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里的长辈都是高官，所以张岱从小就过着富二代的生活，买豪宅、弄展览、办演出，癖好多到数不过来，身上的臭毛病也不少，比如他就说过自己“好娈童”。所以，或许你听过张岱的那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点癖好和瑕疵，也就没有真情和血性，根本不值得一交。但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大玩家，在明清换代后却选择了隐居乡村。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张岱这个富二代、超级大玩家的人格裂变过程，并由此来感受明清换代这个时代变革，对整个精英阶层的冲击和影响，通过张岱这个代表人物，来了解明末清初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
青年张岱过着精英子弟的生活，但精致与奢华却并没有给他带来愉悦，反倒让他感到迷茫，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张岱是绍兴人，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97年。要知道，万历皇帝是出了名的怠政，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不上朝，但就算这样，国家机器也依然运转，这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士绅阶层对社会的领导与维护。士绅阶层的这种权力，来自于科举对文化形成的垄断。因为文化具有的规范性，可以指导整个社会的集体行为，所以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张岱就出生在这个拥有文化权力的阶层。他的家族是标准的官宦世家，从高祖张天复开始，家中每一代都有人入朝做官。这除了给整个家族带来政治和名誉上的好处外，对经济也大有益处。虽然《明律》规定四品以上官员不许经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早就成了一纸空文，而隆庆年间朝廷解除海禁，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这更是让拥有特权的士绅阶层，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大量财富。我们知道，长江下游因为地理优势在古代一直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所以身在绍兴的张氏家族更是富得流油。
与家族中的同辈兄弟们一样，年轻时的张岱不缺钱。3岁时，他去长辈家玩，看见了华美的花灯，从此，这个童年记忆就一直萦绕在张岱的心头。绍兴地区本有赏灯的习俗，而且因为富庶，更是每逢节日就流光溢彩。每当节日时地方大型灯会结束后，张岱都会去收购其中的精品。
《陶庵梦忆》中记载，张岱曾花了五十两银子买了十架花灯收藏。按照当时的购买力，五十两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四万块左右。而这，仅仅是一次而已。有时心情好，张岱还会自己举办灯会，可想而知他有多能花钱。
等年纪再大了一些，也就是25岁时，张岱的爱好中又多了一项：斗鸡。这事看起来好像花不了太多钱，但你要知道，斗鸡是要为自己的参赛鸡下注的。张岱的赌注有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随便哪一样都不是寻常人家能拥有的玩意儿。同时，大概也就是在这个年纪，张岱还爱上了看戏。古人没有电影看，戏曲就是主要的视听享受。可能你会觉着看电影最贵也不过一两百块而已，看戏听曲的费用应该也差不多，换作普通人，这么说还真没错，但张岱娱乐的方式跟大众不太一样，他有自己的戏班子，而且还不止一个。也就是说，如果换到现在，相当于他控制着几家影视公司，但拍的电影大部分是给自己看的。
张岱除了生活的奢华，也很精致。首先就说他喝茶这事，现在很多人觉着喝茶最关键的是茶要好，但其实在传统的中国茶道中，最重要的却是水。
有本书叫《嘉佑杂志》，书中就曾记载，苏东坡与蔡襄斗茶，用劣茶赢了精茶，关键的差别就在于用的水不同。
张岱为了沏出极品的好茶，曾到处寻找名泉，再与各地的名茶百般调配，希望能找出最匹配的茶和水。比如他就曾发现，斑竹庵的泉水在放置三个晚上后，才最能带出上等茶叶的香气。要得出这个结论，得经历多少次的试验与验证，真是叫人难以想象。
