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在贫穷和饥饿的时候，眼睛里往往只能看得见一箪一瓢，但是在萧红的眼里，却看透了“人类的愚昧”。
1911年出生的萧红，从黑龙江到香港，病逝于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年仅31岁。但是在她 命运多舛的一生中，却写下了永不磨灭的唯美、风骨和自由。
确切地说，萧红的文学路，从认识箫军时开始。
但是在此之前，萧红的父亲却将她许配给了家境殷实的纨绔子弟汪恩甲，初中毕业19岁的萧红，不顾家庭反对，跟随表哥陆振舜私奔到了北平，进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
萧红的这一举动，犹如一声惊雷，不但让他的父亲和家族颜面扫地，甚至父亲张廷举还因此被免了职。但是陆振舜却没什么担当，两人私奔到北平没多久，就因为父母和家庭的压力，抛弃了萧红，回归了家庭。
走投无路的萧红回到家中，立刻被大发雷霆的父亲软禁了起来，接着有幸逃出家门，却身无分文，流浪在哈尔滨的冬夜里。饥寒交迫的萧红，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投靠“未婚夫”汪恩甲，在反复纠缠后，萧红怀孕待产，寄居在旅馆里，汪恩甲却不辞而别。
困顿拮据的萧红，不得不写信向经常翻看的哈尔滨《国际协报》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人因此从邂逅相识到相知相爱。
“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这便是萧军对待感情的态度。
可想而知，在这段感情中，萧红一再妥协、委曲求全，萧军却粗犷豪放、脾气暴躁。
在明知道萧军出轨的情况下，萧红曾经选择东渡日本求学。她在这段时间里安静学习、专心写作，但是，等她熬过“情感冷静期”回国后，萧军却铁了心地要离婚，尽管她告诉萧军，自己已经怀孕了。
就这样，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嫁给萧军，然后怀着萧军的孩子又投靠了端木蕻良。
但是婚后不久，武汉就被日军轰炸，作为战地记者的端木蕻良只身去了重庆，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只身留在武汉，不得不历经磨难去找端木蕻良，最后在一个重庆朋友家里生下了萧军的孩子。
可怜的是孩子，第一个女孩送了人，第二个男孩刚生下四天就夭折了。
时局动荡，萧红和端木蕻良去了香港，但是香港也朝不保夕。“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后来，端木蕻良只身逃亡，将萧红孤苦伶仃地留在了香港。
萧红的一生，经历了汪恩甲、陆振舜、萧军和端木蕻良4个男人，饱尝了贫寒、饥饿、战乱与逃亡，1941年，她躲藏在香港一间破陋逼仄的屋子里，连日咳嗽、疾病缠身，却写下了她人生中的最后的作品《呼兰河传》、《马伯乐》。
1942年1月12日，萧红在香港病危之际，向端木蕻良交代了后事，其中的第一条就是：
“保护我的作品，不要叫人随意删改。”
而如今的中小学课本，虽然从《呼兰河传》中节选出来了四五篇课文，《火烧云》、《学诗》、《祖父的园子》和《小团圆媳妇之死》等，却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拙劣”的改动。
“晚饭一过，火烧云就上来了”，改为“晚饭过后，火烧云就上来了”。
“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改为“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
“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改为“喂猪的老头儿在墙根靠着”。
诸多修改和删减，几乎让原作品“面目皆非”，不但违背了原作者萧红“不要叫人随意删改”的本意，而且修改之后，原文词句间的“神采妙趣”大打折扣，实在是“弄巧成拙”。
要知道，作为中国近现代颇具才华的女作家，萧红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其文字和语境是最像鲁迅先生的。
萧红的作品，适合在深夜里泡一杯咖啡，就着暖色的台灯和舒缓的音乐，慢慢地读。她的文字绝望、唯美，却又悲怆、苍凉，让人忍不住想要一读再读。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有一句台词令我印象深刻：
“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
终其一生，萧红都没能逃离爱情、人生和命运的悲歌，她的爱情颠沛流离，但倾尽全力；她的人生随波逐流，却敢爱敢恨；她的命运转瞬即逝，却留给我们温暖和感动。
可是如此美好的文字，为何节选到课本里，就要一改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