国”(14)，“毒”与“笃”通，笃，厚也，“荒”与“亡”通。“天毒降灾荒殷邦”，意谓“天厚降灾来灭亡殷国”。《商书》常用假借字。例如，“修”是“攸”的假借(见《盘庚上》，用孙诒让说)，“则”为“贼”的假借，“倚”是“踦”的假借(见《盘庚中》，用陈乔枞说)，“冲”为“童”的假借(见《盘庚下》，用刘起釪说)，等等。《商书》古注中那些“读为”某音的字也是假借字，如“选”读为“纂”(用俞樾说)，“昏”读为“敏”(用刘起釪说。以上见《盘庚上》)，“失”读为“佚”(用刘起釪说)，“浮”读为“佛”(用俞樾说。以上见《盘庚中》)，“怠”读为“怡”(用于省吾说)，“懋”读为“勖”(用刘起釪说)，“多”读为“侈”(用吴汝纶说)，“绥”读为“佗”(用杨筠如说)，“庸”读为“封”(用杨筠如说。以上见《盘庚下》)，“方”读为“傍”(用段玉裁说)，“雠”读为“稠”(用郑玄说)，等等。识读《商书》这些通假字和假借字，需要有足够的学力和才力，《商书》中不少通假字、假借字是在千百年之后才被那些饱学之士认出来的。
以古老语汇作为语言底色，于古语之中多用殷商成语、通假字和假借字，组合成句时又高度浓缩，古奥艰深的《商书》文诰语言就是这样炼成的。
“殷商古语”是中国最早的文学语言，它奠定了书面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的基本格局，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作为发轫期的文学语言，“殷商古语”的难度也是最高的。迄今为止，还有几千个甲骨文、铭文的字符不能辨识。《商书》虽然经过历代学者考释而基本可以讲通，但是并不能保证这些训释完全正确。拿文学性、审美性标准来审视卜辞、铭文和《商书》语言，显然它们都还缺乏。有必要说明，“殷商古语”中多少也有简易的因素，“殷商古语”中的部分浅易语汇在“文言”乃至“白话”中继续使用，“殷商古语”文法与后世的“文言”“白话”大体一致，《商书》中偶尔有一些生动的比喻，如“若火之燎于原”“无起秽以自臭”等，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 西周对“殷商古语”的因袭和新变
在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文学语言在此时正经历着重要的因革。西周存在着两套文学语言：一是相对简洁平易的周人“文言”；二是晦涩艰深的“殷商古语”。两套语言系统，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在西周前中期，“殷商古语”占据文坛主流地位，周人的“文言”处于次要地位。“文言”的情形留待下文讨论，本节专论西周的“殷商古语”。周人在祭祀、誓师、训诰、册命、纪勋、占卜等重大典礼场合都运用“殷商古语”，西周重要文献如《周书》《周颂》《大雅》、卜辞、铭文的语言都是沿袭殷商。《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5)周人既然自信以旧邦而获新命，为何不能开一代语言新风，大胆地运用周人的“文言”，而要沿袭深奥的“殷商古语”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说历史文化因素。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是夏、商主盟下的一个西方诸侯小国，从后稷之子不窋奔窜戎狄以下十二代，周人都是处于戎狄之间，过着亦夏亦夷的生活。直到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由豳迁岐，周人才开始有意识地“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册，第114页)。经过太王、王季特别是姬昌几代人的经营拓展，到殷商末年，周人的政治、军事势力迅速扩展，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的程度。尽管如此，周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领域，在文化上要远远落后于有着近六百年发展史的殷商。唯其如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抱有一份敬畏心理。殷商末年，在记载周人向殷商进贡方物的甲骨文中，周人自称“小邦周”，对商则称“大邑商”，这两个称呼道尽了周人面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殷商的谦卑心理。灭商以后，周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礼乐制度上多有革新，但仍在很多方面因袭殷商。论者指出，在周初二十种祭礼中，有十七种祭祖礼都是殷周同名(16)。杨宽《西周史》指出，先周文化只有陶鬲而没有陶鼎，周人的铜鼎是从商文化中学来的。