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法定婚龄是指法律所确认的准予结婚的最低年龄。事实上国家并不干预公民具体在那个年龄段结婚，只是要求公民的结婚年龄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法定婚龄的确定需要同时考虑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所谓自然因素是指人的身体发育和智力成熟情况；所谓社会因素是指国家的政治、经济及人口发展情况。自然因素是个人层面的，社会因素是国家社会层面的。
法定婚龄的确定在个人层面需要考虑人的身体器官机能是否发育成熟到适合过婚姻生活，也需要考虑其心智是否成熟到足以担负起家庭的责任。这里涉及到两个具体的问题：一是生理机能是否已发育成熟；二是心理状态是否已足够成熟。男女两性的生殖器官及其机能在进入青春期后会加速发育。女性第一次月经来潮、男性第一次夜间遗精在生物学意义上被视为是从儿童发育为成人的标志。
在中国古代的《黄帝内经》中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规律有男八女七的说法：男性身体的生长变化规律以8年为一个周期；女性则是以7年为一个周期。女性在7岁时开始更换牙齿，此后开始进入生长高峰期；14岁左右第一次月经来潮后可以怀孕；大约21岁后才完全发育成熟；28岁左右进入身体最强壮的时期；35岁以后开始逐渐步入衰老期；42岁左右开始白发；49岁左右开始绝经。
从这个规律可以看出：14岁的女性已可以怀孕，但她的身体还没发育完全，所以这时怀孕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在21岁以后再怀孕对身体的影响就会比较小。如今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之后男女性成熟的时间已与《黄帝内经》的记载有所出入，但大体仍是围绕《黄帝内经》所记载的时间上下波动。如今女性月经初潮的平均年龄约为10岁～16岁，男性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约为14岁～16岁。
未成年的男性和女性在身体发育的过程中会出现懵懂的性萌发，然而这时他们的身体机能未必已完全发育成熟。中国古代女子一般是以及笄之时（15岁）视为成年的标志，也就是说古人一般认为满15岁的女子就可以过夫妻生活了。然而事实上这时女子的身体尚处于发育的阶段：在自己的身体还没长好的前提下就要为夫家传宗接代，这种早婚早育现象就为难产埋下了隐患的种子。
即使在医学已相对发达的今天15岁左右的女子因孕产原因死亡的概率在发达国家为1:4300，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概率达到了1:120。相比之下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女人就犹如过了一道鬼门关。古代统治者为增殖人口以补充国家的赋税、兵力往往鼓励民间早婚早育，加之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所以早婚现象在古代其实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在《周礼·地官·媒氏》中对法定婚龄的规定与我们今天恰恰相反：我们今天法律所规定的是准予结婚的最低年龄，然而《周礼》却规定了男女结婚所不能超过的最高上限为男不超过三十而娶、女不超过二十而嫁。越王勾践在被吴国打败后为实现复仇目标而致力于增殖人口，于是他规定“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取，则其父母有罪”。由此可见早婚在古代中国是一种上行下效的普遍现象。
尽管历朝历代都规定了男女结婚所不得超过的最高上限，然而官吏贵族阶层还是一般会遵循《礼记》中关于男弱冠、女及笄而婚的规定：男子一般需年满20岁、女子一般需年满15岁方可正式成亲。如果两家是世交故旧可以订娃娃亲，但在达到年龄之前不会正式过门。相比之下民间对这些细节则不太注重，所以也有不少未满20岁的男子、未满15岁的女子在父母媒妁的安排下早早过起了夫妻生活。
汉代王吉、宋代司马光等人均曾对这种现象提出过批评，但事实上早婚现象在历朝历代从未得到真正的控制。其实这种早婚现象也并非古代中国的特色，在古代西方世界性行为的年龄是由家庭或部落决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出现青春期的标志（女性的月经和男性的阴毛）的时间吻合。在古罗马女孩在青春期开始后不久就结婚并生育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
同一时期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古代日耳曼部落的婚俗曾进行过描述：日耳曼部落中新娘和新郎的年龄大致相同，但比罗马新婚夫妇的年龄要大。塔西佗对此描述道：“那些男青年结婚得晚，从而活力未受损伤。那些女孩也没有匆匆结婚。当她们和男人们年龄相当而同样成熟时她们按年龄和力量择偶，这样他们的孩子就重现了父母的威力”。7世纪西哥特的法律条文将男女的最低结婚年龄都定为20岁。
由此可以推测在古代日耳曼多数妇女结婚时至少20岁，而且与她们的丈夫年龄相当。那么这一时期日耳曼人的结婚年龄比起中国人和罗马人似乎是要晚一些的。到了中世纪欧洲人包括婚姻在内的各种生活习惯都必须受到教会的控制。12世纪欧洲教会法有影响力的创始人格拉提安接受青春期的结婚年龄在12岁和14岁之间，但也同意承认超过7岁的孩子结婚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各国法定婚龄政策的变化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因为人体器官机能的进化演变是极为复杂漫长的历程，不可能在几十年间就出现本质性的区别，甚至即使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人体的生理机能也没出现过本质的变化，然而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不要说过去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了，就是两三年的差距都能让人产生代沟。
