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逸凡
蛤窄而长者曰鲜[1]——我漫不经心地联想一气，不大想拒绝，也不大想应邀。
如果晚上没事，我就来。
表哥听了我的话，又咧开嘴笑，那张歪嘴像半个白生生的石榴耷拉在鼻翼上。他正给一位不会用支付宝的老人找零，数钱的样子虽然别扭，但至少看上去已十分娴熟。他的手跟别人的不一样，总像啄木鸟一般去啄枯木似的手臂，手腕似乎要折叠到胳肢窝里去。因此，他只能用一只手压着钱，勉强用另一只手把钱一张张捻开。我参观着摆满百货的铁架子，身后挂在门口的厚棉被开了又合，闷闷地拍打门框。刚进来的人说，来包八喜。停顿一下又说，我自己拿吧，七块的那种。然后是无声的微信支付，手机的两声振动很轻，我甚至怀疑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我从后门出来，往院里头那栋很老的三层洋楼走去，给这间狭窄而丰满的小屋留下我的比以前宽厚不少但依然有些驼的背影。
楼内铺地板的瓷砖有些古旧，是一块块对角线很短的正方形，过时的麻糖色花纹可以与上下左右的邻砖贯通，总让我想起“摩登”这个复古年代的时髦词汇。瓷面已经发乌，不怎么反光。楼梯正对楼门，中间隔着一条走廊，楼梯和走廊上正熙熙攘攘。补习班的课间比赶集还热闹，往右走，像在泳池里行走一样感受到粘滞阻力。从里数第二间，是我妈的办公室。小太阳加持的办公室，暖融融的味道挠得我鼻窦发酸，与我儿时的记忆并无两样。洗手的香皂，似乎曾浑身涂满粉笔尘，在办公室里到处打滚，给每一件物品都打上一层透明的薄釉；圆珠笔墨是我偏好的工业味道，就像有人喜欢闻新皮鞋，有人喜欢闻车尾气一样，我总被它激发某种欲望，坐下来假装业务繁忙却又干净体面；三台并列的打印机腾腾冒着热气，刚出炉的油墨满堂喷香。最后一位老师取走印刷的随堂测验，办公室暂时没人，我拿上哨子，也走了出来。快上课了，我把哨子挂在脖子上，站在楼梯正对面，百无聊赖地看着一个初中生和小学生吹牛。
这栋楼曾是表哥家的，那时我妈每年交不菲的租金。表哥超市旁是院子的大门，据我妈的口述史料，大门外残缺的黏胶字母痕迹，补全了是Seed Administration State，种子管理站。从我上小学起，大门外挂的是亮银色 “支点教育辅导学校”。随着辅导学校越办越好，租金也年年升高。前年夏天，我妈从表哥的父亲——也就是房东——手里买下了这栋老洋楼和附带的院子。她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妈妈和你一起奋斗。去年夏天，我结束了高考。妈妈说，等你寒假回家，来给妈妈帮忙。我能帮什么忙呢？不过是吹吹哨子，与我小学时相比没什么长进。
上小学时，除了吹哨子，我还照看小卖铺，课间经营雪糕、饮料和一些常见的真空食品。来我妈这儿补习的有很多我的同学，我会先照顾我要好的同学，常常有学生到上课时间还没排上队，落魄而归。他们上课，我从来不上，我就趴在小卖铺的冰柜上写写画画。小卖铺挣来的钱，我会留一点给自己，带着大部分跑回奶奶家，让奶奶存起来，我妈从不过问。可能五六年级的时候，小卖铺不开了，因为表哥从高中肄业，在我妈学校大门旁边开了一家小超市，向内也开一扇门，供学生消费，商品更齐全。我当时还说，我的小卖铺要干过表哥的超市。我妈说什么也不开了，好像表哥挣的钱要给她似的。