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将殷商末年和西周成、康、昭、穆时期的青铜器划为同一时期彝器。他们从文物考古角度证明了商周之际的文化传承。周公制礼作乐，诗人歌咏王季、姬昌与大邦殷商的联姻，《诗经·大雅·大明》说：“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王季娶殷商女子太任为妃，太任生文王姬昌，她在周民族文化中有着圣母一般的地位。《大明》又说：“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毛诗正义》，第967、968、970页)诗中歌咏的这位大邦之子就是来自殷商的文王之妃太姒。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深切地体味到，周人认为“大邑商”血统高贵，即使是在灭商之后，周人仍以能够与“大邑商”联姻为莫大的荣耀，从而在国家大典中予以歌颂。了解商周之际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差异以及在这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周人心理，就不难理解周人为何沿用“殷商古语”。
其次，商周之际，有一批学养深厚的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成为周人文诰、颂诗、铭文、卜辞创作的主体力量。例如，辛甲就是归周的殷商著名史官。《史记·周本纪》载：“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册，第116页)辛甲归周之后，被任命为周国太史，成为周文王的股肱之臣。西周初期另一著名史官尹佚(又称史佚、史逸)可能也是从商朝而来。商代晚期铜器有《尹光鼎》，西周早期铜器有《尹伯甗》，透露出尹氏由商转周的轨迹。尹佚归周当在文王之世，他历仕文、武、成三朝。据《逸周书·克殷解》载，周人克殷之后，他在武王代殷仪式中宣读受命文书，并主持“迁九鼎三巫”之礼。《逸周书·世俘解》载，周武王举行献俘礼，命史佚在“天室”宣读册书。商周之际的著名寿星彭祖也是由商归周的史官，他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17)。《吕氏春秋·先识览》载：“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18)向挚奔周时带来了殷朝的“图法”，作为见面礼献给新主。《史墙盘》载：“于武王既氒殷，微史剌且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于周，卑(俾)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154页)这位微史是归顺周武王的众多殷商史官之一。殷商史官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西周初年某些重要文诰就是出于辛、尹等史官之手。《尚书·洛诰》载：“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同篇又载：“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497页)这两处的“逸”即尹佚，《洛诰》即是尹佚之作。《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之语云：“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19)《周书》中一批语言艰深的篇章，诸如《大诰》《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多方》《君奭》《立政》等都作于西周初年，它们很可能是由商奔周史官的作品。
最后，文学语言本身有其稳定性和延续性。在文化诸要素之中，语言的变化最为缓慢，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轻易改变。易代可以给文学语言增添若干新的词汇，但不会使语言发生质变。这是因为，语言只是一种思想交流工具，这一个政治集团可以用它，另一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同样可以用它。因此，“殷商古语”并没有因为殷商王朝的覆灭而被丢弃，反而在新生的政权之下重获生机。