实际上世界各国确定法定婚龄都和各自的人口政策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是鼓励生育的国家就会把法定婚龄定低一些，从而实现早婚早育的目标；反之如果是控制人口的国家就会把法定婚龄定高一些，从而实现晚婚晚育的目标。在我国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二十岁、女十八岁。1980年修改婚姻法时为贯彻国家提倡晚婚晚育的政策而将法定婚龄改为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目前我国的法定婚龄仍沿用1980年作出的规定。必须指出法定婚龄不是必婚年龄，也就是说不是只要到了这个年龄就必须结婚。同时法定婚龄也不是最佳婚龄，所谓最佳婚龄是一个自然概念，其参照标准就是看身体机能的发育程度，所以这更该属于医学领域的范畴，当然立法时会参考这一因素，所以法定婚龄会与最佳婚龄有一部分重合，但两者并非绝对吻合的关系。
事实上法定婚龄只是规定了结婚的最低年龄，是划分违法婚姻与合法婚姻的年龄界限，只有达到了法定婚龄才能结婚。至于达到这一年龄后的人多久结婚这是法律所没强制要求的，甚至就算是有人抱定一辈子不结婚的理念也不是法律所能强制要求其改变的。这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现代法律所规定的法定婚龄和古代规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最低下限，一个是最高上限。
目前我国的法定婚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对比较偏高的：在我国的港台地区法定婚龄为男18岁、女16岁。澳门地区的法定婚龄是男女均为16岁，但已满16岁而未满18岁者要结婚需经父母同意。韩国的法定婚龄是男女均为18岁，但已满18岁而未满20岁者要结婚需经父母同意。在2018年3月之前日本法律规定20岁之后才是成年人，这比大多数国家要晚2岁。
日本还同时规定必须年满20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结婚，但目前日本已通过修改法律将成年的年龄降到了18岁。外界普遍认为日本此举是为应对少子化、老龄化问题而采取的鼓励生育、增殖人口的措施。英国的法定婚龄是男女均为16岁，但已满16岁而未满18岁者要结婚需经父母同意。荷兰的法定婚龄是男18岁、女16岁，但与此同时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12岁就可以结婚。
当然荷兰这么做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荷兰本身在性方面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开放国度：他们从小就会对孩子进行一定程度的性教育，这就导致看上去对我们来说是年纪非常小的1孩子其实在心理心智上比其他国家同年龄段孩子更为成熟。作为联邦制国家的美国各州的法律在诸多具体条款上是不同的，这点反映在法定婚龄方面就是从12岁到18岁都有，但未成年者结婚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
这么对比下来就会发现我国的法定婚龄其实在世界范围内是相对偏高的。这和我国的国情是密切相关——事实上我国之所以制定在世界范围内相对偏高的法定婚龄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鼓励晚婚晚育的政策目标，而随着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继放开二胎政策后也有人大代表提出修改婚姻法中关于法定婚龄的建议。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汇集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共同讨论的社会性问题。
至少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定婚龄仍是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不过这种规定是国家整体层面的宏观性规定，而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很多宏观性规定未必适用于全国各地，这也反映在法定婚龄的制定上：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也允许对婚龄作出例外规定。婚姻法第五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
目前我国一些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已对婚姻法中的法定婚龄作了变通规定。比如西藏、新疆、内蒙古等自治区和一些自治州、自治县就以男二十周岁，女十八周岁作为本地区的最低婚龄。纵观世界各国在法定婚龄方面的规定以及我国在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特殊性规定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法定婚龄的确立与当地的人口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各国在制定本国的法定婚龄时无不需要考虑本国国情。
俄罗斯在制定本国的法定婚龄时同样也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人口经济形势。俄罗斯人的生理机能在生物学上并没什么特殊性。现代生物学认为白人、黄种人、黑人都是由智人进化而来，只是由于生活在不同环境中才出现了体貌差异。欧洲人由于气候的原因喜欢吃高热量的食物。这样的饮食习惯使欧美白人进化出了比亚洲黄种人相对更快一些的发育周期。
