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起民国作家的书，总是觉得文字上有些怪怪的，不是很顺畅。也许是那时候的白话文正出于再造时期，很多用法还未约定俗成，所以每个人都有些独创。比如鲁迅文章里就用“伊”当做“她”。还有去吧写成“去罢”，总给人一种“罢了罢了”的无奈感，导致现在的人如要装X，还得把“吧”写成“罢”。
不是不好，总归给人一种停顿感，要停下来想想是什么意思。读书节奏对不上，感觉就不够爽快。不过有一个民国作家的文字直到今天读起来也很流利，那就是萧红。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算做“超越时代”局限？
萧红
文字的原点
听到萧红的名字很早，因为很有名。大学时候，我们的老师为了提升授课效果，经常提起她和鲁迅的一些往事，甚至于八卦。反到是文学本身，谈的较少。这直接导致了第一次读她书的时候，缺乏心理准备，有种被一巴掌掀翻到地上的幻觉。
初读《呼兰河传》时惊为天人。不到五页，马上想起了一句话：美是无用的、具象的、形式的、纯粹的。《呼兰河传》里没有政治坐标、没有哲学思辨、没有炫技、没有为民请愿（这点和上课教的不一样）、没有感情喷薄而出、甚至语言逻辑也不是很清楚。她到底在写什么呢？如果从文字的“功用”画一个坐标轴，她的文字可能就是那个原点吧。
《呼兰河传》插图
随着时间的流逝，“功用”的文字逐渐乏力。《呼兰河传》因为历史上一度被忽视，但如今历久弥坚。记忆很深的是，里面经常用习惯和家常的口吻来描写一些极度悲哀的事情，好像这是可以在茶余饭后讨论的“佐料”话题。即使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也是生活波浪的正常起伏。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呼兰河传》最后一章
用悲凉已经不够形容了，只能称为怆然。《亚洲周刊》颁布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里面，《呼兰河传》排名第九。很多人觉得太高，但我觉得无不妥。
图文版《呼兰河传》节选
也许是看书太少，之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文字。后来有一次在网上读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小学生写的所谓的“最悲伤作文”，我一下就想起了《呼兰河传》，两者气氛很像。
第二天早上，妈妈起不来，样子很难受。我赶紧叫打工刚回家的叔叔，把妈妈送到镇上。
第三天早上，我去医院看妈妈，她还没有醒。我轻轻地给她洗手，她醒了。
妈妈拉着我的手，叫我的小名：“妹妹，妈妈想回家。”
我问：“为什么了？”
“这里不舒服，还是家里舒服。”
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
通篇流水账，但力量惊人。哎，我是多么爱流水账呀，可小学老师总让我们不要这么做。
萧红其人
看了《呼兰河传》，一堆情绪在胸口打转，怎么也出不去。于是就找来萧红的生平看看。一看，嚯够传奇，难怪这些年已经拍了两部电影了。一部是许鞍华的《黄金时代》，一部是霍建起的《萧红》。
《黄金时代》看完，第一感觉就是许鞍华够狠。居然找演员来扮萧红的好友，对着镜头说着和萧红有关的回忆，就这样一个镜头一直说一直说很久。话句话说，用故事片来演一个纪录片，戏中戏中戏。虽说这样有文学性又不失传奇色彩，但代价似乎有点大。
后来看了霍建起的《萧红》，再结合萧红的生平一看，发现了许鞍华的用意。此人的经历太奇异，如果用传统的故事片套路，看起来未免太不符合逻辑，理解上容易造成障碍。为了把这层“尬”藏起来，得蒙上几层纱才行。
许鞍华《黄金时代》里的萧红和萧军
看看萧红生平。为了逃婚离家出走，又和没过门的未婚夫同居；怀着未婚夫的孩子和萧军同居；孩子出生直接送人；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端木蕻良；萧军的孩子生下来莫名其妙就死了；最后在战争逃难中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失误手术加速了死亡。
三个字概括，一团糟。所以霍建起老老实实按照故事片拍的《萧红》，里面的主角未免有些流氓气，不如文字可爱。
霍建起《萧红》剧照
萧红的很多行为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尤其出名以后，完全可以自食其力了。她还非要依靠着一个男人才有生活的底气。这发生在因为追求自由而很早离家的女性身上，令人气馁。
但我感觉，她可能并非不明是非，而是无力选择，总是输给习惯。对于某些敏感柔软的灵魂而言，画地为牢比真的牢笼还坚硬。一个妻子的身份，或许这才叫活着吧，已经无关自由了。萧红自始至终是一个普通人，对走出舒适区有着无比的恐惧，但在舒适区里又有无比的自由。犹犹豫豫、反反复复，这种性格酿成了她早逝的悲剧，却也成就了萧红的文风。
如果是一个坚定的女战士，萧红就成丁玲了。《呼兰河传》或许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了。可能这种孩童式的反复任性和不计后果，有助于萧红摸到那种“文字的原点”。萧红的作品，承载的是一个复杂、纤细面孔，无论何时去翻读，总有些新鲜的血液会渗出。有生之年能看到这样的文字，真是颇感幸运的。
文/陈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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