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浦友悟还在晚清北洋政府交通部任职。就在这一年，浦家迎来了第一个千金浦洁修。在之后的11年间，蒲家又相继增添了浦熙修、浦安修两位千金，浦友悟一家也从嘉定迁到了北平。
跟随浦友悟东奔西跑的一家人，日子过得只算是清茶淡饭常伴，收入更是只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更何况是支撑三姐妹的学业。
加之，深受陈旧思想腐蚀的浦友悟，坚信女子读书无用地观念，让三姐妹的求学之路又增添了更多的艰难。
而三姐妹的命运随着大姐浦洁修的长大慢慢发生了变化，最终三姐妹不仅都考上了自己理想地大学，还成为了和“宋氏三姐妹”一样享誉盛名的“浦氏三姐妹”。
榜样大姐浦洁修从小就坚韧好学，愿意尝试接受新思想。但她知道父母并不支持自己读书，于是在读完高中就听从父母的安排，毕业后选择在一所小学任教。
任教期间，一直受科教兴国思想影响的浦洁修，依然坚持寻找着求学之路。
当得知可以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公费生时，她兴奋不已，深知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也知道，如果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定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为了能够安心地备考，浦洁修选择了隐瞒。直至最终成功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浦家父母才得知大女儿一直在偷偷瞒着家里备考大学。
由于考取的是公费名额，父母也不好说什么。加之就在北平读书，无需前往外地，也只得支持浦洁修继续攻读大学。
虽然是公费名额，但在校期间的生活费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能够让父母继续支持自己的求学报国之路，浦洁修只得自己咬牙解决这一切。
于是她一边在大学里的探索科学的奥秘，寻求报国之路；一边继续自己的任教，从而解决生活问题。
大学毕业后，浦家再生变故。母亲不堪病痛折磨离开了人世，父亲又因工作的调动不得不前往南京。
就这样，抚养照顾家中弟弟妹妹责任落在了浦洁修身上。
艰难的时候，浦洁修不仅要同时在三、四所学校同时任教，还要回家照看好弟弟妹妹们。
即便如此，她还是攒下了出国留学的钱。
1932年，安顿好家人后，浦洁修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远渡重洋来到了德国。在这里，她遇到了和她有同样报国之心的杜春宴。就这样，两人走到了一起，结下了白首之盟。
1937年，拿到特许工程师证的浦洁修和已是博士的丈夫回到了国内。学有所成的两人，怀揣着报效祖国的热切之情，投身到了工作岗位中。
回到国内后，浦洁修先在北平中国学院任化学系主任、教授。“七·七事变”爆发后，又辗转来到了重庆，在武昌中华大学执教，并积极参加“东北救亡会”，为抗战前线研制所需物资。
与此同时，浦洁修对当时时局的情况有着清晰的认知，利用自己合法的身份，掩护了一些我党人士撤离到解放区、香港等地。更是不顾个人的安危，将我党的一些宣传刊物秘密放在家中。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在中共南方局妇委会的领导下，浦洁修积极地投身到争取自由、平等的妇女的解放运动中。并跟随宋庆龄、邓颖超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并当选为理事。
在重庆期间，浦洁修摆脱陈旧思想的束缚，她认为家国大义不仅仅是男人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中国妇女的责任。
为了早日赶走日本侵略者，她积极参与组织重庆各界妇女开展反对内战、坚持抗战、争取民主和妇女权益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在家国大义面前，浦洁修真正成长成了一名战士。
1945年8月，重庆国共和谈期间，对浦洁修早有耳闻的伟人，亲自接见了她。
亲耳聆听伟人的讲话，让浦洁修深受鼓舞，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1946年，浦洁修再次回到了北平，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后，她将这几年所能把控的企业、资金尽数、完好地上交给了国家。保存了她力所能及的民族工业基础，避免了国民党撤离前的迫害。
1949年新中国成立，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成了她最大的心愿。
周总理在得知情况后，给出了很中肯的建议，表示从统一战线的工作大局考虑，建议她还是留在党外，在民主党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面对周总理中肯的建议，浦洁修也是欣然地接受，在中国民主建国会陪伴我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期间，她兢兢业业地做好民建工作，在北京妇联副主席、北京市粮食局局长、数届人大代表等重要职位上贡献者她的生命。