17点38，不到两分钟，再等等。我能做的只剩准时了——除此之外，一名大学生还能在吹课哨这件事上做什么文章呢？我摩挲着脖子下的不锈钢哨子，冰凉的金属质感刺激着我的拇指肚，我想象用指纹给这把哨子抛光。一位脑袋干净得没有一丝头发的男子进了门口，脖子上的那条青红的大虫子虽不逼真，却好像散发着深巷里某个纹身店的腐臭。——不对，此人来者不善！他后面跟着一位同样气势汹汹的瘦男人，两人都没理我，直直朝楼梯走去。我忽然意识到什么，迅速吹响了哨子。脸颊微聚，小腹坚硬，我平稳地输出播音水准的气流。清厉持久的哨声号令几百名孩子踢踏地板，磨蹭墙壁，仿佛千军万马，楼上楼下的桌椅摩擦地面。紧接着整栋楼回归死寂，像台风过后安静的村子，都在等待着什么。那位光头停顿一下，脖子上的大虫子也回头朝我看看，又机敏地带领瘦男人向二楼冲去，我也跟着冲上去。不知二人突然到访是为什么，但看起来目的明确，我又怕课间太乱，会节外生枝，便提前发出上课的信号。然而，上到二楼，我还是看到，一位年轻的男教师面对光头和他脖子上的大虫子，眼神里的惊恐、疑惑、无助全都出来了，还有一点飘忽和走神。那是我见过最生动、最丰富的眼神，瞳孔里仿佛有一条道路，这位老师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在那条路上一清二楚。果然，大学里的表演老师说的没错，表演里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表演。
大门关得死死的。光头和瘦男人进来，只有一条通道，就是表哥超市的那扇后门。光头劈头盖脸地质问这位教七年级的倒霉男教师，“俺孩子被打成那样，你们当老师的知不道吗？”然后又指着全班学生，“就你们哈，谁打了俺孩子，自觉点儿，别等我把你揪出来！”男教师一点儿不知情，却在班里找到了那个正在啜泣的“俺孩子”。瘦男人是这孩子的父亲，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邻居孩子打来的，邻居孩子和他儿子都在我妈的学校补习——说他儿子被打得不行了，他便匆忙叫上这个能唬住人的哥们，赶来了这里。我妈从楼梯上来，像往日一样挺拔地走到光头身边，说，我不管你是谁，也先不管你是来干吗，我不允许你扰乱我这里的教学秩序！光头没说什么，那条大虫子顶着脖子上的青筋跳动几下。
瘦男人的儿子因为所学课程不一样，明天就可以从这里结课了，不知他是因为和某同学交情好还是有点儿惧怕他，手表还在他手腕上戴着。儿子去要，一开始是开玩笑，不给就不给，后来那位同学手上没数，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嘹亮的拍击声勾起了他的怒火，一向老实软弱的他扑倒了那位同学，那位同学的两个好兄弟来帮忙，便把他揍得毫无招架之力。此外，还有一位拉架的，被叫来对证，拉架的弓起一条腿，另一条腿拉直，双手在肩外一尺处半握，做出拉架的姿势。光头也不知有没有把孩子们的叙述往心里拾，看到拉架的动作，像是终于抓住机会发出一直被压着的威力，甩着健硕的膀子喊叫，“你待做啥？你待做啥？”我妈厉声喝道，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不想让老师帮你处理？你要是这个态度，好，在我这出的事，该负的责任我负，但等其他家长来，你自己跟他们倒腾去吧，有的是孩子打个小架，家长几个月还拉扯不完的。
瘦男人不强硬，也从不主动，只是不由自主地安抚话锋突然尖锐的我妈。其他家长还没来，光头和瘦男人便主张先走一步，去医院。到最近的镇医院，光头不下车，瘦男人从他们的车上下来，和我妈说，老师，你看，要不咱去市中心医院吧？我妈说，行啊，去那查更放心，不过，你们这是做什么，在学校没等到那些家长，又来镇医院，来了又接着去中心医院，你们在跟那些家长玩捉迷藏吗！瘦男人连声道歉，让光头先走了，他留下来陪我妈等其他家长。我和我妈说，我陪您去吧。她说，不用，你还是个小孩儿。