周人卜辞、铭文、雅颂和文诰都在不同程度上因袭“殷商古语”。周原卜辞的刻写风格接近帝乙、帝辛时期的殷人卜辞，以至于有些学者怀疑它们就是出于殷人之手(20)。西周铭文是沿着殷商铭文的路子走下来的。某些殷商铭文套语在西周得到沿用，如“用乍某尊彝”“隹王某祀”等，西周铭文也像殷商一样多用通假字和假借字，如“苟”通“敬”、“或”通“国”、“尸”通“夷”等等。《诗经》雅颂语言像殷商文献一样晦涩艰深。兹举一例，《国语·周语下》载晋国大夫叔向逐字解说《周颂·昊天有成命》：“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21)叔向之所以要逐字训释，是因为到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读不懂《周颂》了。《周书》语言尤其深得《商书》的神髓，《商书》语言的几大核心要素——古老语汇、成语、通假、假借、浓缩——都在《周书》中得到完满的继承。《周书》语言底色一如《商书》古老，例如《大诰》称“政权长久”为“大历”，把“高官厚禄”称作“大服”，将“不可相信”称为“棐忱”等等。《周书》的语助词如“越惟”“爽惟”“迪惟”“诞惟”“洪惟”等，在“文言”中是看不到的。《周书》运用了不少成语。经王引之、孙诒让、王国维、杨筠如、于省吾、刘起釪等人发掘的成语有：“昧爽”(意为“天快亮之时”)、“昏弃”(意为“背弃”)、“敷佑”(意为“普有”)、“由哲”(意为“昌明”)、“迪知”(意为“用知”)、“丕丕基”(意为“伟大的基业”)、“作求”(意为“仇匹”)、“初基”(意为“开始”)、“保乂”(意为“保有并治理”)、“速由”(意为“赶快按照”)、“敬忌”(意为“敬畏”)、“丕显”(意为“伟大光辉”)、“冒闻”(意为“上闻”)、“天显”(意为“天命”)、“迪屡”(意为“屡次兴作”)、“要囚”(意为“幽囚”)、“所其”(意为“自始”)、“监兹”(意为“鉴戒”)、“灵承”(意为“善受”)、“庸释”(意为“用厌”)、“丕时”(意为“大承”)、“答扬”(意为“答谢颂扬”)、“降格”(意为“神来享佑”)、“昭登”(意为“往来”)等等。《周书》多用通假字，如在《康诰》中，“眚”通“省”、“懋”通“茂”、“衣”通“殷”。《周书》多用假借字，如在《大诰》中，“明”是“命”的假借、“棐”是“匪”的假借、“逝”是“誓”的假借、“吊”是“淑”的假借、“极”是“亟”的假借、“兄”是“贶”的假借，等等。《周书》中有一些浓缩句，如《梓材》“肆亦见厥君事戕人宥”(《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422页)，此句意谓臣下看到君主任用戕害人者，且宽宥其罪，史官将两层意思缩为一句，第二层意思仅用一个“宥”字表示，且省略主语。又如《无逸》：“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539页)完整句子应该是：“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无淫于逸，无淫于游，无淫于田。”周初诸诰的语言难度并不在《盘庚》之下。
周人对“殷商古语”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在因袭基础上锐意开拓，使“殷商古语”在西周呈现出两大新变：
新变之一，是某些殷商文体语言在周人手中得到全面发展，典型的例子是铭文。铭文在殷商起步，它的真正黄金时代是在西周。西周铭文篇幅比殷商要长得多，特别是到了西周中晚期，长篇铭文大量涌现，如《曶鼎》380字，《毛公鼎》497字。西周铭文内容远比殷商广泛，举凡祭祀、赏赐、训诰、燕飨、田猎、征伐、册命、纪勋、诉讼、盟誓、订契、买奴等，都见于彝器铭文。铭文篇幅与内容的拓展，自然会带来语言变化。西周武、成时期铭文用词比较简单朴素，以单音节词汇为主。从西周康王时期开始，铭文中的双音节语汇渐渐增多，词汇呈现出逐步丰富的趋势。以《大盂鼎》为例，文中就有“不(丕)显”“四方”“妹(昧)晨”“朝夕”“奔走”“召夹”“罚讼”“人鬲”等双音节词。西周铭文的词汇比殷商要丰富得多，例如，西周铭文中仅表示赏赐、给予意思的动词，就有“畀”“兄”“赍”“商”“易”“厘”“馈”“贿”“赠”“授”“禀”“遗”“绥”“惠”“匄”等。其他如“对扬”和“答扬”、“皇休”与“鲁休”，都是用不同词语来表达相同意思。颂扬性语汇在西周铭文中大量涌现，如颂扬王侯时多用“不(丕)显”“休善”“穆穆”“懿釐”，称颂天命时用“冬(终)命”，赞美祖考时称“文人”“文祖”“文考”“文母”，赞美先祖美德时用“渊克”“竞敏”“休宕”“恭纯”，祝福尊者长寿用“万年寿考”“黄耇”“黄发台背”等语。周恭王时期的《史墙盘》历颂文、武、成、康、昭、穆等先王功绩，作者在每一位周王都用了一个修饰语，用“强圉”修饰武王，用“宪圣”修饰成王，用“睿哲”修饰康王，用“宏鲁”修饰昭王，等等。西周铭文语法结构与后世大体相同，但也有少数特殊语法现象。有些铭文用补语承担定语功能，如《御正卫簋铭》：“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84页)此句意谓伯懋父将王赏赐的马转赐给御正卫。补语“自王”放在双宾语“御正卫”“马匹”之后。铭文中被动句的结构也与后世不尽相同，如《臣卿鼎铭》：“臣卿易(锡)金。”(《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88页)此句意为公赐臣卿金，臣卿是此句的受赐者。铭文还有倒文现象，如《王臣簋铭》：“不敢显天子对扬休。”(《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177页)正常的语序是“敢对扬天子不显休”。西周铭文格式套语不仅增多而且变长，出现“某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乍某尊彝，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组合性套语。辞藻的丰富，用语的典雅，篇幅的扩展，内涵的厚重，使西周铭文语言呈现出博约温润的风格，其艺术成就明显超越殷商。