除口舌之欲外，张岱在其他事上也时刻追求品位。张岱少年时在绍兴城内的庞公池附近读书，所以他在庞公池里弄了条小船，不论是学习累了还是心情好了，都会泛舟水上，念诗唱歌陶冶情操。在张岱的生活中，类似以上这些精致到有些矫情的事，真是多到数不过来。
但你千万别认为这是富二代的胡闹，因为就算是玩，张岱也玩出了境界。说茶道，张岱曾与徽州茶艺大师闵汶水较量过。闵汶水隐瞒了一壶香茶的所有资料信息，但张岱不仅能辨识出茶叶的产地，还能辨识出茶叶的制法，甚至连水的出处都猜得出来。再说戏曲，张岱亲自创作的《乔作衙》在公开演出时，曾经万人空巷、观者癫狂。
但张岱这个超级大玩家却并不是完全快乐的。听我这么说，你是不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如果把张岱的生活与当时晚明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你就不会感到困惑了，因为当现实与信仰发生错位，人的精神世界就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茫然。
张岱是个极为聪明的人，所以与时代中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也参加过科举，也曾想金榜题名，只不过，张岱连举人都没考上过。这点可能会让人觉得很奇怪，一个既聪明、文章又写得好的人，怎么可能不是学霸？
张岱的文化观念受他祖父的影响很大，读经典时，不去看已有的注疏，而是凭借自己的悟性去理解，所以在答题时，经常会与标准答案大相径庭。那么就算张岱的文章写得再漂亮，也很难得到阅卷老师肯定。
很明显有问题的不是张岱，而是僵化的考试制度。张岱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也很清楚自己这个阶层的所有特权都来自科举制度，所以看不顺眼，社会精英们也无力反抗，只能在自身的人格矛盾中纠结。这样一来，他们也只能把灵魂寄托于物质生活，但物质能给人的乐趣是有限的，到了极致，甚至会开始扭曲。
张岱在给自己写的墓志铭中就承认自己好娈童，而在《陶庵梦忆》中，张岱也提及他的堂兄弟经常对奴婢施虐。
所以，精英阶层生活得再好，也依然会感到困惑与不安。因为他们寄生在国家的现行体制上，但这种体制处处显露着危机。国与家，还有自己将何去何从，都让他们特别焦虑，物质生活和信仰的错位撕裂了他们的人格。就像青年时代的张岱一样，在矛盾迷惘中不知所措。
目睹明朝的末世乱象，人到中年的张岱，为了留住熟悉的生活做了怎样的努力？他又是如何完成人格成长，从矛盾走向执着的呢？
每个时代都不会突然终结，一定会有先兆，明朝也一样，在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充满了乱象。30岁出头的张岱，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长途旅行，我们现在就跟随他，一起去看看大明王朝的末世景象。私人旅行在晚明很流行，很多服务行业，比如客栈、轮渡、脚夫、车马租赁，都非常发达，而且很便宜。比如船费，每20里才2个铜板；雇佣脚夫搬运行李，也只要15个铜板就够了。著名的旅游达人徐霞客就生活在这个时代。显然，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时代背景，他也写不出那本著名的《徐霞客游记》。时代发生巨变前，反倒看起来更美好。
张岱这次出行的目的是去北方探望父亲。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在山东地区的鲁王府任职。从浙江到山东免不了走水路，张岱在船上遇见了让他看不顺眼的事。船上有一个书生，从上船开始，就跟旁边的僧人高谈阔论大放厥词，丝毫不顾忌僧人正在睡觉。没礼貌也就算了，更可笑的是，书生的学识水平实在让人不忍直视，一通胡吹乱讲，把僧人逼得离开船舱逃之夭夭。在张岱看来，像书生这种学问不深却浮夸的人，也是一种无知。但这种无知的人，在那个时代却到处都是。
士人，也就是那些有着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一直是古代中国连接朝堂与民众的纽带，所以，当纽带残破不堪时，社会也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因此，张岱写了一本书，叫《夜航船》。这是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张岱希望能用这种方式帮到那些浮夸的伪知识分子，让他们别再到处丢人。当然，这只是张岱一厢情愿的想法，相信他自己也知道，寄情于文字不过是安慰自己罢了。就像他还写过《古今义烈传》，光听这书名，相信你也能猜到内容是什么。在宦官当政、腐败横生的年代，“忠义节烈”早已经成了既遥远又模糊的概念，很明显，张岱是想唤起人们对天下该有的担当，但就连他自己的努力也显得那么无力。