晚饭点儿上，我在表哥这里留下。其实他和我没有血缘关系，根本不是我表哥，而是原房东的大儿子。比我大六七岁吧，我从小和他在一块，也不知怎么就叫他表哥，一直叫了下来。
超市柜台后面的一扇门，通往表哥独自生活的小家。说是家，其实就是一张床、一张桌子和灶台，外加一台电视和一些做饭用的东西。我有些怀疑他会用那么多种类的厨具。他站在灶台前，向内弯折的手用很奇怪的方式握住长勺柄。为了推动汤水在锅里旋转，他不得不耸起右肩，整片肩胛骨前后运动，像是反被长勺和汤水带动着。偶尔那么一下，我能看到他几乎转过来的侧脸，或者说是那张歪嘴。他的右腿过于笔直，左腿却像一条蚯蚓，萎缩在裤筒里，随意翻转身躯，以至于从裤筒里伸出的左脚时而朝右，时而朝后，好似从哪位抽象画家的画布上走下来的。
我坐的床边，墙上挂着崭新的日历，是那种广告日历。二月份的版面是“全福元商厦祝广大市民新春快乐”，我揭了几页，这一本都是全福元商厦的。表哥端着不锈钢大盆，将大盆蹾在我面前的桌子中央，一片雪白的贝肉晃到了我的眼，数不清的蛏子在浑厚的汤里垒成一座小山。表哥指指说，鲜。鲜是我们对蛏子的方言，表哥为我回来，专门从生鲜市场买了很多鲜。
冰箱，还有。表哥说。
你买这么多做啥，买一点解解馋就行了。
等你，再来。
我笑了，伸手去剥鲜的肉。他说，大学，怎样。我说还行吧。他从外面超市拉进来一个小马扎，坐在我对面。他的右腿紧靠左腿，两条大腿竟如此平行，但右腿明显粗壮很多。我不知道他的左脚又在桌子底下拐到了什么方向。我说，你坐那么矮的马扎不累么，过来坐床上吧。
在这，看你。他说。他继续坐在那儿，偶尔剥一个鲜，见我不说话，他就只说吃、吃。
我这里的鲜壳都快堆成海边的盐山了，他那边也就铺了个不像样的地基。
我玩会儿手机，表哥去刷锅碗。很快他回来，说，看啥，手机。我说没啥，熄了屏幕，坐直了腰，抬头看到墙上那本日历，说，快过小年了啊。他说，大年，也快。我起身告辞，走到门口，瞥见洗池里的锅碗并没有刷完，猜测表哥可能想多跟我说说话。我又回过头看他，笑了笑。他也笑笑，说，小年，再来。
昨晚我妈回来得挺晚，眼神流露出嘈杂和憔悴，在梳妆台前坐了几分钟，就躺下睡了。今早我刚起，我妈已经去学校了，说要带着打人的孩子的家长去看望被打的孩子。我问，那个光头家里？我妈说，不是，那是孩子的表叔，不过他今天应该也在。我有些担心，不知光头今天又会搞什么幺蛾子，看着就像混社会的，指不定还是黑社会。我想快点儿到学校，陪我妈一起去。我妈说，你不用着急，光头有啥好怕的？记住，我们都是为了办同一件事；别耽误来吹哨子就行，还有，看住门，别再让别人随便进学校了，嘱咐嘱咐你表哥。
我为我妈不带我去见孩子那位光头表叔而生气，原来的担心转化为了一种怒气。我经过表哥超市的时候，他叫我，我没理他。走了一段又折返回去，问，昨天，那俩家长怎么进来的？表哥好像不太明白，怔在柜台后面。我拍拍头，在脖子上比划一下，说，光头，这儿纹着身，还带一个瘦子。表哥歪着嘴笑了，说，家长，接孩。我说，放他娘的屁！人家编个瞎话你都信？人家看你傻，跟你说不明白，才那样说！你知道你惹了什么祸吗？你知道那光头什么人吗，黑社会！我跟表哥越说越气。
表哥两只啄木鸟一样的手加快了频率地啄枯木一样的手臂，挂在鼻翼下的歪嘴呜呜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以后，陌生人，不，任何人，都不能从你这里进学校！我摔下门子，快步走回老洋楼，没看见表哥生硬的点头。
