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汤”和“粥”
方言带来的难堪和兴趣
1966年，笔者第一次去北京。在一家大众饭店，一位负责卖汤的姑娘身边，摆着几只盛有不同汤类的大铁桶。我指着一个桶用“开封普通话”对她说：“我买一碗大米汤”，一连说了两三遍，这位大姐竟然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后来的顾客买完都先我离开了，我有点纳闷，就改用带有礼貌用语的严厉口气，一字一板地说：“请您给盛一碗大米汤!”谁知她瞟了一眼我所指的饭桶，也一字一板地说：“那不是汤!是粥!”口气既高傲又轻蔑，好像是在认真教训一个无知的孩子。我脸一热，只好改口，身旁另一位顾客都笑了。我端着碗，看着里边漂着的两三片红枣片，喝着那稀得一碗里数都能数过来的大米花儿，这是一碗让人难忘的“粥”。
分明是汤，为什么非说是粥呢?回到开封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字典、查词典。工具书的回答是权威的，也更加深了我的不服气。一是在“汤”字的注释中，专门列有“米汤”一词条。二是在“粥”字的注释中，指出“谷类熬制的半流质食品”称为“粥”。也就是说，汤是稀的、流质食品；粥必须是稠的、半流质食品。在开封话中，“汤”和“粥”就有这样的区别。开封人不是没有喝过粥，像腊八粥、八宝粥。北京话显然是不分稀稠，都笼统称为“粥”，这种北京方言词汇的粗放表明，北京话确实并不等于普通话。普通话教材告诉我们：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民族的共同语、我国国家通用语言。
二、“俺”和“中”
开封人不该自卑应自豪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人口大省河南，在全国人眼里的形象是“土”、是“穷”。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小品这一文艺形式的火爆和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走红，一个时期以来，河南人、河南话经过歪曲和夸张的“艺术加工”，常常成了二者哗众取宠的必需。小品舞台上河南小保姆角色，似乎集中了所有河南人的优劣。名嘴口中变了味、走了调的豫剧道白腔，被误认为就是河南的乡音。
“俺”与“中”，便是两个十分典型的话例。无论是明星走穴，或是主持人客串；无论想和河南人套近乎，还是要拿河南人开玩笑，都会运用“俺”与“中”，那语音总要拖得很长，音调总要捏得很花。给人的印象和感觉，包括河南人在内，都会感到很土、很俗、很矮。一种不好言状的自卑感在河南人心中油然而生，开封人当然也不例外，因为“俺”与“中”就是开封话中的典型代表。其实，我们不该自卑，而应自豪。为什么呢?
先说“俺”。这是开封话、河南话中常用的人称代词，这种第一人称的说法应该始自北宋。宋代以前晋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虽收有“俺”字，但所注字义为“大”，与开封话中的“俺”毫不沾边，且读音不同。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人物却常以“俺”来称自我。例如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又例如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中：“杨志叫道：街坊邻舍都是证见。杨志无盘缠，自卖这口刀。这个泼皮强夺洒家的刀，又把俺打。”为什么开封人读水浒倍感亲切，许多故事发生地在开封是个原因，水浒的语言几乎就是开封话也是个原因。只不过许多人没有在意罢了。读着名著里水浒好汉们口中的“俺”字，你绝不会有“河南小保姆”那种矮人三分的感觉，也绝对不会有低档主持人那种卖弄娇饰之感。
再说“中”。这是开封话、河南话常用于作肯定性质的形容词，表示“行、好、美、成、能、可以”等，而现今推行的普通话里基本不用这种表示语，“中”字的肯定含义成了开封话、河南话的独特代表。“文革”前就十分繁荣的豫剧现代戏影响很大，唱遍全国，演员的唱白更给“中”字涂上了戏曲的乡土色彩，久而久之，在耍嘴皮的角们口里，“中”便成了他们拿河南人开涮的专用字眼。每逢闻此，笔者常有一种被取笑的感觉，不知各位同乡是否多少也有点同感，兴许卑人是过分自卑吧。一次偶然机会，读了张启焕先生的论文《略论汴洛语音的历史地位》，读后倍感振奋。原来开封话、河南话里“中”的用法，不仅“跟元曲完全一致”，而且还可追溯到宋、唐以至更早的两汉和先秦。张启焕先生广征博引的例证，分别取自《战国策·齐策二》、《论语·子路》、《史记·外戚世家》等。典型的例证告诉我们，原来开封话、河南话“中”字的这个用法，源自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并不是近代开封人、河南人的发明。只不过代代相传，为开封话、河南话所继承。相信正派的角们如有幸读了张启焕先生的论文，一定会肃然起敬，今后口里的“中”字，将会给人一种昂首挺胸的自豪感。不知不为错，知道了，谁还会拿老祖宗的言语当儿戏呢？
三、“日头”和“茅司”
开封话既有继承也在吐故纳新
天下的方言是四方音异、八面言殊，真可谓声韵蜂出、各有土风。开封话当然也自有其粗犷土俗的一面。方言之间的差异分词汇和语音两类。现今开封话在词汇方面所具有的不同，要不是语言长久传承中的变化，要不是继承保留了古语的词汇，总之是地域文化所致，尽显中原文明的文脉与特色。