旅途中每次下船的时候，张岱几乎都要去当地的寺庙逛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母亲的影响。他的母亲去世后，张岱的耳边也经常会萦绕着母亲诵经的声音。虽然明代僧人的地位一直不高，但在晚明，佛教却很受欢迎。佛教在当时的主要受众群是女性，说到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明代的女性不能自由外出旅行，但可以到寺庙上香。而男性对于佛教的态度大多暧昧，不信奉也不否定。就像之前提到张岱在祖父的教导下，靠悟性，或者说是所谓的灵光一闪，去理解经典的含义，就应该是受到了佛教禅宗的影响。
史景迁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中有提到，晚明“信仰融合主义”盛行，佛、道、儒三派大有融合的势态，精英阶层对此并不反感，甚至是支持的，理由是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对国家的发展更有益处。
但事实上，什么都信的结果，很可能是什么都不信。
张岱在游览各地古刹时，发现人们很乐意给寺庙捐献大把的银子，可是却对与寺庙一墙之隔的乞丐、饥民熟视无睹。等张岱后来又到了孔庙，发现这个本该是文化圣地的地方，已经沦为了景点，而且为了引导游客，满眼都是不适当的标语。可见，信仰的缺失，在当时已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问题，而是社会的普遍情况。
南明政权的弘光皇帝被杀后，各地藩王纷纷自立，这些小势力在被清兵追着屁股打的同时，互相之间也并不和谐。福建据守的唐王宣布继承大统，登基称帝，但被清兵从山东撵到浙江的鲁王就表示不服，完全无视唐王的任何命令。现在这个鲁王，是张岱父亲曾效力过的那个鲁王的儿子，他一路逃到绍兴，张岱热情接待。这时的张岱对明朝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看来，南明政权的陷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首辅马士英是个千古未有的大奸臣，所以当马士英也逃到绍兴附近时，已经年近五十的张岱向鲁王提出，要亲自带人干掉马士英。
但想必张岱这么聪明的人，心里也一定清楚，明朝灭亡的关键，绝不会是因为某个奸臣。长久以来，因皇帝怠政、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等因素，大明王朝本身就已经腐朽得摇摇欲坠，而1641年开始的大瘟疫，从帝国西北部传入，两次横扫江南地区，更是让粮食供应和税收全面崩溃，时代走向终结，早已经是注定的事了。
在时代变革中的张岱，没有了原本的矛盾迷惘，反而变得坚定执着。他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太想留住熟悉的一切罢了。这种执念就像溺水者拼命去抓浮萍，以为能救命，却终究是一场空。精英阶层被迫走出了迷茫，但所有的努力都已经太晚，没有了意义。
明朝的消逝，给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什么样的打击？很多人选择求死，但已经步入晚年的张岱，却重回故地继续生活，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又是什么？
当所有的幻想都被戳破，晚明的精英们依然很难接受明朝一去不复返的事实，很多人因此而死。有自杀的，比如文震亨，还有张岱的好友祁彪佳等；也有因亡国而气死的，比如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和凌濛初等；还有一些是明明可以逃掉、却非要选择被清兵杀死的，就像张岱的堂弟张萼等。
并不是说所有的精英阶层都会殉国，毕竟死也需要勇气。比如钱谦益，就是娶了名妓柳如是的那个。钱谦益跟柳如是说好一起跳湖自杀，结果一碰水，他觉着水太凉，就怂了，倒是柳如是说跳就跳。还有更多的人连试都没试过，直接就选择了向满清投降。
但不论是求死还是投降，也是很正常的，死是因为无法面对家国的败亡，投降是因为贪生怕死，动机都一目了然。