我盯着办公室的打印机发呆，纸一张张从底下吸进去，在里面翻个筋斗，从上面的口子吐出来。一沓沓试卷被老师取走。我走过去，掀开扫描复印的盖子，将手按上去，点击开始，一张印有我手掌的纸被送了出来。这是我小时候在我妈办公室常玩的把戏。我曾将扫描仪对准天花板或屋子，试图打印出办公室的样子，可总是得到一张白纸，与下方那一沓新纸没什么来去。我从此知道打印机扫描仪和照相机的区别。我还曾把脸放上去，闭上眼，生怕扫描仪的灯光扫过眼球时我会瞎掉。得到的纸上只有鼻尖、嘴唇、下巴和颧骨的几个象征性的油墨黑点。以前听说，人脸凸出来的部分就是长得好看的地方，可谁脸上的凸点又跟别人不一样呢？况且这些“好看”的部分，单独打印出来，什么都不是。
我盯着印有我手掌的纸，不知道要看出什么。这台打印机的分辨率很好，连我手掌上最细微的纹路都呈现了出来，几乎没有因为像素密集而使用大量油墨导致的污迹。一位老师在办公室门口敲门说，是不是该下课了呀？我一看手机，超过下课时间两分钟。我忙说对不起，立马跑到楼梯处吹哨。
一本泛黄的地理杂志在我妈的办公桌上摊开，封面和目录都缺失。上午的时候随便翻看，从文字记者的话里可以推断，杂志最早可能出版于2002年底。看完一篇关于济宁古运河的文章，才发现文末的缺角矩形logo，《中国国家地理》的著名标志。我现在没心情看，合上书，目前给这本书充当封面的是杂志中一页手机广告，那时候的时尚手机还是翻盖和按键的，彩色显示屏也是促销的法宝。代言人是个很耐看的女明星，有些眼熟，但说不上是谁。
这天我妈一直没回学校，后来打电话，我妈已经回家了。放学后，我却一直待在学校不想走，盯着那张18年前的手机广告发呆。直到看不清女明星的脸，也没有开灯，反而觉得逐渐黑下来的窗外和窗内都使我十分舒适。我想到一种物质，万塔黑，Vantablack，学名垂直排列纳米管阵列，是目前人造的最黑物质，对可见光的吸收率高达99.965%。如果这间办公室的墙壁、地板和各种物品都用万塔黑涂饰，那么开灯也相当于没开，天花板上的灯泡连深夜里的萤火虫都不如，什么都照不亮。我享受着逐渐加深的夜色，不过人的眼睛十分神奇，它会慢慢适应少光的环境，敏锐地捕捉到任何一串被物体撞飞的光子。或许夜盲症患者能体会到，白天过视力正常的生活，晚上过盲人的生活，这样一天中看见和看不见的交替也许更适应大自然的昼夜法则，与地球的自转同呼吸共命运。
我侧过脸，在窗上看到自己就像飘在夜里的一团影子，吓了一跳。我忘不了一部电影的主人公讲过的故事，他说出了司马光砸缸的“真相”。司马光与小朋友们玩捉迷藏，其实他已经找到了所有小朋友，但他坚持说还有一位小朋友没有找到。小朋友们无奈他的执拗，陪他一起找，最后他在大树下的一口大缸前停下，拾起石头砸向大缸。大缸破了，没有水流出来，小朋友们向黑暗的缸内看去，都哑口无言——缸里是司马光自己。讲完这个故事不久，电影的主人公跳楼自杀了。我对这个故事心有余悸，趁天还没黑透，关了楼门，向门口走去。
大门旁边的超市隐约传来抽搭鼻子的声音。我走近，表哥居然在哭。我想是不是白天说得过分了？也不能全怪他，他毕竟这个样子；况且比起残废的他，我又做了什么呢？我进去，表哥正面对着电视。电视声音很小，刚好盖过他的哭声，影像的变幻在表哥脸上映出不同的色彩。电视上是《等着我》节目，主持人舒冬正告知一位女子，她的母亲没有找到，但父亲来了。父亲从门后走出来，女儿一下子跪在地上，抱住父亲的双腿，父亲苍老的眼神望向上方，在花白而铿锵生长的胡茬的簇拥下，厚嘴唇微微颤抖。镜头不断给父女特写，奏乐响起。我只是看到这个场面，并不了解女人的故事，却都要哭了。