白人女孩发育成熟的时间一般比黄种女孩要略早一些，但衰老的速度也更快一些。俄罗斯女孩身体发育成熟的时间一般会比中国女孩略早一些，但并不会有太过明显的差异性，所以俄罗斯法定婚龄偏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俄罗斯人的身体机能有什么特殊性，而是由俄罗斯的人口经济形势所决定的。目前俄罗斯的人口约为1.445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是世界第九人口大国。
俄罗斯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占其全国总人口的79.82%左右，除此之外俄罗斯一共有193个少数民族，最大的少数民族为乌克兰族占俄联邦全国总人口的2.03%左右。有着1709.82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俄罗斯是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几乎相当于我国和澳大利亚的总和，俄罗斯的人口密度约为8.45人/平方公里。俄罗斯经济总量约为1.57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1位，人均GDP约为10743美元。
从俄罗斯的人口绝对值来看是排名全球前十位的人口大国，以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和资源储量而言：这样的人口规模并不会构成负担。俄罗斯是一个实行免费医疗和教育的国家。早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就建成了全国统一、学科门类齐全、水平较高的国民教育体系，从而为俄罗斯在核工业、航天领域等方面培养了众多高精尖人才。在俄罗斯的1.445亿人口中约有7568万人是正值青壮年的劳动力大军。
人口规模和教育体系的结合本该使俄罗斯得以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然而俄罗斯的人口结构所存在的问题也令俄罗斯决策层头疼不已。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到2013年俄罗斯人口经历了持续22年的负增长。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人口约为286730817，这比当时的美国还多出4000多万人，是当时全世界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当然俄罗斯只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
尽管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实际上不过相当于分家后的大儿子接管了家业，不过当初分家时各加盟共和国都带走了一部分苏联人口，如果仅止于此还不是什么大问题，更令俄罗斯困扰的是：俄罗斯的人口不是低于苏联，而是相比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出现了负增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口外流和生育下降的现象。
从1993年到1996年俄罗斯人口几乎下降600万人，平均每年以200万的速度在下降。这已严重影响到俄罗斯劳动力和兵力的来源，俄罗斯的人口问题甚至使世界上出现了这样的讨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将随着人口的自然减少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甚至有使俄罗斯亡国灭种的危险。普京上台后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性，于是在经过一系列措施手段后终于在2013年止住了俄罗斯人口的下降趋势。
不过在经历2013年之后这几年的发展只增长了150万人口。就这还是包括了克里米亚的人口统计数据，也就是说俄罗斯在从乌克兰拿走克里米亚后的人口还不及苏联解体之初不含克里米亚在内的俄罗斯人口。如今的俄罗斯相比苏联解体之初的1992年1.49亿人口减少了450万人。俄罗斯所面临的还不只是单纯的人口生育率下降问题——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一直面临严峻的人口外流现象，曾有大量俄罗斯人迫于生计离开俄罗斯，选择前往西方发达国家定居。
2017年本已出现好转迹象的俄罗斯人口增长问题再生波折：这一年俄罗斯全国出生人口为169万，较2016年减少20.3万，而同一年的死亡人口为182万，再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至此俄罗斯新出生人口数降至十年来的最低纪录。2018年俄罗斯人口态势进一步恶化：这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86700人。2019年前9个月俄罗斯人口总量又进一步减少了25.96万。
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一领土大国有四分之三左右的国土都位于亚洲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然而这一地区气候严寒、环境恶劣，自古以来就是人迹罕至之地。俄罗斯的历史起源于东欧平原的莫斯科大公国，尽管通过自西向东的扩张征服了整个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但这些地区的开发时间都相对较晚。俄罗斯的工农业布局整体上是倾向于欧洲部分的，因此迄今为止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开发程度仍是相对较低的。