当时代进入清朝，张岱先跑到山里隐居了三年。对于这三年，他在《陶庵梦忆》中有过很幽默的自嘲。在这之前，张岱一直不相信书上说的，古人会因为在深山老林里避世而饿死，但在亲身经历后，他终于明白这是真的了。
清兵来临时，张岱仓皇而逃。别说古董等不好携带运输的物品了，就连他所珍爱的三万册藏书也没有带走多少，四十年的收藏就这么都没了。不过，就算逃得再匆忙，张岱也没落下他没写完的《石匮书》的书稿，可见这本著作对他而言有多么重要。
任何作品中，往往都蕴藏着作者的情感和思想。《石匮书》最初的创作时间是在崇祯元年，一直专权的太监魏忠贤遭到新皇帝的打击而自杀，时政风气为之一振，张岱认为积弱已久的大明王朝将因此重振雄风，所以才决定为明帝国写史。
在《石匮书》的自序中，我们看到：“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
很明显，作为知识分子的张岱对明代的史书都很不满意，但除了自傲，我们也能由此看到他对国家深厚的情感。只是，直到明王朝覆灭，《石匮书》也没有完成，这更是让《石匮书》成为张岱的执念。
1649年，已经52岁的张岱决定返回绍兴居住。当年十月，张岱在绍兴龙山后麓租下一块地，开始重新生活。这曾是张岱少年时玩乐的地方，读书、赏灯、观雪。但曾经优美雅致的园林，如今已经破败荒芜，所以也难怪张岱后来在写给自己的墓志铭中说“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当然，除了家园的崩坏，整个新朝的一切都让张岱感到陌生与不适。比如说，晚明的图书出版业是极为发达的，但到了清朝，为了控制汉人知识分子的言论，出版业受到政府严管，活力衰减江河日下。这种事对张岱这种爱书人士来说，肯定非常不爽。再说张岱这种玩家很在意审美的问题，就拿瓷器来举例，崇祯朝对比顺治朝，简直就是艺术品与实用品的区别。但每当社会遭遇王朝更替，文化艺术都难免会进入暂时的低谷，张岱也肯定清楚这点。所以，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外，优越感的遗失才是让晚明精英们最难以忍受的事情。晚明的繁华与满人的入侵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正在自己家里抱着精致玩具玩得开心无比的孩子，被一个突然冲进来的野蛮人把玩具打落在地，摔了个七零八落。他们在乎的，没人再去在乎，他们熟悉的，都已经成了隔世幻梦。
这让太多的人无法面对，所以才选择了求死解脱，而张岱之所以选择活下去，我们或许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在《陶庵梦忆》的序中，张岱写道：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
也就是说，是未完稿的《石匮书》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念想。但很明显，张岱在《石匮书》、甚至《石匮书后集》完成后，也没有像别人那样选择求死，而是活到了92岁。
不过，当我们再去看张岱在50岁之后创作的作品就会发现，他很少谈及在清朝时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文字都是在写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明朝。从青年时的迷茫，走向中年时的执念，最终在晚年，张岱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
痞喵说：在晚明极致的繁华下，隐藏着众多让人不安的因素，比如信仰缺失、科举僵化等，寄生在体制上的精英阶层虽然对一切都看得清楚，却无力改变，只能寄情于玩物，来疏解自己在一片繁华中的困惑。
但明朝的覆灭不是因为某一人或某一事，而是众多不良因素经年累月地堆积所致，所以，当时代走向终结，精英阶层们不管再做什么，也已经无力回天。很多人因为无法面对时代的嬗变而求死，而像张岱这种选择在清朝继续活下去的人，是因为抱着对前朝无法忘怀的思念。
这种执念支撑他们继续生活，并不停地追忆、书写过去的一切，以期那个逝去的时代能不被人们遗忘，而他们，也在回忆中找到了心灵归宿。
参考资料：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陶庵梦忆》
《嘉佑杂志》
《石匮书》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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