今天“老开封”口中一个很独特的词——“虫蚁”，就是一个典型的古语词汇，普通话和其他方言中基本都不使用了。虫蚁指的是两类东西，一类是八哥、鹦鹉、百灵等人工喂养的鸟类，一类是蛐蛐儿(蟋蟀)、蚰子(蝈蝈)等人工喂养的虫类，二者共同之处都是人之玩物，而且历史久远、影响甚广。其品种、其喂养、其玩法、其打斗等皆很讲究，极富情趣，颇具文化。《东京梦华录》卷之三中就有“买虫蚁”、卷之五中有“弄虫蚁”之说。开封自古以来就是玩物之地，休闲之城，北宋时期又是京华之地，养鸟玩虫之风更盛。“虫蚁”这个独特的古语词在开封话中未被淘汰一直保留下来，实在是爱好使然、耐人寻味。开封话把蝙蝠称为“燕(檐)面蝴儿”、把蝉称为“马脊尿(鸟)儿”，细琢磨起来，也都颇有意味。
开封话把额头称为“眉过头”，把聊天称为“喷空儿”，把小便称为“尿泡”，把说话声音大、缺乏涵养称为“咋呼”，把为人处事有点差劲儿或不老练称为“次毛”，凡此种种，虽略嫌粗俗，却是开封这块古老的热土所蕴含的乡情俗风。
人类的语言，古今中外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改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开封方言当然也在不断地变、不断地改，它在保持固有的特异、保留乡情、乡音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量地吸收着新的音韵和词汇，同时淘汰不少陈旧、古涩、不能反映新情况、新事物的老词、老话。
像“老开封”把太阳称为“日头”，把太阳晒着的地方称为“日头地儿”，随着教育的普及，开封人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如今称太阳为“日头”的人越来越少了。学校教育对各地方言词汇的影响十分巨大，开封话中的“日头”变为“太阳”，学校教育的影响是主要因素。许多自然事物、科技名词的方言用语标准化，学校教育是一大趋因。
从“茅司”、“茅房”，到“厕所”、“公厕”，再到“卫生间”、“洗手间”，开封话中关于人类方便之地的称谓的改变，倒主要不是学校教育所至，而是生活中事物的环境、条件、功能等的变化所引起的。身处那一尘不染、气味芬香的环境，使用那洁净舒适的坐便器和样式新颖的面盆、自动烘干器……有几个开封人还会再称之为“茅司”或者“厕所”呢。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知识水平的提高，对语言各个方面的
影响都至大至深。
由于开封方言的历史地位和其中原官话代表的属性，上面所说的那一大类古代文艺作品，对开封的方言都格外垂青。从宋代话本到元代杂剧，从宋词到元曲，直至明清小说，那诸多名著中，你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多多少少总有开封话缭绕其中。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可以说是古代小说艺术的巅峰之作，书中就不乏典型的开封方言。例如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这门子道：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俱有照应的”，还是这一回中，“门子道：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其模样虽然出脱得齐整好些”，又如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中，“贾母向王夫人等说道：素日我不说，一则怕逞了凤丫头的脸，二则众人不伏。”这门子口中的“照应”、“单管”、“齐整”，贾母口中的“逞脸”，都是地地道道开封方言的用语。这该如何解释呢?最近笔者从互联网上看到任侠家、任祖怡、任祖昊三位先生所写的《名著与方言》一文，算是有了明确的答案。文中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用余西古镇方言(金陵官话)写成，余西方言渊源于北宋末年以开封方言为代表的中原方言。”这又是为什么呢?三位先生的文中说：“此乃历代人口流动所致。”这里所指的“人口流动”，很显然主要就是金兵战胜北宋后，所发生的赵氏王朝战败亡命的南逃。加上金兵武力胁迫的北迁，北宋末年开封东京文明向北向南两个方向的被迫大流动，对这一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影响都极其深远。开封方言对北方燕京官话的影响，对南方金陵官话的影响，只是在语言方面的体现。可以说，开封方言历史上在全国范围的影响之大，在诸多古典名著中有所反映，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历史新时期文艺的百花园中精彩纷呈，方言在近些年成了电影艺术的一个创意手法。特色十足的方言赋予电影一种独特的风格，能引起观众的注目，产生相当的轰动效应。开封方言电影《鸡犬不宁》是我国新一代著名导演陈大明的一部力作，一时畅映全国，特别是在北方地区票房成绩更好。在第九届巴西利亚国际电影节上凭此片他获得最佳导演奖。李灌洪执导的开封方言电影《走四方》也有相当的影响。不久前河南话剧院隆重推出的开封方言话剧《宣和画院》更是汴味十足，具有十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历史厚重感。
为什么现代影视剧也垂青开封方言呢?这大概是因为——随着世代的传承，岁月的濡润，开封方言越发显得方音纯正、清灵顺耳，并且极具历史积淀、市井韵味、故土乡情吧。对开封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七朝古都，你要品读出个中滋味，不妨留意一下她的方言，也就是开封话，那会是另一种“读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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