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一大批大型通史的编修。作为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司马光，更因其史学成就而青史留名。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今山西夏县）人。他并非天赋过人，但他好学强识，七岁就能背诵《左氏春秋》，且能用自己的语言复述给长辈听，更是做出了“砸缸救人”的惊人之举。身为县令的父亲司马池格外注重对他的引导和教育，不管是出游还是与同僚密友交谈，都将司马光带在身边。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司马光的知识和见识得到提升，小小年纪就“凛然如成人”。
十五岁之前，司马光跟随辗转于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的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访古探奇、赋诗题壁的过程中，领略风土人情，丰富了社会见识，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二十岁时，司马光在会试中高中进士甲科，从此开始了仕途生涯。
司马光书法手迹
宝元二年（1039年），正当司马光仕途一片光明之际，母亲却病逝了，他辞官回家服丧三年。母丧期未过，父亲又病逝，司马光继续居丧。在这段时间，为了排遣失去双亲的悲伤和寂寞，他发奋读书写作，留下了《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评论性文章，表达自己对一些古人古事的见解和感受，并且在评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
服丧期结束后，司马光在各地做地方官。由于在居丧期间了解了相当多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因此在为官期间，司马光更能体恤民情，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在为官之余，司马光仍然保持着读书写作的习惯，写下许多论文。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调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意气风发地进入了风云莫测的宦海。五年后，三十三岁的司马光出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在任职的两年间，他系统研究了《古文孝经》，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两年后，司马光开始了专职史官的工作，从此开始潜心研究历史。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把自己编成的《通志》进呈给英宗。所谓《通志》，是他以《史记》为主干编成的《周纪》五卷、《秦纪》三卷，共八卷。这部书记载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的这段历史。宋英宗看后极为赞赏，不但明确指示司马光接着往下编《通史》，而且下诏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择属官作为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赵顼即位。年轻气盛的宋神宗决心振兴祖业，于是接受王安石的改革方案，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实行变法。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于熙宁四年（1071年）愤而退居洛阳十五年，专注编撰《通鉴》。
元丰七年（1084年），六十六岁的司马光终于完成了《通鉴》的编撰。当年七月，他将全书呈给宋神宗。同年十一月，他又把《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进呈宋神宗。宋神宗阅罢相当重视，为了强调该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目的，他为该书赐名《资治通鉴》，还亲自写了序。十二月，宋神宗以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为理由，降诏奖赏司马光，赏赐他银、绢、衣和马，同时提升他为资政殿学士。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十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皇太后当政，司马光受到重用，被正式拜为宰相。由此，司马光得以实现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抱负。也是从这时开始，司马光在对《资治通鉴》进行最后的校定的同时，还辑录《国语》的精华内容编成《徽言》一书；并对《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加以增补，进而总辑成《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六十八岁的司马光病逝，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便是他主持编撰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作为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共包括二百九十四卷。这部史书记载了从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可谓纵贯古今。全书以时代先后为纲，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清晰地介绍了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与各方面的关联，将事件的史实发展交代得一清二楚。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对这部史籍给予高度评价，称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而司马光本人更是被梁启超评为“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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