表哥回头看见我，用手背拭了泪，笑笑。他在哭什么呢？只是哭节目上的父女吗？我担心白天的话伤到他，说，哥，你没事吧。他说，没事，电视。我说没事就好，然后转身走了。我很吃惊，表哥竟会独自看这种节目，还哭得那么投入。他有为自己哭过吗？
表哥从小被周围人唤作“嘲亮亮”，而他真名叫余谅，嘲是傻的意思。我隐约记得他曾经是叫过余亮，但他母亲很早就给他改了名。余谅出生时难产，缺氧，抢救后一直戴呼吸机。余谅的姥姥虽说是一名民办教师，但文化不高，观念也旧，早就建议二女儿弃了这个怪胎，又小又丑，缺氧还可能影响大脑发育。姥姥觉得，反正活下来也不是个正常的娃，还不如趁着娃小没感情，做个了断。姥姥的二女儿、余谅的母亲没有答应。一天，姥姥看余谅好像状态正常了，擅自摘下了他的呼吸机。余谅瞬时浑身发紫，再一次严重窒息。经抢救，余谅彻底成了残废，长大后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余谅的母亲不顾家人反对，送余谅去读书，哪怕握笔只能像握拖把一样，总算是会写点字，逐渐练习发声说话。余谅读到高中，不再读了。他父母和我妈商量，让他在这里开起这间小超市，也算有个营生。我妈同意了，我的小卖铺也随之倒闭。我妈买下这里时，房东坚持说，要买就连同余谅那间超市占用的地产一起买下，余谅可以交租金，但你们一定要买下。我妈最后也答应了，每年只收余谅两千，只是个名目而已。
表哥余谅从高中回来，是自己坚决要求的。我想，虽然他母亲坚持让他上学，他母亲可以顶住家人的压力，但他在学校经历的磨难和遭受的嘲讽却无法被分担。我从小叫他“表哥”，哪怕一开始只是玩笑话，长久以来却也觉得他是个亲人。从初中起，我听到别人叫他“嘲亮亮”，虽不忍心听下去，也不敢和那些不友好的人对抗，却渐渐疏离了他。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与他保持着什么样的距离，是远呢，还是近呢？表哥在他家里，只有他母亲愿意和他说话，愿意听他呜呜啊啊地说话。他的姥姥从不亲近他；父亲一方的家人甚至因为余谅而对他母亲低看一眼。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唯一愿意听他说话的，只可能是我了。上大学临走前，我妈带我去他家。他见到我，高兴得像猩猩那样大幅度地拍手乱叫，嘴却因为咧得太大反而不那么歪了，一排粉白的牙花子裸露得触目惊心。我高三一年没怎么见人，乍一见他竟有些惊诧，但仍投以大学生应有的得体微笑。那一瞬间，我就像彻底忘了从小到大与他的交情，而他却像记起了一切。
后来听我妈说，出事那天晚上，光头倒是没再耍横。
那怎么折腾到那么晚呢？
到中心医院，孩子妈妈从里面迎了出来。挂号的时候还好，孩子妈妈自己付了挂号费8块钱；孩子拍片子啥的，得花五百多，孩子妈妈就不愿付了。那仨打人的孩子的家长倒也是，付钱的时候连往前凑凑身子都不，我一问，都推脱着说，走得着急没带钱。这一下可不得了，我也没想到，孩子妈妈腾地一下，像变了个人，跳着脚骂，“你们的孩子倒是没受疼啊”，完全就是个泼妇。另外一个家长也不是善茬，也跳着脚骂起来，“孩子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一个打人的孩子见了妈妈，哭了起来，更让他妈妈以为自己孩子是屈打成招了。其实老话说得好，孩儿见了娘，无事还哭三场。孩子毕竟小，打了人被发现了，也是害怕。一时之间谁也拉不住，我看到孩子们的眼神，看自己的妈妈，许是在想，我妈妈怎么这个样子呢？后来我两边劝解，倒也不闹了。
这样也不至于耗到那么晚吧？