新变之二，是《周书》《周颂》《大雅》、西周铭文语言互相渗透。例如，《周颂·清庙》中“多士”“奔走”“丕显”“对越”“无射”等词语多见于《周书》和西周铭文。《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作邦”一语又见于《大盂鼎》，意谓“建国”。《大雅·大明》：“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难忱”即《君奭》“天难谌”，意谓“天不可信”。《大雅·下武》中的“作求”一词又见于《康诰》，意为“作匹”。《大雅·卷阿》中的“弥尔性”与《尨姞敦》《齐子仲姜镈》“弥生”意义相同，意为“永命”。《大雅·韩奕》中的“不庭方”又见于《毛公鼎》，意为“不朝之国”。《大雅·江汉》中的“戎公”即《虢季子白盘》“戎工”，指的是兵事。《大雅·江汉》：“天子万年。”此句又见于《剌鼎》。《大雅·抑》中的“远猷”一语见于《史墙盘》。《大雅·民劳》“柔远能迩”之语见于《大克鼎》。《周书》中的语气词如“乌虖”“繇”“巳”等也见于铭文。西周成、康时期铭文以散句为主，间或出现韵语，如康王时期的《大盂鼎》。大约从恭王时代起，有些铭文多用带韵的四言句，这些用韵的四言铭文颇似《诗经》中的雅颂诗句，如周懿王时期《史免簠》：“史免乍旅簠，从王征行，用盛稻粱。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181页)“行”“粱”“享”三字押阳韵。恭王时期的《史墙盘铭》，也是一篇杂用四言句的铭文，文中“王”“邦”“方”“疆”“行”诸字押阳韵。再如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王睗(赐)乘马，是用左(佐)王。睗(赐)用弓，彤矢，其央。睗(赐)用钺，用政(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3卷，第308页)“王”“央”“方”“疆”押阳韵。西周铭文用韵以之、幽、东、阳、真几部为主，这与《周颂》的用韵情况大致相符(22)。一方面是铭文运用诗歌韵律，另一方面是某些颂诗吸取铭文、文诰的散文句式。如《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昊天有成命》《小毖》《赉》《般》等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散文化倾向，诗中一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上一句与下一句之间跳跃性较大。这些作品以言志为主，不追求诗歌意象的营造，且不用韵，与文诰语言相近。
周人沿袭“殷商古语”的古老底色和文体风格，创作了一大批作品，促成了西周前期“殷商古语”的繁荣。西周某些文体(例如铭文)，其语言艺术成就要远超殷商。不过，“殷商古语”在西周并非长盛不衰。西周中叶是一个文化转折点，周人到此时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西周中期以后的文诰，如《周书》中《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其语言已较周初诸诰为易，特点是具有古老语义的语汇、通假、假借、语句浓缩等现象有所减少。《大雅》中的“变雅”语言，也要较“正雅”略浅一些。这说明在西周文化变革的背景之下，史官对“殷商古语”的热情已经有所减退，“殷商古语”自身也在慢慢褪色。
西周“文言”另一代表作是《诗经》中的西周风诗(27)。风诗语言的“文言”特征是：第一，风诗用语比雅颂要浅近、通俗、平易得多。兹以《召南·甘棠》为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毛诗正义》，第78页)诗中只有“蔽芾(盛貌)”“茇(草舍)”“败(折)”“拜(拔)”几个字需要解释，其余都明白如话。第二，风诗中某些诗句接近口语。像“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关雎》)、“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草虫》)、“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这些诗句都是脱口而出，“求之不得”“忧心忡忡”至今仍活在人们口语之中。