直至1991年，已是84岁高龄的浦洁修在病床上再次上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见证了她半个多世纪的赤子之心，让人无不动容，她的夙愿也得以实现。
坐过班房的女记者而比大姐仅小三岁的浦熙修可以说是受大姐影响最深的人，虽然父亲曾经明确表示过只会供读她到初中毕业，但她依然坚持读到了上京华美术专科学校。
后来同大姐一样，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并获得了免食宿的名额。
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后就嫁给了丈夫袁子英，3年后又随丈夫迁居到了南京。
来到南京后，受过高等教育的她，懂得妇女要想真正地获得解放，就必须经济上独立，于是积极地寻求工作机会，投考了一家地产公司。
虽然面试碰壁，没能成功入职地产公司，但面试经理看中了她的文笔，还是将她推荐给了《新民报》的社长陈铭德。
于是浦熙修进报社成为了一名广告发行员，经过长期的摩打，才华渐渐得到社长的赏识。
在正式成为一名记者后，她几乎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热情。
她认为，“一个记者的条件 ,除了基本的知识外 ,需要有热情 、良心 、正义感, 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她不仅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
抗日战争爆发时，浦熙修跟随《新民报》一同迁往了重庆。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香港也岌岌可危，许多进步人士想买一张香港的机票都十分困难。
但她发现国民党财务部长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却乘专机飞抵重庆，飞机上不仅没有搭乘其他人员，反而是装满了孔祥熙在香港家中的细软，陪着宋霭龄下飞机的尽然还有一只洋狗。
浦熙修看到眼前的一幕，难以压抑内心的怒火，决心要将国民党高层这一丑陋的嘴脸展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与浦熙修一同前往拍下这一幕的还有《大公报》的女记者彭子冈，回去后，二人都决定将这一事件写成新闻登报发行。
但《大公报》方面刚发行的报纸，很快就被国民政府察觉，一清而空。
灵机一动下，浦熙修想到了办法，将整个事件化整为零，分别以三条简讯发布在了《新民报》上。
结果呈现在《新民报》上的三条简讯分别报道的是，“第一条，报道宋蔼龄由港抵渝。第二条，王云五到机场接眷失望而归 。第三条，重庆街头出现了吃牛奶的洋狗。”
《新民报》上短短的三条简讯，在山城引起街谈巷议 ,群情愤慨。自此，浦熙修以文风泼辣活泼闻名。
1944年，浦熙修加入民盟组织后，文风立场更加的明确、犀利。在1946年举行旧政治协商会议时，她不仅组织各方的记者采访，还亲自访问了全体38名政协代表。并以简练、明确立场的文章，准确地传达了各方代表的真实意向。
周总理在与 《新华日报》人员谈话时，对浦熙修的工作作风做出了高度赞扬，还特别赞扬她那股锲而不舍的钻劲，要求记者向她学习。
就在旧政治协商会议举行期间，时年36岁的浦熙修才正式接触到时年50岁的民盟会负责人罗隆基在相处期间被其才华深深折服，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在重庆的七年时间，是浦熙修记者生涯的高光时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与我党结下了深刻的友谊。加之妹妹和妹夫的原因，她对我党有了更加真实、深刻的认知。
1946年，浦熙修再次跟随《新民报》迁回了南京。回到南京后，已是采访部主任的她，继续以笔做枪，抨击着腐朽不堪的国民政府。
但好景不长，一次伸张正义真实揭露国民政府暴虐罪行的报道，将她送进了监狱。
就在同年的5月 20日，国民政府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方式，义愤填膺的浦熙修带领几名记者真实采访了解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并以整版篇幅刊出了这一事件的长篇报道。
《新民报》的报道，当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一报道，令南京政府如鲠在喉。
事后不久，《新民报》就被勒令停刊，浦熙修的处境也非常危险。有人劝她可以联系妹妹逃到解放区避难，但被她拒绝了，她说：“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 ,我如果去解放区 , 就看不到反动派死亡前的社会相了 。”
之后她开始为香港《文汇报》编写文章，写了《金圆券的内幕》等通讯。
1948年11月的一个深夜，就在她写完《南京政府的最后净扎》一文时, 就被闯进屋来的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
她先被关押在南京卫戍总部看守所，继而送宪兵司令部，最后转到国防部保密局特刑厅关押。直至蒋介石佯称下野, 李宗仁求和，以释放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 又经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出面保释，才重获自由。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周总理被一个熟悉的身影吸引，当即走上前去与她交谈。