孩子检查的时候倒是都很安顿，检查完也没什么问题，连药都不用开。没承想，从医院出来，被打孩子的爷爷奶奶又来了。老爷子那个倔啊，好像他大儿子在杭州有点儿本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说着“把他大爷从杭州叫回来！把他大爷从杭州叫回来”。那边儿，奶奶摸摸孙子肚子，“这还疼嗷？”摸摸头，“这还疼嗷？”孙子很不耐烦，拨开奶奶的手，说早就不疼了。奶奶却偏偏是耳聋，看孙子这样，反倒以为孙子很难受，更加不停地去摸摸孙子这，摸摸孙子那。好半天，两个老人搞得一家人在急诊部门前不可开交。
一位老头走入我的脑海，虽然脸和手因为曾经常年种地而皲裂，却因为近几年生活滋润，连老茧的裂纹都水嫩得有些病态；身上的旧中山装格外板正，在半夜门诊楼清冷的灯光下，呼吸着年轻人的朝气。
我妈接着说，我看那光头把孩子爸爸叫过去，就知道肯定又打什么小算盘呢。果不然，孩子爸爸过来跟我说，老师，要不，咱们给孩子办住院吧？那光头真是不明就里，就想着怎么多捞点赔偿，那孩子没事，平白无故住院打些针药能好吗？孩子从他妈妈突然闹起来那会儿，就已经很不耐烦了，这时已经很晚了，孩子说，“我又没病，住院做啥！”说完跑到一边，再不愿意挨着大人们了。孩子心里得多难受啊，本来受了委屈，盼着有大人可依靠，到头来，看透了大人们的私心，厌烦了大人。
光头一晚上只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这么老实？他到底是不是黑社会？
我妈笑了好一会儿，说，什么黑社会啊，你太单纯了，单纯了就容易抱有成见和胡思乱想；就算是黑社会，黑社会也会尊重老师不是吗，哈哈哈。我不是说了吗，我们都是为了办同一件事儿，你还以为你妈勇闯虎穴，智取威虎山呐？
我妈接到通知，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所有线下培训全部暂停。我说，这下好了，终于能歇息了。我妈说，你倒轻松了，不过，让你吹个哨子很累吗，我这不还得忙着退学费、结工资……
我去表哥超市里，说，先关一下门，帮我去收拾一下教室，学校放假了。他立马说，好。转而我又想，他这个样子，能帮我干什么呢？我被自己逗笑了，也被他逗笑了。明明抬桌子擦黑板什么都干不了，还不假思索地说，好。
我小时候和表哥一块写作业，我写一小会儿就说，哥，我不想写了，你也别写，陪我玩会。他那时还不像现在这么会说话——虽然现在也只是两个字两个字地往外蹦——但也立马说，好。然后他收起自己的作业，拿出一个本子，陪我画画。他那个本子上，几乎全是我的涂鸦。每次我画的东西像海边的盐山一样占据了整张纸，他却只在画纸的角落好像铺了不像样的地基。我特别后悔的是，当他偶尔表达想让我陪陪他时，我总会扭过头去，说，不，我要看电视。或者，不，我要出去玩。
我不知道，曾经他想让我陪他时，他是否是因为经受了什么委屈，或者感受到孤独。我也不知道，在我每次拒绝他后，他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怎样度过，他哭过没有？或许因为没有人听他哭泣，所以他受到委屈，感到孤独时，就很少哭泣了。所以才常常为别人哭泣，为电视里久别重逢的父女哭泣。我笑表哥的一声“好”，直到笑出了泪。原来，人一辈子总要流那么些泪的，早不流，晚就要流。为自己流的少了，为别人流的就多了。
表哥说，明天，小年。这次我也不假思索地说，好，我来，吃鲜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