第三，风诗多用比兴，而诗人用来比兴的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因此它起到浅化语言的作用。例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人以红艳艳的桃花起兴，让人联想到女子结婚的红火场面，语句变得浅显易懂。又如《周南·汉广》用“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来兴起“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用不着诠释，读者即可把握诗人的情思。再如《豳风·鸱鸮》以一只心力交瘁的母鸟的口吻哀求鸱鸮放过自己，联系周初三监反叛、流言四起、周公忍辱负重的历史背景来读这首诗，自然会感受到不尽情味。第四，不少风诗采用重章复沓的章法，它的妙处是用字少，重复多，由此降低了语言的难度。例如，《周南·芣苡》仅换了“采”“有”“掇”“捋”“袺”“”六个动词，就写出农妇采摘芣苡过程的种种情状。风诗语言平易的奥秘在于上古天子“观风”。在通讯、交通不发达的上古时代，天子通过“陈诗”“采风”各种途径，从风诗中了解各诸侯国的政治好坏和民风厚薄。由于天子要“观风”，所以风诗务必要原汁原味地保留民众生活原貌，包括保留民众口语。风诗用于天子闲居之时观赏，以及用于燕、射等娱乐性礼仪，朝廷对风诗歌词的典雅要求远不及雅颂之高，而这反而成就了风诗语言的浅易生动。
西周穆王时期，出现一种用“文言”写成的“语”体散文——《国语》(28)。《国语》共收录235篇散文，其中西周散文有11篇(《周语上》10篇、《郑语》1篇)。这些西周散文的语言底色较《周书》要浅易得多，它的记言文字大体可以读懂，它的叙述文字尤其明白流畅。《国语》的语汇不像《周书》那样古老，如《周书》中“百工”意为“百官”，《国语》的“百工”则是指“各种工匠”；《周书》中周王自称“予一人”，《国语》中周厉王则自称“吾”。《周书》中某些双音节动词，《国语》直接用一个单音节动词表示，如《周书》用“言曰”，《国语》用“曰”；《周书》用“格知”，《国语》用“知”；《周书》用“殄戮”，《国语》用“戮”。《周书》中“立”“正”“巳”“昏”“忘”等通假字，《国语》直接使用“位”“征”“祀”“闻”“亡”本字。《周书》中的语助词是“猷大”“洪惟”“越若”“越惟”“迪惟”等，《国语》中的语助词是“之”“乎”“者也”等。我们从《周书》和《国语》11篇西周散文中，找到一批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汇进行比较：
两者都是西周时期历史散文作品，而后者语言远比前者浅近平易，可知《国语》作者确实是在运用一种不同于《尚书》的语言从事写作。我们还找到了两书中语意相近的句子，例如：
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尚书校释译论》，第3册，第1513页)
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国语》，第3页)
这两节文字大意都是说，殷纣王暴政导致天怒人怨，最终走向覆灭。《多士》如果不经过专家训释，是没有办法读懂的。《国语》的语言则基本不需要解释就可以理解，它的语言与春秋战国以后的文言没有多少差别。
从《易经》、《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来看，在先周和西周前期，“文言”就已经用在诗文及卜筮文献中。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次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出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剩下的就是等待时日了。
四 历史性的巨变：“文言”成为主流文学语言
“文言”成为文坛主流文学语言，应该是进入春秋以后的事情。
现存的春秋文献有《国语》中214篇春秋散文、鲁国《春秋》、《诗经》中的春秋风诗以及铭文等。《国语》中的春秋散文、《诗经》中的春秋风诗以及春秋铭文的语言虽然各有不同程度的新进展，但大体是同类西周文献语言的延续，此节不再讨论。《春秋》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历史散文文体，它是用“文言”写成的历史大事记。它的语汇不像《尚书》那样古老，也不像《尚书》那样多用商周成语以及通假、假借；它的语句高度精练，但却不会像《尚书》那样影响读者理解。《春秋》的记事方式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发生某事。书中多用名词、动词、数词、代词、连词、介词，尽量省略描述性的形容词、修饰性的副词和表示语气的助词。兹以《春秋·隐公元年》为例：“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29)读此可知《春秋》语言精而易懂，简而不古。《春秋》用语的最大特色，是寓褒贬于语汇之中。