占俄罗斯国土面积四分之三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只分布着俄罗斯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在2013年之前俄罗斯的八大联邦管区中只有中央联邦区、南方联邦区和北高加索区3个区的人口略有增长，而其余5个区的人口均呈下降趋势：西北联邦区、伏尔加沿岸区、乌拉尔区、西伯利亚区和远东联邦区人口分别下降了10.8%、6.1%、4.6%、8.7%和22.1%。
由此可见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恰恰是人口下降现象严重的区域。如今位于俄罗斯东北部的苔原地带的人口密度甚至连每平方公里1个人都达不到。稀疏的人口密度使俄罗斯始终无法摆脱基础建设和物流运输的恶梦——上下游配套过程中的天量运费足以把俄罗斯一切依赖自由竞争的工商业扼杀到赔本破产。截至2012年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口只有630万，而这一地区的面积却高达6214673平方公里。
这意味着每平方公里大约只有1个人，而到了2016年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口进一步减少到620万，以致于远东地区大量土地实际处于无人开发的荒芜状态。这不仅影响到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使俄罗斯开始担忧自己对远东地区的控制。十多年前普京就曾告诫远东地区的俄罗斯政府官员：“如果再不采取实际措施发展远东，那么再过几十年后远东的俄罗斯人口也许将只会说中国话、日本话和韩国话了”。
人口问题由此成为俄罗斯政府迫切希望解决的重大课题。一般来说实现人口增长无非接纳移民与鼓励生育两种途径。从民族特性而言：俄罗斯并非一个移民型国家，缺乏大规模接纳移民的传统。因此鼓励生育就成为俄罗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种相对现实的方法。在2002年之前俄罗斯的法定婚龄是男性18岁、女性16岁，这与多数欧洲国家并没太大区别，法国、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定婚龄大多与此相近。
从2002年起俄罗斯重新修订了《联邦家庭法》：将法定婚龄调低到14岁。一开始这一政策仅在少数地区执行，然而在俄罗斯人口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多数俄罗斯联邦主体都已逐渐开始执行法定婚龄14周岁的政策。尽管俄罗斯将法定婚龄降低到了14周岁，真正在14周岁结婚的俄罗斯少男少女并不多。毕竟14周岁男女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也没有独立经济基础。
所以俄罗斯法定婚龄的下调只是说承认14周岁以上的男女公民结成合法的婚姻关系，可实际上一满十四岁就结婚的人少之又少。法定婚龄修改至今俄罗斯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尽管一度曾有所改善，但总体上并没得到根本的扭转。看来俄罗斯所需要做的并不仅仅只是把法定婚龄降低，恐怕更重要的还是要对适龄生育群体做深入宣传，让他们改变传统生育观念，多生育孩子为国家做贡献。
另外相关的社会福利保障措施要落实到位，让人们真正敢生敢养，否则一群身体和心智尚不成熟的少男爸爸、少女妈妈自己都还是孩子怎么照顾孩子呢？这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年的新冠疫情使俄罗斯本已严峻的人口问题进一步雪上加霜。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俄罗斯人口锐减26万人左右；死亡率较去年同期激增3.1%，出生率则下滑5.4%。
目前俄罗斯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已突破154万。这其中有26000多人已死亡，有接近116万人已治愈出院，仍有30多万人正在接受治疗。如今俄罗斯累计确诊病例数量在全球212个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中仅次于美国、印度和巴西。尽管俄罗斯的死亡病例比起其他三个疫情大爆发的国家少得多，然而疫情的大爆发仍对本已严峻的俄罗斯人口问题进一步加剧。
目前俄罗斯为缓解日趋严峻的人口危机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在今年初俄罗斯疫情尚未爆发时普京就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鼓励生育。他希望到2024年人口出生率从现在的1.5提高到1.7。俄联邦劳动部此前的消息显示：自2020年起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每月获得的补助将提升至12000卢布（约1300元人民币），提升幅度约为7.1%，补助时间也延长至3年。
俄联邦劳动部部长表示：“2020年俄罗斯政府将拨款5279亿卢布（约合584亿元）用于支持生育，相较2019年增加24.3%”。10月12日俄罗斯社会组织“母亲委员会”则呼吁用开征“无子女税”的方式缓解人口危机。该组织表示：对那些拒绝生育者征税建议每月缴纳300~500卢布（约合27~45元人民币），不过对那些因医学原因而无法生育者则不予征税。
上述消息随即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争议。反对方表示：一些年轻夫妻因经济问题推迟生育，对其征税反而加剧了他们的家庭负担，更加要不起孩子的现实势必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必须扩大年轻家庭福利待遇的范围，而且疫情期间也不是征税的最佳时机。”此外俄罗斯政府近期正准备通过改革移民法、放宽获取俄罗斯国籍的限制等措施鼓励外国移民入籍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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