在大典上让周总理如此重视的人正是浦熙修，周总理不仅关心她的生活、工作情况，还在看到主席阔步走来时，牵起她的手走向主席，并向主席介绍起她。
当得知她就是浦熙修女士时，主席眼睛亮堂了起来说：“哦，你就是那位坐过班房的记者！”让浦熙修没想到的是，天翻地覆的时代伟人尽然还知道自己的那些事。
浦熙修在天安门的城楼上，难以抑制自己激动、兴奋的情绪。在这里，她见到了一直想采访没能采访到的那些时代的缔造者，其中还包括她那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妹夫。
元帅身后的女人与二姐相比，浦安修要小上许多，整整长她11岁的大姐，陪伴她的时间要远多于父母的陪伴。
深受姐姐们的影响，让天资聪颖的浦安修早早的就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浦安修和姐姐们同样心怀家国大义，不同的是，在她17岁时就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并在1936年，年仅18岁时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浦安修在加入我党后一直从事着地下工作。还是学生的她，并不畏惧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反而是一次次圆满的完成组织交给她的任务。
大学毕业后，浦安修就已经是一位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战士，组织上对她能力给出了高度的认可，也为她准备了新的任务。
1938年4月，浦安修奉命抵达延安，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位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人。
原来，在浦安修一行人抵达延安后，就被前来迎接的陈赓给盯上了。为了早日解决彭老总的个人问题，陈赓便把主意打到了这群姑娘身上。
为了能逼彭老总就范，陈赓就拿伟人的话压他，并设计让他与浦安修接触。两人就这样在陈赓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
1939年，浦安修跟随彭老总从延安东进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这里她与彭老总一直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一直到1943年。
浦安修回忆这段时间婚姻生活时说到：“那时候，我们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我只有星期六才到他那去，见他总是过着和战士们一样的生活，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同志劝他把生活搞好一点，他不听，大家就委托我去劝他，他也不听，还说‘大家的生活都好了，我的生活自然也就好了，现在艰苦，条件不允许。’他批评了我，但我更了解他的为人，也更爱他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劝过他……”
直到全国解放后，浦安修才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彭老总身边。但这样和平安定的时间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彭老总再次赶往前线，同美帝领导的“联合国军”作战。让一颗心系丈夫的心，刚刚落下再次悬了起来。
1952年，国家组织赴朝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浦安修有幸能在其中。
终于能见到丈夫，浦安修内心欣喜不已。但不曾想，丈夫见到自己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来干什么？你这个司令员的老婆来了，一百万志愿军指战员的老婆怎么办？”
简单的几句话，让本来满是欣喜的浦安修委屈的落下泪来。浦安修回忆时说：“结婚之后，这些年，夫妻是离多合少。但是，我深深地爱着他。”
即便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因为种种原因，浦安修也没能时常陪在丈夫身边，她只想照顾好家中的一切，默默地站在丈夫的身后。
在那个动荡莫测的年代，陈旧的思想蒙蔽了中国大多数的女性。在万千腐朽思想的束缚下，勇于挣脱枷锁的浦氏三姐妹更加值得人们的尊敬。
能够拥有同浦氏三姐妹一样的时代妇女，是国之幸！
参考资料：
浦洁修——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网
民盟女记者浦熙修——公民导刊2012-12
彭德怀浦安修风雨情感路——党史博采2003-3
此生苍茫-关于浦熙修——文思精华-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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