例如，对于以下弑上的行为，《春秋》用一个专门动词“弑”，不用谴责而诛讨之义自见。作者多从礼义出发维护王侯尊严，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被齐襄公谋杀，《春秋·桓公十八年》载“公薨于齐”，“薨”表示诸侯正常死亡，作者用“薨”字是讳言鲁桓公被奸人谋杀之事。又如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在温地召集周王和诸侯会盟，开启了以臣召君的恶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讳称“天王狩于河阳”，一个“狩”字为周天子遮羞。不过《春秋》对周王的非礼行为同样予以讥刺，如《春秋·文公九年》：“九年春，毛伯来求金。”(《春秋左传注》，第151、450、569页)天子不私求财，此次周王却派大夫毛伯赴鲁求金，《春秋》用一个“求”字讥刺周王非礼行为。《春秋》寓褒贬于字句之中，不书爱憎而情感态度自见，这种用语方式丰富了语言的内涵，后人将《春秋》这种用语方式称之为“《春秋》笔法”。
春秋时期主要文学作品是以《国语》《春秋》为代表的历史散文和《诗经》风诗，它们都是用“文言”写成，这表明“文言”已经取代“殷商古语”。
与“白话”取代“文言”相比，“文言”取代“殷商古语”，既没有经过任何学术较量，也没有文坛领袖出面提倡。“殷商古语”从表面上看是自动退出文坛，实则其中有着深刻的宗教、政治、审美风尚、文人心理等原因。
从宗教方面看，神学地位动摇直接导致卜辞刻写的终结。一部商周史堪称是人神易位的历史。殷商卜辞是殷人敬天事神的产物。克商之后的周人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神学，但周人确实看到了天命靡常的无情现实，认识到民心在社会变革中的伟大力量，他们一再发出“天难忱斯”(《大雅·大明》)、“天棐忱”“天不可信”“天难谌”(《周书·君奭》)的呼声。虽然西周春秋时期筮占、龟卜活动绵绵不绝，但与昔日殷商那种诸事问卜的情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必将占卜结果刻于龟甲兽骨。在这种新的历史形势之下，在殷商和先周曾经盛极一时的甲骨卜辞刻写也就自然寿终正寝。
从政治方面看，王权盛衰直接影响到“殷商古语”的命运。西周初年，周公发表了《大诰》等一系列文诰，这些文诰宣示新兴王朝的大政方针，在稳定政局斗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平叛胜利之后，西周政治进入黄金时代，周公在此情况下制礼作乐，《周颂》就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产物。不过，颂诗制作是新兴王朝阶段性的行为，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实际上康、昭之后便不再有颂诗制作。随着西周王权由盛转衰，王朝颁布的文诰日趋减少，文诰的书写载体从简帛转移到彝器，供贵胄子孙赏玩。从平王东迁到春秋末年，东周王朝史官因对王室失望而重新演绎夏、商末年史官奔逃故事。《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辛有是辛甲的后人，为周平王时期史官，其子由周奔晋，应该是在平王前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春秋左传正义》，第1344、1472页)尹氏固是尹佚之后。从辛、尹后人的举动可以看出当时史官的心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10册，第3285、3286页)《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东周王室柱下史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7册，第2141页)。与殷末奔周的史官不同，东周奔逃史官不是走向新生和希望，他们或放弃史官职守，或走向隐逸。史官人散了，心也散了，还能靠谁来恪守“殷商古语”呢?
从审美风尚来看，王侯卿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礼记·乐记》载魏文侯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礼记正义》，第1119页)魏文侯受子夏经艺，可是他却厌倦古乐，喜听郑卫之音，这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昭示着王侯卿士大夫的审美风尚正在经历着由崇尚古代艺术到欣赏当代艺术的变化。“殷商古语”是商周古文化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今王侯卿士大夫竞相抛弃商周古艺术，喜爱新艺术，“殷商古语”还有什么艺术魅力可言!
从创作和接受心理来看，春秋以后作家不愿再用“殷商古语”写作，读者也不愿读“殷商古语”。《春秋》运用“文言”已如前述。《诗经·鲁颂》是春秋鲁僖公时期的作品，它名为颂诗，语言却向风诗靠拢。孔颖达在评论《鲁颂·駉》时说：“此虽借名为《颂》，而实体《国风》。”(《毛诗正义》，第1385页)《鲁颂》是最应该用“殷商古语”创作的，因为鲁国享有天子礼乐，《鲁颂》应该像《周颂》一样写得古色古香，但事实上《鲁颂》作者用的是风诗语言。读者也对“殷商古语”深为不满。据《孔丛子·居卫》记载，战国初年，年仅十六岁的孔子之孙子思到宋国游学，宋国大夫乐朔对子思抱怨《尚书》“故作难知之辞”。乐朔说：“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30)乐朔希望读简易的文章，这个说法也是当时士大夫的共同愿望。
在经历了七八百年辉煌之后，“殷商古语”终于在春秋时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中国文坛，让位于“文言”。这场历史性的语言变革，标志着中国文学语言的第一次大变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它的意义不亚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革命。开弓没有回头箭，从春秋战国到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几千年的文学语言就是沿着《周易》《国语》、《诗经》风诗、《春秋》的“文言”走下来的。
①李荣启《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商书》中羼入了少数周代文字，如《汤誓》中“尔”“庶”“天”“台”“予”，《盘庚》中“而”“则”“天”“德”，《微子》中的“殷”等。既然如此，《商书》能否作为“殷商古语”文献?本文认为是可以的。理由是：(一)《商书》五篇文章约二千三百字，被专家证实的周代文字只有二十多个，其中有些字(如“德”“天”等)究竟是商代字还是周代字还存在争议。(二)殷商甲骨文还有几千个文字未被认出，目前被指认的周代文字或许存在于未被认出的殷商甲骨文字之中。(三)文献记载殷商有文献典籍传到周代。《周书·多士》载周公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墨子·贵义》载：“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这表明殷人的“册”“典”“《书》”是在殷商写定的。(四)先秦文献在传播过程中多少都会渗入若干后代文字，但后代渗入的文字毕竟是少数，这些文献的主体文字仍属于写定时代的语言。
③《商颂》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此事发生在周宣王时期，正考父生活在宋襄公之前一百多年，不可能作诗歌颂春秋时期的宋襄公；《左传·隐公三年》引《商颂》“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来赞美宋宣公，此事发生在宋襄公即位之前七十年，这说明《商颂》不是歌颂宋襄公之作；《国语·晋语四》载公孙固引《商颂》“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来劝谏宋襄公，这说明《商颂》早在宋襄公之前就已是传世经典。因此将《商颂》视为春秋宋诗，是不适合的。
④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2496，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86页。
⑤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3页。
⑥林政华《甲骨文成语集释》，《书目季刊》第17卷第4期，第63—104页。
⑦《殷周金文集成》2.380、2.383，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页。
⑧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卷，第7页。
⑨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册，第925页。
⑩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11)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12)上古通假字、假借字颇易混淆。有人认为上古多用假借字，通假字是在战国以后才有。本文根据《尚书》权威注本，将注家“某字‘通’某字”视为通假字，将注家“某字‘借’某字”以及“读为”视为假借字。
(13)俞樾《群经平议》，《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14)司马迁《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册，第1607页。
(15)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16)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17)胡新生《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8)高诱注《吕氏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79页。
(19)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页。
(20)周原卜辞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才陆续面世，比较重要的是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和2004至2008年陕西岐山周公庙出土的甲骨文，有刻辞的甲骨大约近千片，其中既有武王克商以前的作品，也有少量成、康、昭、穆时期之作，每片甲骨上刻写的文字较少，字迹纤小。
(21)吴绍烈等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6—118页。
(22)陈致《从周颂与金文中成语的运用来看古歌诗之用韵及四言诗体的形成》，参见陈致主编《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9页。
(23)“文言”本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本文将“殷商古语”从传统所说的“文言”中区分开来。
(24)目前学术界还缺乏一种比较异质语言的形态学理论，因此只能通过比较来区分“殷商古语”和“文言”。
(25)关于《周易》的作者与写作年代，《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即伏羲画八卦，周文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易经)，孔子作“十翼”(易传)。周文王在殷末作“易经”，是古今学者的共识。《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司马迁《报任安书》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26)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9、243、251页。
(27)载于文献的西周风诗仅有《豳风·鸱鸮》(《尚书·金縢》)，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周只有一首风诗。主要理由是：(一)除郑、秦之外，其他十三国风的名称都来自先周或周初封国：《周南》之“周”、《召南》之“召”是周文王将岐周分封给周公、召公的采邑。“邶”“鄘”“卫”是武王灭商后封给纣子武庚、管叔、蔡叔的封国，其中“邶国”“鄘国”只存在几年时间。“王”是西周东都洛邑，为成王、周公所建；“齐”是太公望的封国。“唐”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国，其子燮改国号为晋；“陈”为周初胡公满的封国。“桧”为周初妘姓封国，“曹”是周武王之弟振铎的封国，“豳”是公刘的封国。从这些名称可知，《诗经》风诗中应有西周甚至是先周作品。(二)早在春秋前期，士大夫就在评论中征引风诗。《左传·隐公三年》载君子曰“《风》有《采蘩》《采蘋》”，这一年是公元前720年，上距西周仅50年。从周太师采集风诗到颁发各诸侯国，再到士大夫娴熟地征引，应该有一段时间，据此可以推论部分风诗作于西周。(三)《仪礼·乡饮酒礼》载：“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乡射礼》和《燕礼》也有近似记载。这可能是西周古礼的遗留。(四)郑玄《诗谱》将50首风诗定为西周作品：《周南》11首诗作于周文王时期，《召南》14首诗中，有12首作于周文王时期，2首作于周武王时期，《豳风》7首诗均作于周成王时期，《齐风》中有5首作于周懿王时期，《邶风》《鄘风》《卫风》中有一首作于周夷王时期，《桧风》四首诗作于夷、厉之际，《陈风》中有2首作于周厉王时期，《唐风》中有1首作于共和时期，作于周宣王时期的有《齐风》1首、《陈风》3首、《秦风》1首。本文采用郑玄之说。
(28)《国语》的性质是“编”而不是“著”，它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史官在514年期间写成的，由战国初年某国史官将其编为一书。其主要理由是：(一)从横向来看，各国文风不尽相同。《周语》《鲁语》浑朴平实，《齐语》干练明断，《晋语》波谲云诡，《楚语》浑厚颖锐，《吴语》突怒偃蹇，《越语》奇玮畅达。各种不同文风的文章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二)从纵向考察，《国语》中西周散文语言古朴简练，春秋散文语言整饰流利，而春秋末年的《越语》语言流畅程度已经接近《战国策》，可以深切感受到《国语》语言由古朴到畅达、由简练到流利的演进。这种语言演进的历史痕迹不是同一作者所能创造的。(三)《国语》中存在一事多记的重复现象。例如《周语中》载有“阳人不服晋侯”，《晋语四》又有“文公出阳人”记载，这两篇内容相同的文章，应该出于周王室史官和晋国史官之手。(四)《国语》存在一事异记的现象。例如，《吴语》两次记载文种为越王勾践谋划。《越语上》记载了越大夫文种行成于吴、勾践休养生息终灭强吴的经过，《越语下》则记载范蠡为勾践谋划灭吴过程。《吴语》和《越语上》中的越国主谋者是文种，《越语下》主谋者是范蠡，让人不知孰为灭吴主谋。又如，《越语上》载代表勾践向吴求和的是文种，而《吴语》中的求和代表是诸稽郢，二人求和之语也有较大出入。再如，《越语上》载越王勾践对吴王说：“昔天以越予吴，而吴不受命，今天以吴予越，越可以无听天之命而听君之令乎?”《越语下》亦载此语，但说此话者是越大夫范蠡而不是勾践。篇中记载越王勾践不忍心拒绝礼恭辞卑的吴国使者，想与吴国讲和，是范蠡毅然决然地拒绝吴使，击鼓兴师，终灭吴国。像这些一事异记的现象，决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国语》每篇文章的写作时代应该是事件发生的时代，每篇文章作者是当时当事国家的史官。
(2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页。
(30)孔鲋《孔丛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文学遗产：中文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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